2024年9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六个现代化”，高度契合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非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此，在本次峰会上，中方提出了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中国承诺包括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合作示范区、向非方提供无偿军事援助、为非方培训军队人才和警务执法人员、邀请非洲青年军官访华等一揽子行动计划。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面对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中国对非政策提出新举措，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新动能，对中非合作、“全球南方”甚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时空方位

　　“全球南方”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全球南方”是一个政治经济范畴，特指那些在经济上没有完成国内现代化、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自主但没有与北方国家建立地缘政治国际联盟关系的国家，泛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根据这一定义，非洲是“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现代化面临着独特的时空方位，需要选择一条适当的现代化道路。

　　从时间方位来看，与北方国家现代化处于大航海运动兴起后世界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且智能革命日新月异的历史阶段，承担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使命。现代化是一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大多数北方国家的现代化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深刻“大转型”过程，推动这一“大转型”的客观物质力量最主要来自大航海运动兴起后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其中，工业革命推动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市场经济则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圈助力了工业文明的进程。工业革命首先起源于英国，随后波及欧洲大陆、北美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大多数北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受惠于工业革命，而且在世界上引领工业革命，是一种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始终扮演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主角。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扮演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正处于工业革命后智能革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从一开始就处于追赶北方国家的落后地位，其现代化始终被笼罩在北方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比较优势压力之下，其现代化的动力一直来自外部。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殖民体系中独立出来后，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北方国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压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权益，争取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始终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无法绕开的历史使命。

　　从空间方位来看，与北方国家现代化置身于西升东降的空间结构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置身于东升西降的空间结构，存在着差异迥然的机会空间。近代以来，北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欧美列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集体性崛起的进程，其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呈现为西升东降的空间结构。相比近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迅速壮大的船坚炮利和工业文明成就，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文化底蕴的大清王朝、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亚洲老牌帝国和一直徘徊于部落社会的广大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面临着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是一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的历史，“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则并不具备北方国家那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尽管从长远来看以新兴市场国家引领的现代化处于东升西降的态势，但“全球南方”国家却置身于力量对比变化的中间地带，既存在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内部集体性崛起的难得机会，也面临来自北方国家不公正全球治理体系的严峻挑战，“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受到某些国家霸权主义、霸凌行为和专横态度的影响，因此始终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压力，如何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是“全球南方”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问题与挑战来看，与北方国家现代化面临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资本与劳动、本土与全球等复杂矛盾挑战。近代以来，北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课题主要是处理封建贵族与工商贵族之间的矛盾。在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推动下，一大批工商贵族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他们与从封建庄园中逃脱出来的农奴相结合，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内在地要求从土地贵族那里获得土地，在政治上要求推翻土地贵族和封建君主的统治，确立资本的共和国。这一政治要求最初采取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逐步发展为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演变为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世界战争。其中，英国现代化采取工商贵族与土地贵族“伟大妥协”的缓和方式，法国采取了更为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方式，德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美国采取了摆脱宗主国地位的独立战争方式。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北方国家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则更为复杂，不仅面临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任务，也面临着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任务，还面临着资本与劳动、本土与全球等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国内社会中的资本与劳动的社会关系矛盾，也面临着本土与全球的民族关系矛盾，而且两者之间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如何实现既加快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历史课题。

　　和平安全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如何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没有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没有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不仅“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无从谈起，而且连实现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无法实现。与北方国家在历史上选择的殖民掠夺和冲突战争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一条和平安全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空方位下，“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走一条和平安全的现代化之路。和平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实现一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第一，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创造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源。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亨廷顿悖论”，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现代化意味着既有利益结构被打破，在前现代化阶段被规范在特定秩序中的行为体抓住了内在或外在的机遇突破了既有的秩序，这是推动一个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源，在这一行为体尚未在新秩序中找到稳定的位置前，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一不稳定的状态要么因为没有及时进行有效的制度化而在街头滋生社会不稳定的“外爆”，要么因为政治参与过载而在议会、内阁、法院等体制内过程造成“内爆”。亨廷顿、詹姆斯·乔宁·戴维斯（James Chowning Davies）、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均遭遇了政治参与扩大导致的政治不稳定压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采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政治革命和殖民战争等释放了这一不稳定压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但在现代化的动力源上基本上一直受制于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除了极少数拉美国家、东亚国家和中东产油国等十几个国家或者凭借先天的优势资源条件，或者凭借积极的产业政策，找到了现代化的动力源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缺乏强大的内部动力源。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表明，对于亚洲、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和保持自身独立性是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体两面，只有立足自身实际，独立自主地找到现代化的动力源，才能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片面依靠外部条件和国际援助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

