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海陆兼顾，民族多元。它既拥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又拥有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中国周边有14个邻国，涵盖了亚洲大部分陆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外交政策以周边为出发点，即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作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周边14个邻国中，其中8个国家在西部周边地区。它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分别属于南亚、中亚和西亚三大板块，同时也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相关联。

    冷战期间，因中亚国家还未独立且隶属于苏联，而中苏与中印之间又存在着较长时间的对抗，因而中国西部地区对外通道长期处于关闭状态，导致其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落后。但苏联解体、中亚独立建国以后，中国的西部外围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亚已成为开放性地区，中国通往欧亚腹部和欧洲市场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西部开发迎来难得的战略机遇。中国及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了欧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

    然而，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两年，中国西部周边地区发生了三件大事：新冠疫情，阿富汗塔利班复辟和俄乌战争。这些事件对中国西部周边战略态势产生严重影响，也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增加许多变数。面对以上新形势，中国有必要增强对西部周边战略态势的感知，要特别关注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助力提升中亚五国的国际话语权，适时调整对中亚的战略，迎接未来的新挑战。

    一、西部战略态势的感知

　　战略态势主要指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造成的状态。它由地理环境、竞争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态势、以及战略指导者驾驭全局的能力等因素所决定。而国家层面决策者对战略态势的感知，则是基于地理环境、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间竞争格局等因素，对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动态性洞察的能力。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众多，具体表现为领土争端、军事紧张局势、经贸不平衡关系及政治和文化的交互影响等。西部周边地区安全风险相对比较高。往西纵深处，它与欧亚大陆相连。

    欧亚大陆是一个辽阔的地区，覆盖了北半球的绝大部分。它西起大西洋，东至太平洋。欧亚大陆内，存在若干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围绕这些地区，许多国家施展战略纵横手段进行竞争，以争夺对区域内资源的控制权。

    欧亚地区冲突由来已久。各国争权夺势，影响深远。欧亚国家主要指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南亚国家以及若干西亚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其对外政策往往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或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或向外张力十足。同时，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它们也成为欧亚大棋局的重要棋手。如此错综复杂、竞争激烈的欧亚地区战略态势，势必会对中国西部地区周边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严重困扰。

    中国西部外围位于欧亚地缘政治的重要交汇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加上西部地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其发展水平大大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对于西部周边战略态势的观察不能仅仅局限于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而应该扩大视野，将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等因素纳入其中，把中国西部及邻近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幅全景式、立体式的西部周边战略态势的画卷。

    地缘政治板块为感知战略态势提供了观察坐标。欧亚地区包括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同，从而形成几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影响的地缘政治板块。

    从相邻性、亲近性和独特性来看，西部周边存在着三个各具特色的次区域地缘政治板块。一是以印度为龙头的南亚板块；另一个是巴阿伊板块：即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三国的总面积为7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1亿。在地域上，它们原属于南亚、西亚和中亚三个不同的部分，但现在与这三部分并不搭调。它们不具备地区领导者的权力，却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巴基斯坦从地理行政区域上看属于南亚，长期发挥着对冲印度的作用；从战略态势上看也不从属于印度主导的南亚地区。阿富汗地处中亚、南亚和中亚的交界地带，但似乎又游离于这三个地区，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密切。伊朗虽然是西亚国家，但与阿拉伯国家在地缘文化上有明显差距，反倒是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频繁往来。因此，从地缘战略态势的角度看，将巴阿伊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独立的新兴地缘政治板块，是合理的。

    第三个是中亚五国板块。它们曾经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际角色，中亚国家处于国家建构过程中。它们受种种发展问题的困扰。它们害怕回到苏联时代，努力想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却因自己地缘政治的劣势而难以做到。俄罗斯因其历史惯性而成为苏联的继承者，对中亚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俄罗斯理所当然地将中亚视为自己的战略后院和势力范围。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影响力在下降，但它仍然是左右中亚局势的一个主要角色。

