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孔昱翻译的杰弗里·C.冈恩（Geoffrey C. Gunn）《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一书的中译本所作。该书已由于2024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杰弗里·C.冈恩（Geoffrey C. Gunn）出生于澳大利亚，先后就读于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拥有政治学与亚洲研究三个学位，曾在老挝、文莱、新加坡及中国澳门大学等任教，现为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院名誉教授。杰弗里?C.冈恩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术专家型作家，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作者是毫不夸张的。

　　冈恩的研究领域是较为广阔的，学术成果也是累累的，他的研究是有核心点的，这个核心点就是“东亚历史与文化”，而且他始终不放弃的研究目标，就是“东亚一体化”，也就是《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是杰弗里·C·冈恩建构自己研究体系的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书的篇幅不算太大，但其中涉及的课题、提出的观点却很值得我们关注甚至参与讨论。

　　全球化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老课题。1972年，由美国学者乔治·莫代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创造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其最初的适用领域是经济学和金融学。但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迅速推进，“全球化”演化为一个社会“热词（big idea）”，其内涵不断扩大到国际间所有往来，可以说已经囊括了所有领域，已经“成为一只方便的篮子”。现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在不经任何包装修饰的状态下直接装入其中。虽然，“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学术界定。于是乎，当前，涉足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不知有几多？公开发表的著述更是数不胜数。仅仅一个“全球化”的定义，就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或说“所谓‘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其实质含义就是‘美国化’”，或说“它是国际化、政治经济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联合体”，或说“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和全球一致性的因素不断增长这一现象、过程和发展趋势”，或说“西方大国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或说“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或说“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预先设定了某种更广泛的全球扩张的存在”，[ 米歇尔·曼：《全球化是否终结了民族国家？》，参见俞可平 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17页。]或说“全球化对世界许多相对弱势的大小文化、文明、传统构成最强大的空前挑战，一些文化、文明、传统不得不面对着消失的命运”，或说“全球化正在形成一个广泛的、前所未有的‘生命共同体’”，或说“全球化正在使大政府时代走向全面终结”，或说“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这一过程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以它们为中心”，及“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等等，林林总总，让人莫衷一是。有研究者甚至提出了更具遥望性的“从国际主义向全球主义的完形转变”[ 罗纳德·J·格罗索普：《全球治理需要全球政府》，参见俞可平 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64-180页。]设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必须承认，虽然“全球化的力量使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功能降低，使非国家行为体和脱离国家之外的主体的地位和功能提高。全球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制约了国家的行动，但它仍然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本身的全球社会体系”，但“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国际体系是无序的”。

　　如果我们对世界近代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所谓的“全球化”概念是由“欧洲化”、“西方化”、“现（近）代化”等概念，一步步演进而来的。此种称谓上的差异，固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行为，或许可以认为“绝不仅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对观察世界的‘西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但其概念衡量核心始终没变，那就是“近代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极力地迫使非西方文明变更发展途径或推动非西方文明向其靠拢。正如罗素婉转指出的那样：“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至少在当今世界追求文明对等、平等或相互尊重的理念上，这种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但这种以“西方近代化”为衡量基础的观点在国内还是有市场的，如有研究者就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其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从1492年起多次率舰队横渡大西洋，远航美洲，把东西半球联结起来，使人类有了全球的观念，并逐步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并称“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运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也有学者强调：“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当然，当前“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然将是最强大的文明”，这是现实的真实存在，也是历史的发展结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非西方文明正在快速复兴或迅速崛起，大有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甚至超越西方文明来引导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势，而在创构并带领世界走向新文明的非西方文明体中，中华文明是最引人关注的。

　　作者使用“文化转移”来概括中华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发展，明显展示出其对“东南亚文化”的结构性理解。如果仅从字面上看，我们是不太赞成用“转移”来描述这个历史过程的。因为“转移”的要义是“转换；迁移”，着重强调的是物理性的行为移动，而缺少化学性的内质改变。刘继宣等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中有“吾族自明季以来，迄未停止其开辟南荒之伟业也，所异者主客之势也”诸语，似更能说明中华文明扎根于异地。当然“拓殖”一词又太过于强调华人的“主角性”了。我们更喜欢用“移植”来描述中印等异域文化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发展。“移植”更能准确地定义中华文明进入东南亚后，在异乡、异土、异水、异地，以及异族和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化适应、结合甚至融入的历史过程。古印度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移殖进程大致也是如此，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

　　文明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多元性和单元性、排他性和容纳性，不仅决定文明的今天，也决定着文明的未来。所以，讨论各文明体的历史角色，就不能简单地从某个阶段或某个领域来看问题，而是要深入到该文明体的五脏六腑，深切了解其本质。

