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发展；现代国家；边缘突破；中心重构；中国复兴

　　本文作者：汪仕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问题的由来

　　政治发展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范式，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欧美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世界政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转变，数十个新国家挣脱西方殖民统治，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寻求现代化的新机遇。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力量开始向全世界渗透，为了能够在同苏联争霸的过程中占据优势，美国必须以新思路同新国家相处，进而建构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发展就是美国政治学家为适应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而提出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因此内在地蕴藏着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也就不可能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其实，美国政治学家提出政治发展概念伊始，就面临着西方中心论与庞杂的非西方经验之间的紧张。鲁恂·派伊在总结政治发展研究时就发现政治发展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概念，学术界围绕政治发展的定义提出了多达十种主张。阿尔蒙德等人则试图从政治发展涵盖议题的角度对政治发展做出界定，他认为政权建设、民族建设、民主建设、经济建设、福利建设共同构成了政治发展。由于亚非拉地区新国家并没有成熟的政治发展经验，因此美国政治学家对政治发展的解释都是以欧美国家经验为基础的。欧美国家在近三百年时间里比较从容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成为亚非拉地区新国家的模范，但是后者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如同欧美国家一样依照顺序一一完成任务，所以其经验就不可避免地同立足欧美国家经验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存在隔阂。

　　但是欧美国家的理论与亚非拉国家的经验之间的隔阂，由于共享着现代国家这种政治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由此现代国家就成为研究政治发展的立足点。鲁恂·派伊就认为，如果从历史透视政治发展，那么“现代政治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实现这种极其复杂的人类制度——现代民族国家”。阿尔蒙德等人则从现代国家角度对政治发展做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政治发展所概括的具体内容，首先是那些有能力在国内外环境中制订并执行集体目标的专门的政治行政领导部门产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兴起。其次是用以表述政党、利益集团和通讯工具这些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活动的机构的兴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来，“真正的政治发展，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表现形式的变化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发展。国家政权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可以说，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国家制度的成长，构成了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

　　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普遍建立，的确使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但是也强化了政治发展理论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其实，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就暗含着“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在亚非拉新国家纷纷建立之时，欧美国家已经是集三百年政治发展之大成的现代国家，亚非拉国家只能以欧美国家为榜样，以欧美政治模式为发展的归宿。这就意味着，政治发展其实只是亚非拉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欧美国家作为“过来人”则似乎并不存在政治发展问题，只是作为一种典范为后来者提供目标指向和经验指导。于是，“在何种条件下，稳定的、民主的政治发展才有可能出现”就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欧美国家站在了“历史终结之处”，这是西方中心论给政治发展设定的基本理论预设，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下，不仅欧美国家之外政治发展的很多重要经验被遮蔽了，而且欧美国家自身在政治发展上存在的严峻挑战也被掩盖了，于是政治发展理论的活力日益枯竭，越来越难以对世界政治提出有效的解释。

　　世界政治在21世纪初开始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为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禁锢，重新解释政治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契机。对于政治发展研究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内涵。首先，一个政治体制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东方大国，在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实现了快速发展，积累了足以推动世界政治变化的综合实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机遇。其次，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最终将由量变走向质变，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欧美国家内在困境的反映和这些困境持续发展的结果。最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长时段，“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有时也会出现重大的断裂，虽然这种机会很少”。概而论之，对于世界政治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达的深层内涵是：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东方大国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认识，只有如此才能完整理解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开创性。

　　现代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制度的成长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如果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维度来重新审视政治发展，我们就能够发现，政治发展的经验远比欧美国家所提供的丰富得多，只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蕴藏在现代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制度成长背后的丰富经验才能得到充分展现。举其要者，欧美国家本来只是处在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随着西欧率先在政治发展上实现突破，建立了现代国家，以及美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欧美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俄国虽然从属于广义的西方，但是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仍然是边缘地带，俄国革命则是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作为俄国革命的成果，苏联在政治发展突破的基础上跻身中心地带；中国在被帝国主义列强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后就处于边缘地带，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则是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开始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

　　欧美、苏联、中国的政治发展经验说明，真正的政治发展都是以“突破”作为核心特征的。突破就意味着打破常规，摆脱既定政治形式的限制，不仅摒弃旧的政治内容，而且创造新的政治内容。在政治发展上实现突破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长足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成为中心国家，同时扩大自身的长期战略收益，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分别由欧美、苏联、中国取得的政治发展上的三次突破实际上就是世界政治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世界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说明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成果、困境与变化轨迹。