    处于上述三大板块的国家不一定全都与中国西部相邻，但至少有8个是中国的直接邻国，而另一些则可以看作间接邻国。与遥远的非洲和拉美相比，这些国家毕竟离中国很近，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具有天然的便利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中亚国家都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

    中亚这一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提出来的，各方理解不一。本文所谈的中亚地区是前苏联的5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总面积大约4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741万。而广义的中亚，除前苏联的五个“斯坦”外，还包括中国新疆地区、阿富汗北部和蒙古西部等。与南亚和巴阿伊板块相比，中亚板块没有突出的体量。但就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态势而言，中亚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

    中亚因其地缘政治地位特殊，被国际战略家视为贸易和安全的重要路口。世界主要大国、以及欧亚强国从未缺席过中亚地区的战略博弈。在19世纪，英国中尉亨利·波廷杰和俄国将军切尔尼夫亚先后踏上中亚大地，谋求他们帝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更早时候，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横扫中亚及欧亚大陆。在14世纪，中亚人也创建了自己的帝国——帖木儿王朝，雄霸一方。到了19世纪末，中亚被沙俄征服并入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改朝换代，从沙俄变成苏联。中亚又换主人，融入苏联这个大家庭。直到20世纪末，中亚才藉苏联解体的东风独立建国。中亚人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

    二、中亚转型与文化认同的相关性

　　中亚自独立以来已经走过了30年，尽管其间经历了许多政局动荡，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中亚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然而，进入2022年后，风向开始变化。

    1、中亚新形势

　　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爆发政治骚乱。起初是部分群众上街抗议油价上涨，后蔓延至政治诉求。在俄罗斯军队协助下，托卡耶夫总统迅速镇压骚乱。而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被剥夺大部分权力。一个月之后，俄乌战争打响。托卡耶夫还在战事之前，就拒绝承认顿巴斯地区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似乎并不领普京的情。从那时起，在乌克兰主权问题上，哈萨克斯坦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在出席圣彼得堡论坛期间，托卡耶夫当面指责普京分离乌克兰，并主张顿巴斯地区主权归属于乌克兰。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举动非常不满，关闭了从哈萨克斯坦腾吉斯油田到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输油管，长达1个月。梅德韦杰夫对哈萨克斯坦也警告说，哈萨克斯坦北部可能是下一个轮到的目标。哈萨克斯坦毫不示弱，关闭了设在莫斯科的贸易办事处。原定于5月9日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传统活动也被取消，反而在阿拉木图举行反战集会的申请被批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也在公开场合批评普京对小国的不尊敬，长达7分钟。这些曾被驯服的前加盟共和国忽然变脸，似乎要和俄罗斯拉开距离。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令世人惊讶。这样，中亚国家是否集体转向以实现战略转型，就成了一个重点问题。

    中亚在建国之后历经坎坷，发生了很多政治事件：从塔吉克斯坦内战、阿富汗反恐战争，到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替的两次“颜色革命”；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到2022年1月份上旬哈萨克斯坦的街头骚乱。这些事件都没有影响中亚国家总体战略的选择，即在维护中亚独立开放的前提下，坚决站在中俄一边。如今风向已经改变。俄乌战争触发了欧亚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在中亚，出现战略转型的苗头。

    2、中亚转型的可能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带给中亚国家极大的震撼，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并非以惩罚和教训为目的，而是要直接推翻泽连斯基政府。不仅如此，俄罗斯还要并入乌克兰东部大部分领土。这极大突破了中亚国家的底线。于是，中亚国家被推到历史的风口上，不得不作出抉择。

