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因为较之于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的外部格局限制，冷战后国家行为体的战略能动性进一步增强。加之冷战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凸显，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价值获得更大关注。在传统和经典的人格、认知与情感研究基础上，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得以深入发展，尤其体现在关于有限理性来源的多样化、战略心理命题的细化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三大方面。近几年国际学界的理论研究进展较好地呈现了上述研究前沿及其特色，这一趋势在2023年该领域的学术动向中仍在继续，而“有限理性”“战略心理”“多元方法”这三大关键词构成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有限理性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起点，在于对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所依据的理性假定的挑战。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在行为心理观察的基础上提炼了有限理性的假定，由此奠定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假定分析起点。近些年包括2023年的相关研究前沿，进一步拓展了有限理性的多样化来源。具体而言，有限理性可以分为以下两点。

　　第一，人格特质。决策者的人格特质，是传统理性人所排斥的相关心理要素。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决策者的人格特质决定着他的行为偏好和战略选择。由此，将人带回到政治与国际政治分析中，提炼不同行为体人格差异及其对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后果的差异性影响，成为当前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最经典的理论研究路径。

　　第二，情感与理性。关于情感的理性特征讨论，经历了早期的情感有害于理性决策，到冷战结束以来，由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重新讨论情感对于理性的必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情感一方面可以重构理性，即情感是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如果理性人缺乏情感特质则无法成为理性人。因此，国际政治心理学重点讨论相关情感的理性价值，比如愤怒的战略功能、信任及可信任性对于合作的作用、恐惧对于安全感和生存的价值等。另一方面，在理性主义的分析视角下，情感要素是工具性的，即国家可以通过情感塑造、表演和呈现，从而实现特定的战略目的，比如战略博弈中的威慑、信息传递，以及合作中的氛围塑造等。

　　在上述有限理性来源逐渐拓展的基础上，近年国际政治心理学与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径有融合的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为《国际组织》（IO）杂志2017年的新行为主义革命特刊。相关路径如：多元启发理论将决策分为理性的信息处理阶段和依靠捷径的决策阶段，行为心理学路径强调决策者在国内政治压力下的心理特征，以及在分析层次上区分决策者个体和群体层次的理性与有限理性特征。

　　战略心理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于战略与安全议题领域。因此，战略心理学的微观命题是揭示政治心理要素如何影响政治行为与后果的核心研究问题。在此中层和微观路径下，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前沿突出表现为战略心理议题的拓展，比如在决心、地位、信号等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理论创新。2023年，这种创新趋势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其一，战略决心。决心是指行为体在面对不利情境时，坚定立场不后退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意志力。因此，战略决心是决策者的一种内在隐性的特质，其不易观测，也需要通过特定的信号表达出来。早期的决心研究大多将其与声誉联系起来，即国家的决心声誉是如何形成的，也有研究试图论证过度追求决心声誉反而更容易引发国际冲突。当前的战略决心研究重点聚焦于作为外部观察者、对手是如何评估决心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这包括强调过去行为和决心记录的声誉派，以及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认为实力是决心评估的重要依据，这种决心的执行力包括军事实力以及是否存在国内的否决者。也有研究试图去辨析战略决心并非是一种天生的、稳定的内在特质，而是逐步形成的且具有相应的情境性，即其动态性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此对于决心信息的认知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引发冲突。

　　其二，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最近十余年兴起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热点，它是指国家在特定群体的相关价值属性上的排序，这些价值属性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道德和规范倡导以及外交能力等。国际地位的研究可以分为许多分支领域，比如地位标识、地位追求、地位不满、地位焦虑、地位竞争、地位信号等次级议题。也有研究强调，需要区分国际地位的两种不同属性，比如特定霸权地位具有零和性质，但俱乐部成员资格的地位则是非零和的。由此，一些特质主导的地位更容易凸显零和性和竞争性，比如领导权地位等，而角色地位则可能是更为强调共同体资格的参与，具有一定的非零和性和包容性。一些新兴国家的外交行为可能由地位追求动机主导，而非权力追求，因此体系中主导国家采取包容式和接纳式的地位承认策略，则更有利于规避相关的国际冲突。

　　其三，外交信号。自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信号与欺骗》中开创外交信号理论研究后，近些年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重新关注外交信号的理论创新。外交信号的经典路径基于理性主义的逻辑，强调战略理性或理性代价的效用。比如，杰维斯借鉴印象管理理论，认为国家的外交信号都是投射和塑造形象；费伦（James Fearon）则强调理性代价论以及对于信号可信的作用，比如常见的“捆绑双手”和“沉默成本”策略。进一步讲，理性主义者强调西式民主体制下，观众成本对于信号可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基础。而近年的政治心理学路径则更为强调非物质性要素对于信号可信的价值。比如，声誉路径学者强调信号的声誉的影响，情感论学者借鉴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认为面对面的交流对于信号可信是重要的。总之，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外交信号理论的前沿，侧重于辨析信号可信的微观、非理性代价的来源。

　　多元方法

　　国际政治心理学创新与前沿，需要科学方法的支持。近年来以及2023年的方法论演进，体现了国际政治心理学作为交叉性学科的理论方法特点。

　　一是经典的案例研究。由于国际政治的不可接触性、敏感性和政治性，以及国际政治心理特定案例的数量少但影响大等特点，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的传统和经典路径是案例分析。时至今日，这种凸显异质性案例为理论创新来源的方法论，仍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主流。比如，人格特质流派，其创新来源变为特定个性独特的领导人的出现，或者依据新的理论重新解读美国历任总统，从而形成新的案例类型聚焦。比如，米洛（Keren Yarhi-Milo）依据“自我监控信念”，将美国总统区分为“自我监控信念”较高和较低两类，从而探析其对于总统对外使用武力的不同影响。

　　二是新方法的综合使用。虽然案例分析是主流方式，但由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内隐特点，一些心理学化的心理测试、文本分析、实验设计、定量验证等多元方法，成为近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运用特色。比如，政治人物的人格分析，其基础在于对其人格特质的精确描述，传统方法侧重于人格类型的分类，如巴伯（James Barber）关于主动—被动和积极—消极的维度区分。随着人格测试方法的进步，从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到大五人格等多种标准的政治人物测试方法都得到系统的运用，这些方法有助于更为精确测量特定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倾向。此外，由于政治人物心理要素不能直接测试，更多是远距离的测试方法，所以，以上述测试方法为基础的量化方法，要么基于调查问卷的测试方法，要么基于政治人物的公开政治话语文本进行编码数据转换，从而探析其特定的人格特质、政策偏好、政治动机等内隐政治心理要素。此外，通过在线、线下的模拟性政治和决策实验，探析政治精英和民众在政治认知、行为决策上的特定心理规律和机制，也成为2023年流行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而且，上述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综合运用，成为未来国际学界理论研究的方法运用趋势。

　　总之，综合观察近年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可以看到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关于有限理性来源的多样化拓展以及理性与政治心理路径融合趋势，战略心理命题的政治心理学路径深化，多元方法的综合使用。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有必要吸收国际学术界的这些理论前沿与特色，并进行批判性分析，以此为资源构建中国政治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