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内涵和边界。但是,由于其诞生和发展植根于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议程在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及其所导致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策调整上仍存在局限,尤其是对国内政治和比较政治层面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关注不足。作为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金融政治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囊括和融合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金融议题,尝试对政治和金融的关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政治学核心议题至少包括五方面内容:支撑中国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匹配金融体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佳系统性策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最稳妥金融方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的最有效手段,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的最可行路径。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政治学；金融研究；金融安全；国际金融权力

    作者简介：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IPE)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研究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变化做出学术思考和反应的结果,经济要素被带入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议程和学术共同体,具体研究方向涉及贸易、金融、发展、生产等不同领域。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广泛吸纳国际关系学、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知识养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如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变化而逐渐演进——从最初国际关系学的边缘议题,到金融要素逐渐被带入国际关系学中,而后到相对聚焦和专业性的、具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色的金融研究,再到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新变化和新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梳理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明确其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的内涵和边界,再分析在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的议题拓展,并采用“金融政治学”概念概括涉及金融议题和金融要素的广义政治学研究,以期推动国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等领域在金融议题上的融合,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中国金融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尝试推动中国金融政治学的发展。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初现

　　自1615年法国人安托万·德·蒙特来田(Antoinede Montchrestien)创造“政治经济学”一词伊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思考,再到19世纪末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分离,进而到20世纪70年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再次交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00年以前,而作为一个现代分支学科的历史却只有约50年。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国际关系学经典研究对金融议题和金融因素的涉猎较为有限。爱德华·卡尔(E.H.Carr)在讨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时认为经济权力是重要的方面,其中简单提及贸易和金融的作用。在其他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中,金融议题几乎没有得到关注,这与国际关系理论源发于对“高级政治”问题的现实关怀和思考有直接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对经验现实变化的不断反思和演进,经济和金融等议题开始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总体而言,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金融多是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影响因素或分析案例而存在,较少成为被独立分析和解释对象。

　　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同时,一些关注政治问题或政治因素的经济学者,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苏珊 · 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Cooper)、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等,和一些关注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政治学者,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彼得 · 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罗 伯 特 · 基 欧 汉 (Robert O.Keohane)、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等,也在不断致力将国际关系视阈下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更加紧密和更富有逻辑地联系起来,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正是在这些努力下得以诞生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也随之发展。

　　早期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们意识到忽略政治因素给经济分析所带来的不足,在其融合经济和政治的研究中,金融是一个重要议题。金德尔伯格在剖析霸权国对于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时,正是从其如何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而开始的,且其更早已关注到权力与货币的关系。库珀剖析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着力点便是国际支付体系,这拓展出了关于相互依存的一个庞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议程。斯特兰奇关注到金融作为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指出金融结构是国际体系中四大主要权力结构之一,其关于结构性权力的分析给后续研究带来了重要启示。斯特兰奇在其研究中,对货币和金融市场也给予较多关注,如《英镑和英国政策》等。

　　尽管对一些学者而言,经济议题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再忽略的重要议题,但金融被他们所关注的程度相对较低,部分原因可能是金融议题本身的技术复杂性。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和再版的《全球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分别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两个维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阐释了其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视角。克拉斯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聚焦在国际贸易领域,以及其对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系统阐释。卡赞斯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学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始于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关注,尤其是国内结构如何塑造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战略。基欧汉在《权力和相互依赖》一书中,对货币领域中的复合相互依赖进行专门论述,在《霸权之后》中也多次提及金融的作用,并对金融和贸易中的霸权合作进行分析。

　　正是在上述两大类学者的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对明确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知识共同体的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也得到初步发展。但是,这一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主要分散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对不同议题的经验研究之中,专门聚焦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对较少。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专业化