    对于俄罗斯这个老东家，中亚国家真是又爱又恨。中亚曾与俄罗斯一起生活了100多年。沙俄文化和苏联文化早已在中亚民族生活方式上留下了印记。作为俄罗斯的近邻，中亚被笼罩在俄罗斯强大的气场下。哈萨克斯坦是唯一一个与俄罗斯接壤的中亚国家，两国的边境线长达7644公里，仅次于美加边境线。中亚的能源运输、水力发电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都依赖俄罗斯的照顾。俄罗斯还是中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此外，俄罗斯也是中亚的主要劳务市场。

    因此，虽然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举动不满，但仍然在国际场合表现得比较克制。它们在联大几次有关俄乌战争的表决中都选择投弃权票，表明中亚国家在西方与俄罗斯的较量中选择了中立的立场。这一状态也许要维持一段时间。然而，随着乌克兰战场形势的改变，随着西方国家对中亚国家压力和诱惑的剧增，中亚国家不得不作出历史选择。中亚战略转型将成为必然。

    其实中亚去俄化自独立后就开始了，只不过西方并没有把这一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而对中亚国家的扶持力度不够。西方大国的很多做法脱离中亚现实。但目前情势却不一样了。关于中亚，美国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战略构想。西方瞭解中亚国家的心理：它们害怕被国际社会淡忘而回到苏联时代。现在美国的带头下，西方对中亚战略地位开始重视，这令中亚各国欣喜不已。从历史上看，中亚一度敌视西方。中亚文化严重排斥西方文化。现在不同了，中亚经过30年的交往，终于向西方露出内心的微笑。

    3、中亚的文化认同

　　在后苏联时代，中亚发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变得十分突出。独立后的中亚犹如新生婴儿，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特别是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与母体分离的中亚在迎来自由身欢愉的同时，也陷入文化认同归属的窘境，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状况。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一直被多个帝国征服，因此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来源。然而，中亚地区没有一种文化形态能够统治整个地区。在文化层面上，苏联文化、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已深深融入中亚各民族的血脉中，形成了欧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并存的特征，并逐渐演变为中亚地区的主流文化。中亚国家的执政者也试图通过加强对主流文化的支持，来塑造国家的意识形态。然而，西方国家则借助全球化、现代化等理性工具，对中亚进行深刻的“格式化”努力。虽然中亚并非美国的重点战略地区，但中亚始终处于美国的战略后备名单中，随时配合不同时期的美国战略而发挥作用。自本世纪初实施国际反恐战略的阿富汗战争以来，中亚的角色正在逐渐改变，如今美国制定应对东亚局势的印太战略，这同样在影响中亚的角色。

    关于文化认同问题，西方国家已达成共识，那就是从社会底部向中亚采取一种漫长而周密的演变战略来推动中亚的整体转型。这一转型战略设计很是巧妙。它将西方文化中的雨露，润物细无声地注入中亚大地。作为苏联大家庭成员之一，中亚文化受苏联文化改造和形塑，其传统文化逐渐式微，更加趋向于世俗和现代。虽然中亚国家在独立后拥抱伊斯兰和突厥文化，但并未排斥西方文化。目前，中亚社会55岁以下的人口已经占到65%以上，其中很多人在苏联解体时还是青少年，所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温柔”攻势缺乏集体免疫力。总体而言，中亚国家的文化认同开始偏离传统而向西方倾斜。这一趋势成为本文判断中亚国家战略转向的重要依据。

    三、面向民心相通中亚的战略构思

　　面临中亚地区可能出现的战略转向，中国应该处之淡然。中亚也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已经在中亚建立了厚实的战略基础。中国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中亚地区局势变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1、中国在中亚的战略优劣势

