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治理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管理国际货币体系相关问题的组织结构、体制和实践的总称，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子领域。其直接目标是解决具体的国际货币问题，最终目标是维护国际货币安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体系运行中的技术性难题、国际货币制度的低效性以及大国权力博弈导致的体系不稳定。由此，全球货币治理也面临技术、制度和权力维度的三重困境。

　　全球货币治理的技术性困境指国际货币体系在技术层面存在的逻辑矛盾，导致全球货币治理收效甚微。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导致国际货币体系长期不稳定。国际货币发行国既要满足世界的流动性需求，又要保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两者难以兼顾。在信用货币时代，美元的发行更是缺乏制度性限制，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负外部性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结构愈发固化。凭借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将调整外部失衡的成本转嫁给“外围”国家，而“外围”国家因其内在脆弱性更易于发生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国家间政治协调难度较大等因素阻碍了国际货币向单一超主权国际货币过渡，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也面临各国际货币间汇率过度波动、恶性竞争等难题。

　　其次，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及其财政赤字支撑的美元流动性难以持续，全球经济失衡更为显著且分歧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共同构成了服务其债务经济发展模式的美元国际循环路径。该路径一端是高赤字和高债务的中心国美国，另一端则是高顺差和高外汇储备的“外围”国家，两端国家间的关系极为不平等。美国滥用美元的国际货币特殊地位大幅增发债券，将自身危机转嫁给“外围”国家，不断透支的美元信用将诱发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由于短期内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很难改变，并且缺乏有效的国际货币发行约束机制，全球经济失衡难以得到根治。

　　最后，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及汇率大幅波动的现象仍未得到改善。虽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货币组织调节、国际金融市场调节等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手段，但总体而言调节效果不佳。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按照理论设想的路径自发促进国际收支调节，反而因汇率大幅波动导致国际市场更加不稳定。“外围”国家因调节手段有限被迫承受美国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预防危机的成本持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缺乏制裁措施、资金有限、提供贷款的条件较为苛刻等原因，未能承担起监督和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

　　全球货币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制度功能的有效性。现行国际货币体制在本位货币、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三个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国际货币组织的治理效率较为低下。同时，由于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国际货币制度变迁面临巨大阻力。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制度造成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度变迁，但既有货币制度仍未发生根本性变革。此后，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重大外部冲击的相对稳定期，国际货币制度变革更为缓慢。具体而言，全球货币治理的制度性困境主要体现在组织低效和体制匮乏两大方面。

　　国际货币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主要组织改革进程缓慢，治理效能低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核心支柱发挥的作用日趋下降，其在代表性及合法性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历次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暴露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和处置能力不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份额、投票权以及部门职位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资金来源不足引发的财务危机使其贷款能力受到限制。作为全球货币治理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也面临诸多挑战。成员国立场差异和观点分歧导致决议难以达成一致，非正式且不具有强制力的对话机制，使其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这些问题制约了二十国集团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

　　全球货币治理体制仍不完善。全球货币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一系列与国际货币体系运行和管理相关的规范和规则。目前，既有的全球货币治理体制远未涵盖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内容，仍有很多重要议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如在全球流动性供给、汇率安排、全球储备货币等方面尚无健全的国际体制，各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仍非常有限。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交易规模日益增长，跨国资本流动更加频繁，金融科技创新使国际监管难度不断提升，政策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全球货币治理体制建设的需求更加强烈。 

　　全球货币治理有赖于主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但随着中美关系转向，权力政治逐渐取代国际制度在国际货币秩序演进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国内政策以及大国间的政治关系，对全球货币治理过程及效果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国际货币主导国无意也无力独自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开始实施霸权护持方略，以维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拥有的国际货币权力。全球货币治理面临权力政治逻辑下的新困境。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采取的护持方略阻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自发性调整，增加了全球货币治理的难度。作为全球货币治理的主要手段和对象，国际货币制度在美元霸权护持方略的阻挠下，无法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结构。美元霸权在本位货币、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国际货币组织等方面的桎梏，使全球货币治理的目标难以达成。国际储备货币结构调整缓慢，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去美元化举措常受到美国打压，新兴货币很难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汇率制度方面，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货币秩序强调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与新兴国家的观念和实践存在较大分歧，国家间贸易和金融冲突进一步加剧。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美国利用美元循环通过发行债券向全球释放流动性，同时将调整失衡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这导致国际宏观经济失衡的自发调整难以实现。美国霸权护持方略还削弱了国际货币组织在全球货币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此外，美元霸权护持方略的反噬效应削弱了全球货币治理的有效性。美元霸权护持方略产生了巨大的国际负外部性，使“中心”国和“外围”国之间的矛盾激化，国际货币对抗加剧，国际货币体系分裂和碎片化的趋势不仅影响正常的国际货币秩序，也导致全球货币治理的有效性被大大削弱。随着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美国更频繁地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实施金融制裁，以服务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美元“武器化”极大地增加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导致全球货币治理的低效甚至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