　　冷战结束后,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和贸易的联系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不断多样化,从以国家为中心的整体主义研究路径更进一步向国际和国内的具体微观领域发展,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去国家中心化”倾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之初的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要素之于军事要素的重要性、美国霸权延续或衰退、相似国家对外政策的差异性、对欠发达国家经济依附地位的解释、国际制度合法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这些议题主要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视为分析单位,在很大程度是对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发展和补充。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演化为以利益和制度为核心的关于国家内部利益偏好和制度选择、地区主义、经济发展不平等、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等议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更多新兴研究议题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程中,如社会关系、儿童问题、地域空间、转基因生物、电影协会、职业伤害、药品、道德、社会再生产等。这一现象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确立了较为明确的学科内涵或被解释对象,即“公共和私人权力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相互关系”,或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国际体系、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治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分析视角。在诸多研究议题中,金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问题领域之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杂志的发文为例,从2009年第1期至2016年第4期,该刊共发表了大约307篇同行评议文章,其中涉及金融议题的文章最多,大致有108篇。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界定与分类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等分支学科中,“金融”的定义并不统一,大致存在两种用法:一种是狭义的用法,将金融约等于信贷或资金融通,并由此与货币并列。例如,《货币金融学》教材便是此种用法,吉尔平在其经典著作《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也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分开讨论;另一种是广义的用法,认为金融包含了货币体系和信贷体系。一项研究梳理了“金融”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其最初对应的英文词是“money market”,其后作为“finance”的翻译,内涵也由最初的货币市场资金融通拓展至资本市场,再到货币市场流通和信用活动,最终形成“大金融”的概念。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多采用广义的金融概念,如斯特兰奇将金融区分为“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汇率的体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认为国际金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中介的过程和制度,二是货币本身的发行与管理,另一研究将国际金融区分为“国际信贷分配的过程和制度”和“国际交易计价货币的分布和价值”两方面。

　　总之,金融的上述两大内涵大致涉及五个要素:货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与治理。货币是一切金融活动的基础,大致可区分为主权货币、超主权货币和非主权货币。基于货币创造和流通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也可以细分到不同的领域中,如商业金融、房地产金融、进出口贸易金融等。金融机构可区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国有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国内和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可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债务市场和股权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等。对金融机构、活动和市场的管理在国内主要体现为国家金融监管,而在国际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全球金融治理。

　　上述构成金融的要素在金融学中已得到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也是基于金融学所提供的基础概念和知识体系,但其根本不同体现在其纳入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这一点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以下两种分类中体现出来。

　　其一,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经典理论维度(即权力、制度与观念)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权力维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主要聚焦在金融对权力的影响、金融的权力属性和对外政策的金融工具等维度,大国间金融关系、主要国家对外金融政策、国际货币(或金融)权力、美元霸权、大国的金融方略、货币国际化的国内政治基础、金融“武器化”、国际金融秩序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制度层面,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霸权国国内金融制度的国际外溢性等是主要的研究议题。关于金融观念,金融或经济意识形态、国际金融安全观念、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等受到较多关注。

　　其二,国内—国际和制度—利益(或政府—市场)所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典框架为梳理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提供了标准和工具。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总结反思变革期。科恩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从第一代发展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正毅曾撰文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学超越“吉尔平式”范式之争的发展。基欧汉则自嘲其本人参与创立和发展的“旧”国际政治经济学过时和“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Frieden)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戴维·莱克(David A.Lake)从国内—国际和制度—社会两个维度对发展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丽莎·马丁(Lisa Martin)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已从范式之争发展为“有益的分歧”,并进一步将国内—国际和制度—社会两个维度修改为国内—国际和制度—利益。受“开放经济政治学”议程的直接影响,在此框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大致包含四大类:国内金融制度和政策的国际影响,国家间金融关系和权力博弈,国内金融市场和活动的国际政治外溢性,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金融治理。

　　结合上述两个维度,界定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三个必要元素是:国际范围、政治因素和金融变量,这三个元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确立了相对清晰的研究内涵和研究边界。国际范围是指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必须以某种方式涉及国际层面,单纯对国家内部的金融权力、制度和观念的研究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政治因素是指其必须考虑到金融的政治层面,无论是影响金融的政治要素,如权力、制度、政府决策、国家政策、政府组织结构、外交等,还是影响政治的金融要素,没有涉及政治因素的研究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之列。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是关于金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涉及金融要素的研究自然也不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

　　(二)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

　　如同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一样,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也大致有两类研究者在推动,且斯特兰奇所描述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相互忽视”的情况在中国同样显著。一部分学者在经济学学科和范式下开展涉及政治的金融研究,这些研究既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果,也有国际政治经济学成果,且主要采用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方法;另一部分学者则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里的国际关系学二级学科下开展金融研究。中国特色的学科设置和学科划分的固化是导致这两类研究间“相互忽视”现象的重要原因。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学科管理安排、学术评价体系、教学科研体系、学术共同体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隔阂,这使得类似于国际治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存在很多障碍。