　　政治发展的丰富经验在长时段历史维度中充分释放了自身蕴藏的理论含义：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过程，而是一个既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又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扩散的复合过程，并且，由于政治发展的突破往往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故而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扩散对于政治发展来说更为根本。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认为：“新兴的中心地带里所发生的变化既来源于又影响着新兴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变化也会不断融入中心并被中心发生的变化所塑造。”因此，同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不同，政治发展绝非只是边缘地带的亚非拉国家的任务，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挑战，特别是在边缘地带的国家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突破时，如果欧美国家不能将边缘地带政治发展的成果予以转化吸收，那么它们将经受国家治理难题的考验。进而论之，政治发展是世界政治的变化，集中概括了由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共同组成的世界政治变革的经验和规律。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政治发展上实现的突破使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过程更为深入，因为中国不仅将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而且将成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中心国家，这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将发生深刻转型。

　　二、现代国家形成与中心地带崛起

　　世界政治发展的首次突破发生在西欧，其表现就是以直接统治为特质的现代国家在西欧逐渐形成。现代国家在西欧出现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现代国家不断从资本主义发展中汲取资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借助现代国家开辟发展道路，于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现代国家由于在统治有效性上得到了巨大提升，相对于古代国家而言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现代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使西欧在率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力量，随着美国现代国家建立并迅速成长，欧美国家在政治发展突破的基础上从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变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而古代世界的中心地带则沦落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

　　东亚是古代世界的中心地带。古代中国从西周就开始创建大一统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诸侯争霸，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在秦汉时期基本成型。在两千多年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儒法兼收的意识形态、察举和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等大一统国家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大一统国家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根本支撑，古代中国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至晚清已逾三亿；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更取得了长足发展，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多样性的农业种植、发达的手工业以及长距离的商贸活动，使古代中国经济达到了高度繁荣状态。伊懋可指出，古代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所许可的“高水平均衡”状态。弗兰克甚至认为，东亚直到1800年之前始终是世界经济的支配力量，而中国则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成熟和完备使其难以实现政治发展的突破，最终在欧美列强的持续入侵下结束了它的荣光。

　　欧洲则处在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衰退到“黑暗状态”，封建王国、公国、自治领地、教区、采邑等将欧洲分裂成数百个政治单元，长期的战争、混乱的秩序和低效的统治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常态。然而，政治分裂和长期战争却迫使欧洲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突破。布罗代尔写道：“在保守和革新之间，欧洲选择了后者，或更确切地说，革新征服了欧洲。同欧洲相反，世界的其余地区始终在玩老把戏：刚从历史低谷走出的土耳其奥斯曼王朝重蹈土耳其塞尔柱王朝的覆辙；大莫卧儿在德里苏丹的宫中安享富贵；满洲人在打败明朝以后，继承明朝的统治方式。唯独欧洲革新了政治。”这里所谓“革新了政治”，就是指欧洲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即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是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提高统治的有效性而对国家进行的一次“重新发明”。对国家的“重新发明”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现代国家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各类封建国家，统治者在确定的疆域中掌握了最高权力，不同的现代国家之间以主权形式相互承认对方在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统治者创建了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了对疆域之内资源直接有效的控制，人口在此过程中被同质化为一个政治民族。概而论之，现代国家就是以主权为根基，借助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组织机构，在连续的确定的疆域中能够对社会进行广泛控制、对资源进行充分调动、对公共事务进行持续管理的直接统治形式。

　　直接统治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直接统治就是指，最高统治者凭借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将中间势力从统治轨道上排斥出去，从而将其统治直接建立在国民同意或者默认的基础上。霍布斯鲍姆将直接统治刻画为现代国家无孔不入的状态：“到了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近代国家更通过定期户口普查（19世纪中叶之后更加普及化），将每一个国民的基本资料详加登录，并强迫国民接受义务教育与兵员征召。它们通过庞大的基层组织及警政网络，将每一个国民的资料一一建档管理。所以，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机关管辖，尤其在国民要从一地迁徙至他处时，更能直接感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从前由教会主持的人生重大仪式，在近代国家兴起后，便一一被国家公务机关所取代……于是，政府跟每一个国民都建立起紧密关系，人民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跟国家公务息息相关，而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由于19世纪快速进展的交通与通讯革命，特别是铁路与电报系统的日新月异，即使是最偏远地区的国民，也都被紧拉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之网中。”