　　中国对中亚战略优势十分明显。经过30多年的经营，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政治关系。中国和中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隔一两年互相出访。一些中亚国家甚至在领导人发生变化后，新任领导人就马上出访中国，今年1月初，土库曼斯坦新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率6位副总理访华。另外，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双方建立了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部门委办等组成的不同层级政府对话机制，并每年举行例行会谈。中亚国家上层互信程度比西方、印度等更高。从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看，中国比俄罗斯更有实力。中国在中亚已经投入了几百亿美元，并承接了众多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等大型基建项目。另外，与美日欧相比，中国的自然优势之一是地理亲近性。常言道：远亲比不上近邻。中国西部与中亚三国接壤。从乌鲁木齐或喀什起飞，飞机只需两个多小时就能抵达中亚主要城市。这些战略优势使得中国能够长期维持与中亚关系的稳定。中亚堪称是周边比较放心的地区。

    但若更深一步可以发现，中国在中亚也存在战略劣势，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在中亚的民意基础还不是很稳固，双方的文化认同差异较大。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中国长期把重心放在政治高层和大企业管理高层上，未能潜入中亚基层深耕细作，也没有与中亚普通百姓打成一片。西方国家则不然。西方深知自己缺乏地理位置的便利，因而在中亚采取了迂回的战略。美国战略规划没有将中亚列为重点区域。美国没有在中亚投入很多硬实力。但美国充分利用其体制之便，以及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加之对文化软实力的巧妙运用，所以在中亚的影响力稳步上升。美欧日不求一时之利，但求天下之最。它们将落脚点放在中亚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上。它们通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等行为角色对中亚进行持久的渗透、分化和改造，以求最终实现中亚的整体转型。

    在文化认同问题上，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中亚都是穆斯林国家，其中四国又是突厥国家，中亚人民的血液里流淌着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基因。他们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更何况，中亚国家的年轻人较父辈们似乎更加愿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的部分知名高校直接使用美式教育体系以及使用英文授课。它们高校学分与北美高校相互承认。中亚精英的信息来源除俄罗斯外大多为西方媒体和社交平台，如脸书、推特甚至ChatGPT。而中国只有借助于前苏联文化基因，才能和部分中亚精英和人民获得共同语言。可是再过20年，当原苏联文化的残余已经消失殆尽后，可以预料中国与中亚在文化认同上的差距将会更大。故此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民心相通须为中亚战略之首要。

    2、民心相通为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在表达次序上将“民心相通”置于“五通”之末无可厚非。这并不是轻视民心相通，而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把民心相通放在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上。然而在具体运作中，对民心相通简单地被理解为对外宣传，故而把民心相通的工作归结于讲中国的故事，讲中国的好事，讲中国的好故事等，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之嫌。其实民心相通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理念，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借助于中国和中亚在地缘文化方面的亲近性，运用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与中亚共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范式。这一新型现代生活方式既包含了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内涵，也融入了中华文化之精髓，也包容其他文明形态的文化基因，并得到中亚民众的共同认同。

    中国文化传统常常强调赢得人心之必要，将争取人民的支持作为战略规划的首要目标。正如孙子所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实践层面上，古代有为之君也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在实践中将文化软实力与其他手段相辅相成，交替使用。虽然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它受到经济、商业以及武力冲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从汉朝到唐朝，中国的君王、官员和使臣在与周边地区往来中，总是要展示文明形象，以礼相待邻居。他们常常通过一种看似温和但实际上非常强有力的外交方式赢得邻国的尊重，从而给中国周边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王昭君和文成公主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远嫁外邦，为周边睦邻友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现代，尽管中国已经具有大国的外形，但国家实力很弱。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却能在国际列强面前保持坚定，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并取得显着成果。顾维钧的底气来自于他的知书达理，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他信誉的认可。

    周恩来在非常艰难的国际环境中，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万隆会议上，他带领一批刚走上外交舞台的青年人，以其引人入胜的外交风范和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胸襟，很快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他的尊重，这也为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埋下伏笔。周恩来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亦得到各国承认，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一块基石。