　　笔者初略统计了国际关系学主要期刊发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基本情况,考察范围是2023年4月1日前知网上所能检索到的相关期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八种主要国际关系期刊共发表了893篇相关文章,其中主要议题涉及货币(256篇),投融资(153篇),金融危机(153篇),金融政策、体制与模式(76篇),债务(37篇),银行(36篇),金融竞争与权力(33篇),全球金融治理(24篇),资本流动(22篇),国际金融机构(20篇),金融全球化(17篇)等。发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相关文章较多的学术期刊依次是《世界经济与政治》(284 篇),《现代国际关系》(181 篇),《当代亚太》(160篇),《国际展望》(146篇),《国际论坛》(47篇),《外交评论》(37篇),《国际政治研究》(32篇),《国际政治科学》(6篇)。

　　关于以上数据,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所考察学术期刊每年的发文量、可追溯的发文历史时间长度、总发文量等都有很大不同,故数据的横向可比较性有限,但其反映出的整体趋势依然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其二,同一篇文章可能涉及不同的主题,笔者以最核心的主题进行归类,不再重复计算。相关议题并非完全排他和互斥,而是相互重叠,密切联系;其三,笔者假设发表在国际关系学学术期刊上,且聚焦金融议题的研究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但也可能存在更加偏向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其四,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数量和议题侧重都有所不同,以上数据并未反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时间维度的变化。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金融动荡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会出现小高峰,且在不同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核心议题和主流研究范式会发生变化。

　　三、国际秩序变革期的金融政治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议程来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也随其变化而变化。政治科学最核心的任务是解释现实政治世界,外交政策分析、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研究等子学科都建立了解释特定学科问题的范式和议程。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初步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增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等一系列现象和事件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挑战,由此引发了(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论战。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诞生和发展于此次论战之中,强调经济要素、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等因素的(新)自由主义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世界的变化。因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自由主义范式和议题便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主义范式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自由化被视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且后危机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表现出了很强的反自由主义倾向,如国家主导的救市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充满争议的货币竞争性贬值等。尤其近十年来,大国竞争态势愈发激烈,地缘政治博弈愈发显著,“开放政治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产生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程也随之调整,“宏观大问题”开始回归。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逐渐拓展成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的“金融政治学”研究。

　　(一)什么是金融政治学?

　　相关研究已出现相近概念,如政治金融学(political finance)、金融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货币政治学(currency politics)等,但其内涵多有不同。政治金融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内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中的金融作用,尤其西方式选举政治中的政治献金和资本力量;二是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概念细化到具体的金融领域,进而衍生出“政治金融学”或通常被描述为“金融的政治经济学”。另一种表述“金融政治经济学”被视为金融学的一个分支,其“以法律的方法、政治决策的方法研究金融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本体和核心分析对象是金融活动。“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索国际金融的问题,其主要聚焦于国际金融,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较为相近,如美国哈佛大学魏海德国际事务中心从2015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金融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会议,促进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出发的国际金融研究的交流与对话。货币政治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分析国家间货币关系和货币的权力属性,也有研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货币的政治理论。一些研究较早便提及了“金融政治学”,但并未对其进行定义或专门讨论,另一种与金融政治学(financial politics)更相近的表述是“金融的政治学”(politics of finance)。上述概念的内涵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也存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别,这使得相关研究呈现出一个相对复杂和混乱的学科生态。

　　出于概念表述的简洁性和概念统一的追求,以及考虑到研究内涵和特征,本文倡导使用“金融政治学”。金融政治学是金融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其核心范式和学科根基是政治学,但纳入了金融学议题、视角和方法,且同样强调广义金融概念,即金融包含了货币体系和信贷体系。相较于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和上述诸多概念,金融政治学有以下几大特征,这些特征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政治学的研究内涵和外延。

　　其一,找回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国家的后退”的呼声和经验现实中向前发展的,在开放经济政治学议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更是逐渐向国家内部转向,出现了明显的“去国家中心化”倾向,非政府行为体、非政治现象、多元的跨国关系等开始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这一趋势同样体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中,国际和国内市场层面的金融行为体和金融现象受到更多关注,研究议题有逐渐泛化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与国际和比较金融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不同,金融政治学强调回归政治学学科本体,聚焦于国家和政府,剖析金融与政治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这与上述“政治金融学”不同,其学科根基是金融学,政治因素是外生变量或影响因素。