　　建立直接统治必须以发达的组织技术、丰富的资源以及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为条件。统治者只有掌握了发达的组织技术，才能将各种能够同自己争夺统治权的中间势力排挤掉，同样只有发达的官僚机构才能高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但是发达的官僚机构本身也将消耗掉大量资源，这就需要保障官僚机构汲取的丰富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最高统治者所掌握。战争使得上述条件逐渐出现并有效衔接，欧洲经验表明“战争制造了国家，而国家也制造了战争”。战争和准备战争催生了构成现代国家的主要政治结构。奥托·欣策指出：“古往今来，国家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外部压力，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总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战争胜负决定着国家存亡，伴随国家规模的扩张，以战争形式进行的国家竞争更趋激烈。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投入丰富的资源供养常备军，为使军队力量更有效地发挥，同时使资源得到更为充分的使用，就必须建立官僚指挥系统；而要获得丰富的资源，同样必须建立发达的官僚机构以征收赋税，为压制民众的反抗就必须建立治安机构，要缓和民众的抗争和扩大资源后备库就必须建立民事机构履行公共职能，尤其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总之，“一种新式军事组织以及为之提供财源的手段”构成现代国家形成的强劲动力，在欧洲率先实现政治发展的突破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难发现，直接统治实际上表明现代国家具有强大的能力，其统治的有效性是任何古代国家无法抗衡的。强大的统治能力为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纽带，资本主义发展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现代国家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创造和维持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埃里克·沃尔夫指出：“要启动这个生产方式，就必须先储备用于赚钱的钱，将它转化为资本，并且创造一个把自己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的劳动者阶级。在这两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国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建立了这个方式，国家就必须进一步运用其权力维持和确保国内外资本家阶级对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并且支持这个方式需要的工作和劳动纪律规范。此外，国家还必须供应这个方式需要的基本技术服务设施，如运输和通信。最后，新国家还得调停与处置其管辖区域以内相互竞争的资本家群体间的争端，也得在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中代表自己资本家群体的利益，能用外交的手法便用外交的手法，必要时也不惜一战。”资本主义本身就内在地具有扩张倾向，在现代国家提供的强力支持下，资本主义将全球变成自己的领地，从而塑造了由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

　　现代世界体系是欧美现代国家为赢得和扩大国家间竞争的优势而推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产物。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它同时具有与之配合的政治结构。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进而论之，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政治上的差异化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政治上的差异化则将世界分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西欧占据了中心地带，西欧的现代国家以及美国一起成为中心国家，中心国家在政治上支配边缘国家、在经济上剥削边缘国家。

　　现代国家形成和欧美地区作为中心地带崛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从此古代世界就在欧美列强的持续打击下被塑造成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古代世界中心区域的东亚则沦落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现代国家在欧美地区的形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第一次突破，之后就逐渐向边缘地带扩散，这个历史过程充满矛盾，同时也发现了新资源、孕育着变革之机，因而为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准备了条件。

　　三、帝国主义与边缘地带“觉醒”

　　欧美国家在确立中心国家地位之后，在彼此间的竞争压力和资本主义扩张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先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边缘地带先后成为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但是现代国家作为一种能够发挥高效统治能力的政治形式也同时向边缘地带扩散。俄国革命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它创建了不同于欧美国家但却能抗衡欧美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苏联，不仅凭借政治发展的突破一跃成为同美国势均力敌的世界大国，而且削弱了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统治，为边缘地带建立现代国家创造了条件。

　　现代国家的建立使欧美地区取得了优势地位，同时在欧美地区内部不同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强化，在掠夺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以及战略性中转地（战略支点）之后，现代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争夺投资地，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金融寡头的统治、资本输出、瓜分世界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其中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为根本的特征。霍布森认为，国际贸易的收益由于国家间竞争的限制而不断缩小，国内消费市场的狭小加剧了生产过剩危机，“所有的发达工业国都企图超越本国的政治界限，在外国或者殖民地扩大投资，并借此获得滚滚财源”。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进行海外投资，为了能够进行海外投资并保证收益就必须将投资地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是帝国主义的基本逻辑，“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其权力的主要手段”。

