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在新加坡一所知名高等学府担任教职。今年，他的英文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并在我国出版。几个月前，他携家人来上海度假，我向他提及了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他和他的家人听闻后都感到非常欣喜。不久，他发来一条信息，向我分享了一件令人触动的事情：他购买了一本中文版的译本，赠送给刚经历手术、正在医院康复的岳母。他的岳母是新加坡的华人，只会说汉语，而我的朋友只精通英语。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一直依赖于他的妻子作为翻译。他在信息中写道：“我和妻子携手走过多年，我们的孩子也已大学毕业。如今，我的岳母终于能够通过这本中文译本，阅读我所撰写的书籍，了解我多年来的研究工作。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并深深感激你告知我这个好消息，同时也要感谢中国的译者和出版社。” 

　　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两点却令我深受触动。第一，我们往往忘记，除了国内读者，全球华语圈，尤其是海外的华裔群体，对中文出版物也有着广泛需求。例如，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裔群体中，对中文出版物的需求就广泛存在。当前中国出版的中文书籍，除了服务国内读者，还应扩展至全球华语市场。这不仅能提升中国学术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第二，对于我们这些在研究机构中工作的人，语言似乎从未构成过障碍，对我们而言，获取知识仿佛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这件小事再次提醒我，能够无障碍地接触知识，实际上是一种珍贵的“特权”。对于许多人来说，语言不仅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往往是探索新知的主要障碍。在学术界，这一现象变得日益明显。近年来，中国的翻译出版行业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学术著作翻译领域。翻译出版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同时伴随着翻译周期的紧迫性、质量控制的难度增加、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市场的萎缩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高质量学术翻译作品数量的逐渐减少。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翻译作品似乎逐渐被边缘化，不再被看作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尽管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投入，但翻译作品往往难以获得与原创作品同等的学术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随着翻译工作在学术圈的弱化，学术成果的传播途径也在逐渐变得狭窄。学术界普遍认为，许多外文学术专著主要是面向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因此翻译并非必要；然而，这种认识无形中将许多不懂外语的群体排除在外，限制了知识的传播。在我们讨论研究主题时，通常会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目标。然而，许多研究成果，却因为语言和传播平台的局限，未能与那些与研究主题最为相关的公众群体产生共鸣。

　　语言不应成为知识的障碍，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理论创新和象牙塔内的交流，更在于如何将这些创新服务于社会。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累积，而是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促进社会的变革。学术研究不仅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更应是与社会和公众的对话。通过语言与传播平台的选择，研究者可以帮助知识突破语言的壁垒，惠及更多的群体。

　　在经历了这件小事后，我和我的印尼同事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正在合作编写的一本关于中印尼关系的英文著作，将会推出印尼语译本。这将使印尼的普通大众能够在书店买到这本书，轻松阅读并理解其中的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触及更多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普通人。  

　　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揭示新的理论和知识上，更在于这些知识如何与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作为学者，我们的研究应当超越学术圈的界限，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我们每位学者都应采取行动，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开放和透明，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