    如今，实际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于汉武唐宗时代，中国在外部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手段尤其在硬实力方面。但这并不等于说，现在中国的选择余地要大于先人。首先，中国战略关注的范围不断扩大，投放的力量也较为分散，这样投放到中亚的资源比较有限。二是近期中亚成了“香饽饽”，全球各大竞争对手纷纷插足中亚。中亚周边的一些国家如土耳其、沙特等也不甘落后，对中亚的战略投入毫不逊色于中国。第三，中亚国家一时成为“香饽饽”，它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倘若仅限于经济利益，中国未必能满足中亚的需求。从民族构成看，中亚存在众多的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观。所以要做到民心相通绝不是讲几个故事就能解决的。不将民心相通提升到国家战略终极目标的高度，中国就无法对中亚地区产生长久影响。

    3、中亚战略的逻辑链及民心工程

　　在确定民心相通作为中国面向中亚的战略目标之后，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呢？中亚战略的逻辑链又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赢得中亚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如何设计这项民心工程的战略规划，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

    一个国家在其对外战略中提出口号容易，而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取得实效却是件难事。前面已经说过，中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民族宗教状况都异常复杂。这里不仅存在着主要大国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且周边中等强国还依托其地理经济文化的优势对中亚深度干预，并收割部分民心。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对中亚战略，中央和地方、部门和企业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么即使对中亚投入再多的资源，也不一定收到理想的效果。当务之急是要酝酿中亚新战略，统筹和协调各方资源，迎接中亚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中亚战略中，民心相通是逻辑起点和归宿。这条逻辑链包括了一系列有序节点，连接了经济、文化和外交等要素。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势，但宗教、民族和文化方面存在意识形态差异的客观制约。因此，中亚战略的设计应以构建中亚消费市场为主线，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开发能够吸引中亚人民心的系列产品和项目，从而培育中亚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与其他强国相比，这将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

    消费市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远古时代起，消费市场一直是中亚民众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大巴扎在中亚无处不在，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大巴扎为许多家庭提供了独特的购物体验，由此衍生出具有中亚特色的集市文化。大巴扎消费市场是众多中亚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中亚，大巴扎往往是周围地区的重要文化和经济中心。当地人和游客趋之若鹜。他们到大巴扎浏览景色，既购买消费品，也销售自己特产。这一传统市场以五彩缤纷的摊位，及附近街头小贩与街头艺人而闻名。大巴扎里面很热闹，有新鲜食品、香料，也有纺织品、服装和工艺品。除了大巴扎，现代购物中心、超市、沿街电子产品、手机修理店都受到中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

    消费市场和地方民生经济息息相关。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内陆，远离海洋和国际市场，这是中亚落后的重要原因。在苏联时期，涉及民生的第二大部类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导致独立初期中亚消费市场的供应不足。中亚消费者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商品进口来源，占据了中亚中低端供应链的高地。较早时，新疆、浙江、四川等省市的商人纷纷到中亚去寻找商机，一度形成气候。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国家关注点在央企和基建项目，中亚的华商未得到重视。这样在中亚消费市场上，中国客商的优势逐渐被土耳其、韩国和日本的客商赶超。问题出在比起上述国家，中国商人在文化共性上落入下风。

    缺少文化共性，就不容易与当地民众结缘、投缘。再者，中国商人也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分散在中亚各地，在中亚消费市场上缺乏话语权。总之，文化共性与消费市场存在着互动关系。消费市场的日常行为孕育着消费者的文化共性。消费者在商品交易中彼此认识，瞭解各自的价值取向，最终形成共同的文化习性，而文化共性又能促进消费市场的发展。显然，中国在中亚消费市场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不足，正是缺了文化共性的助力。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对中亚战略需要新思路。这个思路是高度重视中亚的文化认同问题，大幅度提升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并将参与建设中亚消费市场的生活必需品供应链作为具体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鼓励包括台商在内的中国各地商人进入中亚市场，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担保。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国商人在维持成本核算平衡的前提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善中亚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上去。新战略的意图是通过中国商人与中亚人民在市场交易中建立互信和友谊，让中亚人民理解中国商人的行为模式，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陆钢：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