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文化左派思潮。它不但在知识分子群体里颇为流行，而且具有极强的实践诉求。近30余年，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在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众多领域，美国文化左派思潮同样有着很强影响力，几近“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政治形态、思考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有必要对美国文化左派的渊源流变与基本特征有所了解。

　　美国文化左派理论探源

　　作为一种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文化思潮，美国文化左派的理论渊源之一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正如佩里·安德森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工人阶级被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进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当中，成为这一体制的受益群体。

　　而到了被美国文化左派视为重要理论导师的马尔库塞那里，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现出更为完备且成熟的政治与社会控制，各种技术手段被运用到社会运作与社会管理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工人阶级日渐丧失革命的动力，在政治与文化理念上逐渐与统治阶级合流，支持看似能让自己也过得不错的资本主义秩序。

　　因此，秉持文化左派立场的批判者们唯一能坚守的就是保持自身理论的批判性，他们的着力点也就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转变为对文化问题与哲学问题的高度关注，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秩序，强调身份、感觉、性别、族群等议题，着眼于解构“宏大叙事”与传统政治文化共同体，并对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世界体系等话题越来越缺少关注。面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他们很少展开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因此，他们偏向于关注比较便于实现自我感动的文化与认同问题，而对需要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问题愈发没有兴趣。

　　此外，马尔库塞将产生“新人类”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身上。出于对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秩序表面繁荣、实际压抑感十足的现状，以及对美国不断派兵在海外挑起战争，尤其是导致上演一幕幕人间惨剧的越南战争深感不满，美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抨击教育领域的不平等与其他制度性弊病；批判美国大搞种族主义歧视，支持黑人解放运动；抗议美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情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运动；揭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大多数美国人满足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精神与道德层面日益空虚。他们先是集会游行、发表宣言，然后罢课上街、组织抗议示威，最终越来越激烈化，走向暴力行动。在当时，这无疑是具有极强正义性的。

　　但是，由于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大多出身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衣食无忧，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消费与享乐，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社会里传统的中产阶级道德产生逆反心理，因此在生活上放浪形骸，故作惊世骇俗之举，以此来凸显自己所谓的个性，用怪异的行径来表达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批判，如此这般丝毫没能动摇美国的统治根基。

　　更有甚者，文化左派意在解构各种传统伦理道德，虽有值得同情与理解之处，但他们却并未提出一套能够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新道德、新伦理。导致在这样的“批判”之下，原先保证不同社会群体能够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的伦常准则变得支离破碎，所谓“认同政治”随之而生，社会上充满了对抗性与撕裂感。换言之，只破不立，拒绝对价值判断问题有清晰的见解，用个人感受与个人情绪替代严肃的政治思考，这其实根本难以称之为一种成熟的、自洽的革命意识形态，更不具有民胞物与式的价值追求，只会让自私之风进一步在社会蔓延，加剧社会价值观的紊乱，最终破坏大多数人长期遵循维护的伦理观念与价值系统。可在秉持文化左派的知识分子与大学生那里，如此这般方能彰显其批判立场。

　　文化左派流弊影响甚深

　　文化左派运动意在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与平等，但他们却认为在现实社会里，大多数老百姓俨然已被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洗脑。只有那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才是革命的“火车头”。他们虽然身居校园之中，却洞察世事，深谙批判理论，天然拥有成为领导者的资格。在此情形下，那些批判知识分子仿佛不是一个现代平等社会里的一员，而是中国古人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其正确性与合法性不容置疑。资本主义社会能否被摧毁，某些文化习俗是否值得保留，主要得由他们来决定。

　　其结果，本来应该不断与群众打成一片，争取更多群众支持，批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左派运动，变得越来越精英化、极端化，越来越与大多数老百姓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念不相符。施莱辛格即认为，文化左派兴起后，使传统的左翼与右翼出现了颠倒之像。即过去强调普遍性与理想主义的左翼越来越小圈子化，反而让过去强调民族利益的右翼看上去在代表多数人。更有论者颇为形象地指出：“年轻左派分子把工人阶级一笔勾销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把年轻左派分子一笔勾销了。警察和建筑工人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挥舞拳头和警棍教训这些纨绔子弟。20世纪60年代末，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所代表的政治右派，则很高兴把工人阶级从马尔库塞的垃圾堆里捡回来，收获他们的选票。”很明显，文化左派一边高喊解放的口号，一边瞧不起大多数民众，结果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也把“革命”本身给污名化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少文化左派的服膺者摇身一变，成为大学教师与政商精英，他们大搞文化批判与身份政治的同时，越来越离不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能够保证他们的精英地位，使之手握学术与媒体话语权。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展开，这类精英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精英阶层觥筹交错，坐着飞机穿梭于世界各地，出入各种高雅华丽的场所，越发和本国民众缺少联系，成为“无国籍权贵”阶层。那些旨在变革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思考，往往被他们嗤之以鼻，贬之为被建构起来的“宏大叙事”。流变至此，文化左派已然沦为政学精英用来标榜自己身份的话术，它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批判，越来越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很好看、很有个性，但却高度依赖既存的权力秩序。

　　目睹美国文化左派的流弊，理查德·罗蒂试图“发浅德之幽光”，挖掘美国的“改良左派”——那些在1900年到1964年间在美国宪制框架内努力保护弱者的主张。他认为这类主张既不同于社会主义阵营，又强调改革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常从分配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左翼传统。福山则批评带有极强文化左派色彩的身份政治刻意忽视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用文化议题消解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呼吁人们正视晚近以来各种真实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这两位学者的立场固然各具特色，但都点出了文化左派的局限性与弊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