　　帝国主义集中反映了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契合关系的畸形发展。金融寡头势力坐大，操纵权柄服务于自己的垄断利益，“那些坐享贡品的阶级愈加渴望利用公共政策、国库的金钱和公共权力来扩充他们私人投资的领域，并保卫和改善他们既有的投资”。与此同时，金融寡头默许甚至纵容官僚机构膨胀，滋生了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规模庞大的官僚阶层为帝国主义效劳，“他们从扩大的军事和民政的职务中，从军费开支中，从开拓新地区和同新地区的贸易中，从这一切活动所需要的新资本的动员中，谋求有利可图的生意和收入丰厚的职位——他们把总金融家的实力看作自己的中心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这种畸形发展说明，帝国主义并非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更大程度上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它不仅制造了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的矛盾，而且也制造了中心地带现代国家内部的矛盾，从而为边缘地带的革命创造了条件。

　　虽然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为根本特征，但是资本输出必须以欧美国家对边缘地带的侵略为支撑。帝国主义“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由于现代国家具有传统政治共同体难以匹敌的有效性，边缘地带国家对侵略的抵抗不断遭到失败，这又加速了其自身的崩溃，最终不得不发生适应现代世界体系要求的各种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边缘地带国家的变化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的限定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打破欧美国家的主导以及由其支持的资本输出要求。沃勒斯坦指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这些已经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国家，或者把它们自己转变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或者被已采取了这种方式的新政治机构取代；或者被国家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吞并。”边缘地带国家的理想选择自然是效法欧美建立现代国家，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在边缘地带除日本等极少数国家效法欧美取得了成功之外，其他地区则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为帝国主义是以边缘地带不是现代国家为重要条件的，如果边缘地带普遍建立了现代国家，那么帝国主义将难以为继，除非帝国主义发现了能够在现代国家中维持旧政策的新途径。

　　近代中国被强制性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经由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列宁对此曾给予高度赞誉，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了起来”，辛亥革命意味着“亚洲的觉醒”，他甚至认为亚洲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亚洲变得先进了，欧洲反而落后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变成现代国家，而是陷入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列文森对其中的缘由有过精辟的论述：“外国人对中国的要求有可能得到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的承认，这个政府可以被外国人所利用，但会被一个深得人心的政府所拒绝，而不管对它是进行威胁或是使用武力。一个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将必然反对外国的入侵，而不得人心的政府相对地要顺服一些。因为承认外国人的要求是从外国人手中得到镇压国内敌对势力所需武力援助的关键，所以，那些经常为中国抗议者提供反对中国统治阶级之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国家，则往往会支持那些民心尽失的中国政权。”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统治完全依赖于西方国家与边缘地带本土精英之间的广泛协作”，而边缘地带效法欧美建立现代国家则可能破坏这种协作，所以它不符合帝国主义的统治逻辑，自然是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边缘地带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打破帝国主义统治。俄国虽然是侵略亚非拉地区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但是相对于欧美列强而言，俄国仍然属于落后的边缘地带。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是工商业发展缓慢，农业也十分落后，“而且如此之多的国家经济命脉都操纵在外国利益集团手中”，经济上严重依附于欧美国家。处在边缘地带的俄国是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而中心地带的国家由于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其官僚机器得到了扩充和完善，而且它们利用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分化和收买，使其国内革命动力不足，“因此，革命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而不是在其防御最完善、矛盾并不尖锐的宗主国心脏地带”。俄国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边缘地带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新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摒弃了三权分立转而采用议行合一的政体形式，从而在坚持代议原则的基础上对代议政治进行了新探索；另一方面，它摒弃多党竞争的控权体制转而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体制，从而在坚持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对政党组织政治和治国理政实现了创新发展。由于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和最高政治权威，相对于议行合一而言，共产党执政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特质。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整体党”，而且共产党对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的代表建立在自身先进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这种先进性提供了系统阐释。

　　俄国革命的突破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俄国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苏联成为能够同欧美国家抗衡的中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与美国分庭抗礼，共同构成第一世界。其次，俄国革命对边缘地带的革命产生了辐射效应，特别是中国在其影响下走上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从而为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准备了基础。再次，亚非拉地区在美苏抗衡的格局中逐渐找到了机遇，独立的新国家在殖民帝国解体的基础上纷纷创立，苏联和中国成为边缘地带新国家巩固国家独立、推进政治发展的榜样。最后，俄国革命的突破给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欧美国家不得不对这一政治发展的部分成果进行转化吸收，进而实现了政治发展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扩散。