　　相对人类历史曾经存在的诸多古文明，中华文明发展史虽然也有起伏、波动，甚至衰微，但因为其具有强大的文明核心凝聚力，经过历史调整期，很快就会实现复兴。历史证明，中华文明没有衰落期，更不会消亡，只有起伏、波动、调整。经历调整之后，便会迎来一个新高潮。罗素说，古代中国有“一个如此异常的生存力的制度一定有很大的长处，也值得我们尊敬。”中华文明自然生成的强烈包容性与互融性，不仅决定了其文脉数千年的绵绵不断，而且会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继续发挥其吸纳各种异域、异质文化，得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文化体，最终成为“世界文明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结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

　　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人类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无论长期或短期）总是有某种文明体处于某种概念下的领先地位甚至充当领导角色。翻开世界文明发展史，就会看到不同文明体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的不同历史角色。有研究者称“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 乐黛云：《多元化及其发展中的两种危险》，《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第271页。]似乎有过誉之嫌。所谓“欧洲文化”，按通常的理解就是学界常用的“西方文化”，即陈独秀所说：“‘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1期。]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存在过的12大文明体（7个已经消失：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亚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尚存：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西方文明”是最“近（现）代”的。一般认为它是在公元8-9世纪才逐渐形成，且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直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才使其逐步构建起近代文明体系，成为近代文明的代表。如果从“文艺复兴”开始算，所谓“西方文明”的历史，距今最多不过700年左右。如果从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算，仅有不到300年。相对动辄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体而言，用“发展到今天”诸语会使人产生一种历史悠久漫长的错觉。

　　许多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常常在“全球化的属性”上争论不休，如“全球化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霸权的还是平等的”，等等。事实是，全球化并非是一条“历史单行道”，而是附加了诸多社会条件的多向交叉纵横的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此历史进程带来的表象结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而实质上这些“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所依存的“不同的文明”，就是在长期多向交叉纵横的历史冲撞与融合中相辅相成的。罗素说：“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曾拜占庭帝国学习。在那些情形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也说：“在多元文化中不能忘记的是，多元性中亦存在着一元的普遍性。例如，法国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理，这个原理作为人类的普遍原理，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共有。这里所说的多元化是指，就自由而言，有美国式的自由、中国式的自由、日本式的自由等等，其形式是多元的，但自由这个原理却是普遍的、一元的。”杰弗里?C.冈恩用“全球史动摇了东西方二元划分的观念”，否定了“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

　　那么，究竟应该给“全球化”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才更具学术色彩而远离意识形态桎梏呢？本书作者在包括此书在内的若干著述中坚持其“全球化是双向的，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的观点，我是赞成的。实际上，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学者并不少，或说“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也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或说全球化“并不是谁‘化’谁的问题，而是大家‘化’至遵从一个共同的规则”，或强调“经济全球化必须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而不是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或说“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的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的制约”，还有前引的罗素等学者，不胜枚举。

　　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自人类社会诞生那天起，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全球化”就步入启程。作为生物的人类，就是一个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全体的族群融合或整合过程。这个多族群融合或整合过程，一定会伴随着活动区域的不断融合或整合，即从极为狭小的原初居住地到相对宽阔的区域，最终形成区域最大化的族群体。此行为过程是极漫长的，行为模式是极多样的，行为目的是极繁杂的，行为结果也常常是不可预期的。在历史上的所有阶段，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族群间冲突是一定存在的，可能是为了争夺领地掌控权，可能是为了抢夺资源财物，可能是为了掳掠妇女，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某种政治理念或宗教理念，等等。与不同的行为标的相对应的，当然就是行为结果。于是乎，大陆内陆区域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间的争斗似乎永无休止，各种属性的庞大帝国乍起乍落或此起彼伏也成常态。

　　从人类历史发展史的层次而论，所谓“全球化”，就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从“个体”到“共体”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小国”到“大国”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分离”到“联合”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特殊”到“共同”的过程。如果以中国古代先贤的观点，就是从“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过渡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人类历史发展史上所有行为的最终目的归根到底无外乎于此。如果一定要说这个过程的终点在哪里？是什么？或许只能说，它是一个永远的发展进程，是一个历史趋近值。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为它制订出一个标目，故而就无从给它标出一个终点或目标。但当前的认识环境中，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的“共同性原则”具有相近的涵义。正如有学者所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体化或同质化，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既是普遍化，又是特殊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既是一体化，又是分数散化。”

     本文摘自《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导读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