　　第二，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没有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什么事都办不成。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传统安全和稳定的压力主要来自宗主国的外部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这些国家从宗主国的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但其原宗主国仍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是这些国家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同时，一些域外大国仍然采取形形色色的干涉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历史恩怨、族群矛盾和教派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制约“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重重障碍。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坚持主权原则，加强能力建设，反对强权政治和外部干涉，维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内环境，是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全球南方”国家，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和现代化主体地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外部干涉，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夯实国内社会稳定的基础，为推动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

　　第三，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维护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没有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自身现代化进程也很难持续。历史上，帝国主义为争夺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殖民战争，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卷入浩劫之中。二战结束后，处于冷战对峙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制造“代理人战争”，成为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发展鸿沟”，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捍卫自身合法利益和正当权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而奋斗。只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维护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实现自身现代化才有可靠的保证。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方位，“全球南方”必须携手推进和平与安全的现代化，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个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开辟一条“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

　　中非携手开辟和平安全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和非洲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相似的发展挑战，过去一直是协同奋斗的命运共同体。追求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是中非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权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已经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面向未来，以中非合作为引领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非应携手开辟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实施路径。具体来说，中非双方应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坚持交流互鉴，形成和平安全的共同观念。中国和非洲都是人口超大规模的社会，2023年中国人口规模达到14.1亿，非洲人口规模也达到14.6亿，中国与非洲各自人口规模均超过了现有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和，承载着全世界1/3以上人口的现代化，具有类似的历史遭遇和现代化挑战。同时，中国和非洲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双方彼此各有优势，完全可以交流互鉴。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指出，“我们愿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开展全球安全倡议先期合作。”中国和非洲应坚持交流互鉴，通过推进治国理政的交流，形成共同的现代化观念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发展观、安全观、治理观和文明观，共同引领“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坚持标本兼治，推进共建共治的安全体系。“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发展体系，也是一个安全体系，需要夯实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中国与非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国际安全治理上，中非应深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反对霸权霸凌霸道，相互支持对方捍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合作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局面。在国内安全治理上，中非应加强安全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安全治理经验，完善安全治理体系，夯实国家安全的堤坝。因此，中非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合作应对国际社会的众多风险挑战，又要相互支持对方提升自主安全治理的能力，推进共建共治的安全体系，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坚持协商对话，构建责任共担的安全机制。面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杂挑战，中非应坚持责任共担，携手应对共同安全挑战。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指出，双方将在全球安全治理、维和、反恐、执法、领事、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这对于切实增进中非人民的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中国与非洲应推进各领域的风险治理和安全合作，通过协商对话，构建责任共担的安全机制，推进全球战略安全对话，完善中非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不断提升中非安全治理的层次和效率。

　　第四，坚持守望相助，提升团结互助的安全能力。面对来自国内国际的共同安全挑战，中非应聚焦安全能力建设，坚持守望相助，加强资源共享，切实提升团结互助的安全能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天然同盟军。中国已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同时作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摊款国，也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第二大摊款国，中国一直积极致力于斡旋非洲热点问题，重视支持非洲提升自主维和、维稳及反恐能力，为实现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非洲有54个联合国成员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一直是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坚定支持者，在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以及众多国际事务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展望未来，中国与非洲应持续加强和深化和平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提升国际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双边协调与安全配合，加强国家安全领域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和开发，加强和平安全科技赋能，切实增强各自自主发展和和平安全的能力。

　　总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双方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开创“全球南方”现代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原文请见《专家笔谈·中非合作提质升级：新动能、新领域与新路径》，《西亚非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