　　四、中心地带的整合与内卷化

　　俄国革命的巨大冲击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使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革命危机，这些国家不得不推进政治发展以化解革命危机。欧美国家一方面吸收转化了俄国政治发展的部分成果，另一方面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已经定型的现代国家制度框架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限制，当政治发展触及限度时就不能继续推进，而只能陷入内卷化，在遭遇重大挑战时将会出现国家治理危机。

　　欧美国家坚持现代国家的统治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民众同意的基础上，但是由于惧怕工人阶级利用选票取得政权，欧美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拒绝以法律形式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普沃斯基（又译普热沃尔斯基）的研究发现，事实上，除了比利时的工人阶级曾在1912年超过了选民半数之外，欧美国家再未出现过工人阶级在选民群体中占据优势的情形。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要想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而必须以淡化阶级特性为代价去扩大支持基础，其后果则是工人阶级选民与工人阶级政党日益疏离。有了选举政治逻辑的限制，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落实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形成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代议政治即大众民主。

　　工人阶级获得的政治权利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选举权，另一是工业公民权。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实际上是其在现代国家中的公民身份获得了承认，但这也强化了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的个体性质，因此普选权更多的是使工人作为公民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作为阶级成员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参与竞争性选举的程度越深，这种分化效应就越明显。工业公民权则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向工业生产领域延伸的产物，围绕着工业公民权形成了一系列组织和程序，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工作场所同资本家直接谈判。工业公民权体现了欧美国家推进政治发展的精巧之处。由于工人在工作场所拥有政治权利，在政治经验上就同公共政治领域汇成一体，他们因此也对个体化的公民身份更加笃信不疑。同时，工人和资本家在工业生产领域中能够用协商谈判解决阶级冲突，因此阶级冲突就被限定为社会矛盾，降低了转变为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从而有效缓解了阶级冲突对国家政权的冲击。

　　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的直接后果是福利制度的建立从而扩展了社会经济权利。福利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发展，同时也是欧美国家在吸收转化俄国政治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的实质性推进。福利制度当然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做出的妥协，即国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出来补偿给工人阶级。但福利制度又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妥协，工人阶级在得到福利制度提供的物质保障后，就能够摆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力去商品化，因此福利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国家对自由市场的限制。作为补偿，工人阶级必须同资本家合作，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毕竟福利要以生产剩余的不断扩大为条件，于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连带，就变成了福利制度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促进。这是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设计，其有效性必须得到国际层面的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等相应安排的配合。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的又一个薄弱环节，欧美国家建构了以美国为领导力量的自由主义霸权，共同应对苏联的竞争压力，进而为国内政治发展提供外部条件。在美国的主导下，并且借重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欧美国家奉行集体安全原则，倡导以自由多边主义协调各国行动，在鼓励国际贸易的同时对资本跨国流动施加必要限制，避免国家利益竞争导致国家间战争，同时保证了欧美国家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支配。伊肯伯里将欧美国家为自身营造的外部条件概括为“自由利维坦”，其在本质上是欧美国家通过历史性妥协创造出的一种新帝国主义。资本在国际市场上流动仍然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基本途径，但是资本在全球的逐利行动，要受到欧美国家保障国内福利制度和维护国际统治地位等基本需求的限制。不言而喻，美国主导的“自由利维坦”是欧美国家对俄国政治发展突破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欧美国家国内政治发展向国际层面的延伸。

　　欧美国家推进的政治发展是在已经确立的现代国家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无论是政治权利向工人阶级普及，还是福利制度以及国际层面的新安排，都不过是对现代国家制度的完善。当欧美国家的现代国家制度日益成熟以致变得僵化时，其政治发展的限度就显现出来了，而之前推进的政治发展则陷入内卷化。政治发展的内卷化是指，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比较有限，并且随着时间日久，这些积极成果的效果更加萎缩，甚至同推进政治发展的意图相去甚远，当国家治理经受挑战时，政治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支持，反而成为国家治理危机的诱因。

