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门洪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等。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一判断生动诠释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检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时代潮流、国家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英国的衰落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成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波浪潮；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并结出丰硕的果实，造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成就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二波浪潮；欧洲二战之后的联合发展，促成了地区主义的勃兴和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为建构主义等新流派在全球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渊源，促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波浪潮；随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扩大，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声音逐渐加强，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注重对国际关系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并致力于挖掘本国历史文化资源，从本国本地区的外交实践中总结规律性认识，建构不同于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叙事，从国家、地区、全球等多层面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发展的局面，国际关系研究的第四波浪潮正在形成。

　　其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发展，促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兴盛，中国成为继英美之后国别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第三个策源地。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重要标示就是本土的理论创新。有鉴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有着更为强劲的理论创新动力，以中国为本的理论趋向逐步确立起来，中国视角、中国思想、中国贡献、中国传统智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探讨和“中国学派”的构建，其路径是将理论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外交实践相结合，着力突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形成基于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创新，建构基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图景。

　　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必须建立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本国最重大议题的认识基础上，前者是关键性的前提，而后者是不可或缺的重心。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实现了创新发展，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唯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形成真知卓识。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已成为中国显学，并渐呈百舸争流的气象。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演变和百年变局的加速到来，理论自觉成为一种现实的诉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创新发展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聚焦中国与世界互动这一核心命题，以应对中国和平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带来的机遇挑战为主题进行探索。一批学者致力于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和视野，一批学者则致力于深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其中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和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突出代表，引起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高度关注。三位北京学者以个人之力推动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向，这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着力在中西比较中体现中国独特性，积极推动理论对话，秦亚青称之为“挖掘传统，面向世界”。

　　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路径多元，并不限于北京，并不限于哲学化的理论探讨。上海诸多学者共同努力推进的“国际共生论”有着更为鲜明的当代政治色彩，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上海是中国最早一批向世界开放的城市，有着深厚的国际化基因。上海国际关系学者领开放之先，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对其批判反思也着墨良多；上海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学派的探索同样开风气之先且持续开展。“国际共生论”的提出和国际关系研究“上海学派”的日渐形成恰是二者相辅相成的产物。

　　国际共生论基于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和社会学的共生思想，其形成和发展是多位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学者（如胡守钧）的参与有着重要的关联。2011年，金应忠教授率先提出国际共生论，呼吁以共生性取代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命题。以此为开端，上海国际关系学界多位学者聚焦国际共生论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检验，并进行相关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梳理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探讨国际社会通向共生的路径与机制，聚焦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等议题，运用共生概念分析国际关系实践和中国外交，产生了系列研究成果，促成了颇具海派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新景象。其中，金应忠教授基于对中西文化的对照，以反对西方思想和理论的狭隘、探讨中国和合共生的思想文化传统为起点，聚焦党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展开研究，用国际共生论解释国际社会变迁，探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演进等核心命题，为推动国际共生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持续的探索。苏长和聚焦在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探讨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任晓则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探讨国际共生的规律，并预言“共生学派正在上海成长发展起来”；杨洁勉、夏立平等积极运用共生理论分析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致力于推进国际共生论与中国外交实践的结合；郭树勇则基于对大国成长与理论贡献关系的把握，深入探讨了国际共生论的开放性及其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性。

　　国际共生论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对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经验总结。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国际共生论认为，国际体系的共生性是天生存在的，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与新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直接相关，中国在共生型国际体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引领性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以此为基础，国际共生论立足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外交经验，深入批判西方中心论，突出中国独特性和创造性，呼吁以共生型国际体系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无疑，国际共生论有着明确的服务中国外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目的。

　　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组成部分，国际共生论深刻体现了上海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视野和创新追求，展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包容发展的魅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现实、中国思想、中国需求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国际共生论遵循从中国思想出发构建对世界本体论认识的基本模式，上海国际关系学界的集体努力更是可圈可点。国际共生论的形成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强调中国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总结中国丰富的国际实践、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此同时，需要秉持文明互鉴的精神，强调通过国际比较实现理论超越；鼓励跨学科发展，强调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实现理论创新来源的多元化和理论应用的延展性。概言之，扎根中国历史与现实、立足中国战略需求、聚焦中国核心问题、体现中国主体意识是国际共生论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所在、动力之源。

　　新时代新征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推动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深刻变革，中国迎来做好战略新布局、开创发展新局面、展现全球新魅力的关键时刻。与此相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也迎来黄金时期，我们看到了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盲点与缺陷，也深刻认识到中国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包括天下体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共生论等）学理性和解释力的不足，有鉴于此，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评估既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以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精神推动理论创新，进一步推动形成具有文化原创性、普遍学理性、世界解释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当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使命所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