　　其二,走向政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研究从政治走向经济的结果,超越国际政治关系的跨国关系,超越“高政治”议题的复合相互依赖,将经济和金融议题带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的强弱关系呈现出钟摆式变化,上述跨国关系和复合相互依赖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力量对传统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出现的,而当国际秩序进入变革期,地缘政治力量的回归使得政治—经济钟摆朝着政治方向移动。正是因为聚焦在国家和政府行为体,金融政治学并非同等强调金融和政治的相互影响,而是更加聚焦于解释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金融则变成了重要的解释因素。

　　其三,回归“大政治学”。在中国学科设置中,作为一级学科的政治学包含了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但是,在实际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政治学”成为一个狭义的概念,多指政治学理论、国内政治与政府等研究。由此,狭义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范式、研究议题和知识共同体等方面出现了分野。然而,没有政治学理论基础和国内政治关照的国际关系研究,往往在解释国际政治现象时受制于国内政治的“黑箱”而无法探究到根本原因,而忽略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分析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也很难触及问题的全貌和根本。由此,国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融合已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大趋势。金融政治学突破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中对“国际”要素的限定,将国内政治中的金融研究、比较政治中的金融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囊括在一起,并试图推动其有机融合。

　　(二)金融政治学的两类核心议题

　　基于上述界定,金融政治学的核心研究议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金融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效应。金融的政治属性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如何产生国内和国际权力? 关于金融主权、货币主权、国际货币权力、国际金融权力等领域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在探讨金融活动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如何产生权力。在国内层面,市场金融力量的发展可能会冲击政府权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经典问题亦是金融政治学所关注的重点,如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对国家货币主权的冲击,以及主要国家对私人数字货币发展的政策,金融制度与国家政体间的适配性问题等。在国际层面,金融全球化会在国家间产生不同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效应,从而使核心国家获得更多的国际金融权力,使边缘国家处于金融依赖中,国际金融权力分配、国际金融结构的形态、国际金融秩序的演进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正是由于金融的强政治属性,金融活动便会产生政治效应,其核心研究问题是:(国内和国际)金融活动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 相关的研究主题包括西方选举政治中的金融力量、金融利益集团对国内政治决策的影响、金融对国际格局的塑造作用、国内金融政策和活动的国际政治溢出效应、金融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金融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例如,在国内层面,资本是否有序流动、金融开放程度和方式、系统性金融危机等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层面,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便是国际金融秩序,美元霸权的延续或衰落被视为美国霸权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兴衰的一个核心指标,新兴国家货币国际化程度则会直接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等。

　　另一方面是政治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效应。政治的金融工具是指金融如何被用以实现国内和对外政策目标? 在国内政治中,金融是维护政体稳定、有效干预市场维护经济稳定和发展、解决其他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实现其他国内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国际政治中,如金融制裁等金融方略早已成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金融制裁及其应对是在国际秩序变革期的重要议题,金融的“武器化”已得到了较多研究。

　　政治的金融效应则是指政治活动如何影响金融的发展。国家政治体制对金融市场发展有直接的影响,这在理论上归属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范畴,具体涉及政治体制与金融市场模式的选择和兼容性问题、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国内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等。在超越国家的层面,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内金融发展的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国内政治基础、国家和国家间政府组织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博弈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三)中国金融政治学的核心议程

　　在上述两大类核心研究议题下,考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外局势,结合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中国金融政治学研究在新时代至少应重点关注以下五大问题。

　　第一,何为最匹配的金融体制,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从国内层面而言,金融体制是金融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金融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而国家经济体制又与国家政治体制紧密相连。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探索,金融体制改革也在摸索中发展,并体现出“蜿蜒前进”的总体态势。以汇率制度为例,市场化导向的汇率制度改革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时进时停,但中国汇率制度市场化的总体趋势依然未变。金融监管制度亦是如此,由于中国经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和总体态势,以及特定时期的国际经济局势变化和金融监管理念的演进,中国金融监督和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变化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从“一行三会”到“一行两会”再到“一行一局一会”,金融监管理念从微观审慎性监管到宏观审慎性监管,再到微观和宏观审慎性监管并重。在地缘政治对抗愈趋强烈的背景下,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的维护和国际权力的提升等都有重要意义。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主要聚焦在不同金融体制的对比、特定金融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以及不同金融体制所产生了差异化国际权力等,如一项研究探究了中国国内的金融抑制与其国际金融权力间的关系。金融政治学研究更加强调回到国内政治中探索更加匹配中国政治模式的金融体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