　　首先，欧美国家将普及政治权利作为推进政治发展的重要支点，政治权利在瓦解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建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团结上则效果有限。使政治权利实际运转起来的机制是竞争性选举，不同政党为了在竞选中获得优势，必须通过法律上平等的政治权利去寻找能够将选民动员起来的差异性要素。因为公民投票权只是一个普遍的资格，它并不能决定选票的去向，只有诉诸选民承载着的各种差异，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和利益聚合，政党才能赢得选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差异性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选民群体日益强调从差异性来界定自己的政治权利，于是平等的公民身份日益失去构建政治团结的功能。从欧美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竞争性选举和政党动员相互配合，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充满政治裂痕的国家。

　　其次，福利制度的实质是公民以政治权利为凭借寻求社会经济权利的改善，也就是以政治平等制约经济不平等。但是，福利制度受制于一种双向运动故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波兰尼发现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由两种力量此消彼长所导致的钟摆现象，一种力量是市场自由化，另一种力量是社会自我保护，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制。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强劲是福利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市场化运动的强劲会削弱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在20世纪40—70年代取得很大成效，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水平明显下降，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水平又显著回升。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说明政治平等已经失去制约经济不平等的效能，并且政治平等在经济不平等的侵蚀下也难以保全，所以福利制度已然遭到损害。

　　最后，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越来越繁复，但是也日益僵化，制度能力难以应对治理挑战。自由民主体制是欧美国家制度体系的核心，良好的治理依赖于自由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而整合选民利益并且对选民负责则是自由民主体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但是政治精英对选民负责实际上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给欧美国家造成严重灾难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由民主体制保障政府对选民负责的承诺是无效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非但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获得了救助，广大民众成了危机后果的承受者，自由民主体制“问责无权无势者，却宽恕有权有势者”。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责任机制的无效是自由民主体制严重衰败的结果，在系统性治理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家治理危机。

　　五、边缘地带的重构与危机

　　边缘地带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新国家，是在俄国革命带来政治发展突破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边缘地带的政治发展将由苏联主导。在美苏争霸的制约之下，边缘地带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基本上遵循了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模式，这种模式包含着中心地带重构边缘地带的战略意图。推动边缘地带的新国家进行民主转型从而建立自由民主体制，是欧美国家重构边缘地带的主要方案。但是边缘地带的很多国家却由于民主转型而陷入治理危机，并且危机已经开始向中心地带渗透，进而加重了中心地带的治理危机。而苏联对边缘地带的政治重构则以主权独立为支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带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必须看到边缘地带建立新国家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只要欧美国家仍然占据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俄国革命对边缘地带的政治重构就是有限的。尽管很多新国家宣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经历深刻的社会革命，新国家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这些新国家的支持基础比较薄弱。很多新国家试图在美苏之外组成第三世界，虽然它们能够在一定时期里坚持独立自主，但是它们都受困于国内的族群矛盾和阶级矛盾，统治能力不足，从而为美苏干预提供了机会。亨廷顿正是看到了边缘地带的新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困境，才主张以统治有效性作为区分政治体制的尺度，并且认为对于新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边缘地带政治发展的困境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反而有所加剧。20世纪70年代很多新国家在工业化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传统工业在边缘地带发展壮大，甚至高科技工业中的一些精密产业也在边缘地带落户，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出现了。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提供了大量新工作岗位，工业化能够改善民众的收入状况。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时，就如库兹涅兹所揭示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就业人口工资总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应减少，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以及教育的初步发展，都将强化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就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激化。如果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同阶级矛盾、族群矛盾、宗教矛盾等纠缠在一起，那么社会冲突就会转变成政治冲突。

　　面对日益激烈的政治冲突，新国家要控制住局面，需要利用公共政策建立和扩大国内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从而将产业升级和收入增加协调起来，最终通过经济增长提供更多中等收入工作岗位，以降低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但是，新国家的精英阶层很难在这个系统性的、长期的政策上达成共识。因为，新国家的政治冲突日益严峻之时恰是新精英向旧精英发起挑战之日，“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涌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创造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化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极好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层”。精英冲突实际上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化，它将加剧政治冲突并被政治冲突进一步强化。

　　精英冲突与政治冲突的相互作用为欧美国家以民主转型实现对边缘地带的再次政治重构提供了机会。民主转型就是边缘地带的新国家在欧美国家各种支持下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美国对新国家中精英分裂和政治冲突的利用，在民主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由民主体制承诺能够扩大新国家的民意基础，并且竞争性选举能够聚合利益和约束精英分歧，进而围绕“中间意愿”达成政策共识。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暗示：自由民主体制将增强新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期以来困扰新国家的难题将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新国家统治的有效性将基于合法性而增强。诚如斯，则必能破除新国家政治发展的困境，并开创边缘地带政治发展的新局面。

