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外交史是东方各民族与国家间相互交流交往的历史，充满了智慧和多彩的内容。东方外交史从古代外交圈的产生、发展一直延伸发展至今。经过多年的积淀与发展，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备，在政治、外交、经贸、人文交流、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形成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及东西方互动范式，呈现多层次、多视角的态势，研究内容丰富，体系框架充实完整。

　　东方外交史形成一个崭新的学科

　　东方外交史是国内近年蔚然兴起的一门崭新学科。2006年10月，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后，围绕着相关重大理论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进入全面探索阶段。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第一，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第二，挖掘、整理和利用本土材料资源，推动了外交史发展；第三，培养了学术队伍；第四，确立了中国的视角与史观。

　　东方外交史研究十余年中，出现了许多有深厚功力的文章，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既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还有比较研究，形成一些特色。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崭新学科，不仅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直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为我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的外交史研究更多的是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缺乏从整体区域的角度对东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整体分析和探讨。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提出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总结东方国家对外交流、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断从历史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路径

　　从界定学科研究的概念、内涵与边界范围出发，建立东方外交史学科的知识结构。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时空范围，有学者认为，在时间上以东方国家进入封建时代作为上限；地理上指地中海以东的亚洲地区，也包括埃及。有研究者提出，东方在文化上包括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区域，覆盖面广，内涵丰富而深刻，仅以东亚或亚洲的概念是无法准确表达东方这个概念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研究的地域范围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中东地区，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形成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学科研究范式。东方外交史学科关注的国家众多，区域广阔，历史文化背景复杂，故其承载着非凡而艰巨的研究任务。

　　在东方外交史研究对象上，不仅包括东方国家，还应包括相关的其他地域、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内容以外交为主，即以政府间的重大交往为重点，同时也兼顾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东方外交史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交往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促进共同进步与共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将东方外交史置于宏观历史的框架下来思考，结合政治、经济、科技、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将东西方联系起来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优绌与联系。东方外交史的体系是东方各个国家、各民族与各地区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战争与和平等活动，由它们构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东方外交史研究需要多学科配合。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东方国家对外交往的有益经验，不断从历史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学者提出，东方外交史研究应遵循五个原则：地域原则、整体原则、发展原则、联系原则和综合原则。东方外交史研究与编写须充分考虑东方国家的地域特点，将东方各国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又具有多样性的区域，从综合的视角整体把握，而非每个国家国别史的简单叠加与机械汇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东方国家对外交往发展的历史。

　　东方外交史的书写，需要学科的相互借鉴、交叉，促进跨学科研究，倡导“大学科”意识，提高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全局意识和学科交叉意识。

　　体现新世纪外交史书写的时代特征

　　长期以来，国内的外交史研究主要局限于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缺乏从整体区域的角度对东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发展进行整体分析。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应从整体上把握，体现新世纪外交史书写的时代特征。

　　从整体上把握外交史。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关联而贯通，将东方外交史与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融为一体，已经形成体系相对完整、线索比较清晰的学科体系。东方外交史学科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分析视野，突破旧的理论分析模式，从区域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视角，探讨世界历史上东方外交史进程问题”。

　　书写外交史应有宏观视野。东方外交史学科是在宏观视野下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以“大外交”的视野考察自古代至近代和现代东方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二是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探讨整个东方国家的整体发展； 三是以东方国家为研究主体，改变过去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好地把握东方国家的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四是在整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现研究的多元视野和跨学科特征，构建线索分明、自成一体的基本理论框架。

　　东方外交史研究应坚持“联系原则、整体原则、比较原则、开放性原则”，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东方外交史知识体系。东方外交史学科建设应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