　　第二,何为最佳的系统性策略,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地缘政治回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安全问题被视为国内外政策目标中的首要问题。在金融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中,国家金融安全并未被作为一个相对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相关研究广泛散落在金融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法学、网络空间安全学、信息科学等不同学科和研究方向中。由此,国家金融安全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思考,而金融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国家金融安全。

　　具体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研究议程包含 两 大 方 面。一 是 国 家 金 融 的 安全,即一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性安全。这类研究主要聚焦在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和重要政治经济决策和事件,金融学所强调的微观和个体金融风险往往不在此研究议程之中,除非其能够诱发系统性风险。如资本账户的开放时机和程度、对资本有序流动的监管、对房地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处置等都是重要的议题。这类研究的核心对象是国家金融体系,因此也更加靠近和植根于金融学研究,但是其重要特征是研究目标要回落到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性安全上。二是国家安全的金融,即金融作为影响因素和手段如何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关于消极影响的相关议题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国家的整体安全、金融制裁破坏国家稳定、金融主权削弱或散失对国家安全的冲击、金融秩序混乱破坏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等等。积极影响的相关研究重点探索国内金融发展对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跨国金融合作如何提升国家整体性安全状况、金融相互依赖是否更加有利于国际和平、金融霸权是否有利于国际体系稳定等等。这类研究的核心分析对象是国家安全,金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与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较为相近,但不同之处是对国内层面议题的关照更多。

　　第三,何为最稳妥的金融方略,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权力? 金融可以作为手段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宏观目标,亦可作为手段实现更多的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目标,即金融方略(financial statecraft)。借鉴经济方略的定义,金融方略即指代表国家的行为体使用金融领域的政策工具处理国家事务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全面考虑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所可能使用的金融方略需要得到系统的梳理,同时中国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金融方略更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例如,人民币国际化除了需要具备金融学中已广泛讨论的诸多政治和经济条件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如何适当地运用金融方略和其他方略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 金融方略如何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 在国家间合作和关系维护中,金融方略如何发挥作用? 等等。

　　第四,何为最有效的手段,以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国际金融制裁? 上述金融方略包含了积极和消极方略,金融制裁便是消极方略中最典型的一种。在国际秩序变革和大国博弈加剧期,金融制裁越发频繁地被大国用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对中国而言,如何有效应对大国金融博弈和可能面临的金融制裁已成为迫切的研究议题。这与上述金融体制研究密切相关,金融制裁的实施和应对首先植根于特定的金融体制;这也与国家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制裁是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俄乌冲突中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便是现实例证;这更加直接地关系到了金融方略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国的有效应对策略大致可从权力的两个面向入手分析,即自主和影响。自主策略指在面对金融制裁时依然能确保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正常秩序的策略,主要以降低金融层面的依赖和提高政治经济韧性为主。影响策略是指如对制裁进行反制,甚至在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和手段。

　　第五,何为最可行路径,以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在最为宏观的层面,从传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进而使国际金融秩序有序变革依然是重要的问题。全球金融治理旨在解决跨越国界的国际性金融问题,其终极目标是维系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进而通过金融稳定和合作维护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大国合作将受到直接影响,国际金融制度的功能性作用下降,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愈发突出,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重重、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也受到大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愈发突出、核心国家国内经济政策的负面外部性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等。较之于通过国际制度变革的方式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传统路径,地缘政治博弈将核心国家的利益和偏好放大,大国的双边关系将成为影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金融秩序演进的重要变量。这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为全球金融治理和全球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使得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变革成为迫切的研究议题。

　　结 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金融研究已形成较为独立和完整的研究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同时又受限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和理论框架,研究议程相对较窄,无法更为全面地理解和解释金融世界的现实变化,尤其在地缘政治博弈回归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更加偏向国内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金融研究议题未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研究的充分关注。在国内政治、国别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金融与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产生相互影响,且在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层级间,研究议题密切关联,这便需要打破不同研究方向和学科间的藩篱,将其按问题领域融合到一个框架体系中。金融政治学正试图从大政治学和广义金融概念出发,将相关议题进行融合,使其被纳入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中。金融政治学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和研究议程的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和学科交叉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背景下,对中国金融政治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助力中国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以及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有序演进。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