　　但是新国家的政治冲突源于阶级冲突、族群冲突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竞争性选举只会加剧政治冲突，因此建立了自由民主体制的新国家实际上是将自身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之中”。边缘地带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就证明，实行民主转型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收获政治发展和经济繁荣，反而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族群冲突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经济发展成效有限，并且更加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债务危机一再爆发，政策自主性不断被限制，制度能力和治理水平下降。与边缘地带付出的代价相对照的则是欧美国家的战略收益。由于边缘地带大多数国家进行了民主转型，“介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战略缓冲地带被最大程度地压缩了，同时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着自由民主体制兴盛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欧美国家对边缘地带的争夺取得了优势。

　　欧美国家的战略收益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而进一步扩大。实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必须遵循相同的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并且边缘地带的新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依靠欧美国家，因而再一次深入地融进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为了充分利用新出现的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机会，欧美国家逐渐解除对资本国际流动的限制，同时利用国际经济规则限制边缘地带国家的主权，从而为国际资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对于边缘地带的国家而言，为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削弱主权，并不是合适的选择，因为“即使在欧盟中，民族国家也依然是法治、社会福利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唯一制度框架”。边缘地带的国家在综合实力上无法同欧美国家相比，当发生国际经济危机时，欧美国家能够利用边缘地带经济的脆弱性将危机及其后果向边缘地带转移，而边缘地带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所以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边缘地带对欧美国家的依附。

　　边缘地带的治理危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逐渐向欧美国家蔓延，并且同欧美国家内部的矛盾形成共振，最终引发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欧美国家尽管获得了边缘地带政治重构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它们在吸收转化俄国政治发展突破成果基础上推进的政治发展也逐渐萎缩。国际资本被解除管制之后，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鼓励了“资本竭泽而渔的做法”。在欧美国家，一方面，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市场竞争性增强，福利制度被弱化；另一方面，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平等日益被经济不平等侵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粹主义兴起，政治走向极化。而国际资本对边缘地带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引发了边缘地带向欧美国家移民的浪潮。欧美国家从未对这些问题有过真心关注，直至移民潮带动难民潮，再叠加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和不断恶化的国内社会矛盾，欧美国家陷入了治理危机。

　　六、中国从边缘向中心的突破

　　中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创建了新型现代国家，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政治建设，中国新型现代国家逐渐定型，并且新型现代国家的意义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展现出来。新型现代国家定型意味着中国从边缘地带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中国将凭借政治发展的突破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成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形成的，它的出现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突破，因此新中心国家集中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发展成果，现代世界体系也将由于新中心国家的出现而发生转型。中国通过政治发展突破取得的成果，将不再是简单地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扩散，而是要对中心地带进行深刻重构。

　　近代以来，中国遭到欧美列强入侵后不得不效法欧美创建现代国家，但是中国创建现代国家的历史前提是王朝国家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这要求“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家政权分裂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借助阶级动员将绝大多数民众团结起来成为人民，才能在最大限度上维系多民族共同体，同时获得推动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力量。

　　中国现代国家是社会革命的产物，社会革命的过程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具有特殊性，它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欧美现代国家。毛泽东在社会革命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结构落后而且复杂，因此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经验也充分说明，中国现代国家是以先锋队政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现代国家是在借鉴俄国革命的基础上建构的，苏联政治发展的经验和资源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其中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先锋队政党的领导。

　　中国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基，由最广大民众凝聚而成的人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政治实体，它不同于欧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人民，后者是一个抽象整体，只有在革命时刻才会以实体出现。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得以形成的关键，只有处理好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广大群众才会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进而凝聚成为人民，人民也才能是持续存在的政治实体，因此处理好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凝聚人民就构成了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再次，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基，国家则是人民的制度化形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它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国家政体的形式将人民进行制度化的根本政治制度。最后，国家致力于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巩固人民的政治地位，人民与国家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构在一起，因此国家与人民之间形成的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支持的结构性关系。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实现的政治发展突破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又在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现代国家要以作为整体的人民为根基，但是当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成为整体之后，如何保障广大民众的自主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识到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因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略，希望形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政治生活。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是群众具有自主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广大群众的自主性获得了坚实的支持基础，个体性质的公民权利与整体性质的人民权力开始共同发展。这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一个重大进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二个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总结世界大国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高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质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从严治党要能够持续并取得积累性成效，就必须在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上推进，从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制度成熟定型、法制完善有效衔接起来，因此必须同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贯彻着这条主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在实践中深入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三个重大进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讲，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十四亿多人共同富裕、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不一样的方案，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和资源。

　　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是在近百年革命过程中创造的，又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政治建设才得以定型。凭借政治发展上的突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且中国经济仍然具有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同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根据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逻辑，欧美国家是对边缘地带进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中心国家，中心国家依靠支配和剥削能够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将边缘地带始终限制在依附地位，进而限制边缘地带上升为中心国家的可能性，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性强制。从过去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大体上是有效的，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即便如此也摆脱不了依附中心国家的地位，只有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否定，中国新型现代国家代表的政治发展成果因此具有重大意义。

　　这一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发展的突破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持，政治上的成功才能带来经济上的飞跃。当今世界各国都经受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治理难题的考验，国家治理构成了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政治发展任务，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本质上是治理体系陈旧和治理能力不足，中国的崛起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的产物，因此政治发展成果的扩散将集中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另一方面，中国是在否定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因此崛起的中国自然会从边缘地带上升为中心地带，但是中国不是如同欧美国家一样的旧中心国家，而是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的形成必然带动现代世界体系的转型。

　　新中心国家是对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概括。具体而言，新中心国家就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共同协商推进全球治理，从而创造更多共同发展机遇、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发展成果由世界各国共享、不断改善人类发展水平的世界大国。习近平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新中心国家与旧中心国家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前者不会对边缘地带进行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而是担负起领导世界共同发展，将世界打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

　　新中心国家的出现，既是处在边缘地带的中国实现政治发展突破的产物，又是中国对中心地带进行政治重构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新中心国家的性质内在地要求欧美旧中心国家进行适应性变革，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重新认识全球权力的概念”，从旧中心国家转变成新中心国家。换言之，中国将自己界定为新中心国家，就是在否定欧美国家的旧中心国家角色，同时将新中心国家预设为旧中心国家的前途。只有主要的世界大国都成为新中心国家，共同担负起领导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可期的。以上就是中国对中心地带进行政治重构的基本内涵。

　　从旧中心国家转变为新中心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的状况”，所以中国必须继续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在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以统筹国内发展和世界共同发展作为基本任务，为旧中心国家向新中心国家转变的过程提供动力、资源和机遇，并且将新中心国家对于世界未来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意义充分展现出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推动旧中心国家向新中心国家转型，还是将新中心国家的治理现代化确定为旧中心国家的政治发展任务，都是中国在政治发展突破的基础上对中心地带的政治重构。这表明，世界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和前两次突破非常不同，第三次突破，并非仅仅是中国从边缘地带进入中心地带，更是政治发展的成果向中心地带的深度扩散，中心地带的现代国家要在借鉴吸收政治发展第三次突破积累成果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转型。当然，这个深刻的过程蕴藏着世界政治变迁的契机，其要旨在于，由旧中心国家支配的霸权型世界体系开始向新中心国家支持的协商型世界体系转型。不言而喻，新中心国家的形成将推动现代世界体系朝着平等、包容、共享的方向发展。

　　结 语

　　政治发展是在边缘地带突破然后再向中心地带扩散。这种判断似乎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般主张相左，但只要我们放宽眼界，从更长的时间维度重新审视政治发展，历史经验就能证明本文的判断。学术界所以认定政治发展是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过程，同美国政治学主导政治发展研究有着密切关系。政治发展当然存在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方面，但它是以边缘地带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突破从而跻身中心地带为前提的，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正是政治发展突破的成果。当政治发展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时，边缘地带将利用新的资源和机遇实现又一次的政治发展突破，可以说，边缘地带在政治发展上的突破是对中心地带政治发展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就是在对欧美国家和俄国革命的政治发展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它为中国以新中心国家的角色完成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欧美国家能否正视中国在政治发展上取得的突破，并且能否对中国政治发展突破所形成的成果进行吸收转化，不仅将影响它们能否解决国家治理危机，从而开创政治发展的新局面，而且将影响它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确定现代世界体系转型的轨迹。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