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孟维瞻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孟维瞻的著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于2023年出版。这本书着重讨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相对于近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中国参与和主张的区域性国际秩序相对于欧美主导的全球性国际秩序的“普遍性及特殊性”，回应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讨论的两大热点。

　　厘清全球理论与地方知识的关系

　　讨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其背景颇为复杂。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历史经验之上，认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和先导意义，而很少关注非西方历史。随着世界格局与学术潮流的演变，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之展开了反思和批判。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等人提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东亚历史经验以及东亚学者的知识创新成为该倡议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东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不乏相对于所谓“西方”的特殊性，这使得我们借用西方理论话语思考东亚地区秩序时，难免会遇到一些根本性疑问。其次，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已经或将在地区体系中重新占据优势，并因此将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作为资源思考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向。最后，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对各种地方性经验和知识重视的背后还有关键性的学术竞争诉求，即利用本土经验或对西方而言的“异域”或“边缘”知识作为独特的知识资本参与学术竞争，扭转不同地区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不均衡状况，提升具有相关背景学者的学术地位与竞争力。

　　不过，无论在中国学者内部，还是各国学者之间，如何认识和处理全球性理论与地方知识、普遍性逻辑与国别性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定位东亚历史经验在国际关系学科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位置，都存在很大分歧，这也一直是这类研究背后的张力所在。孟维瞻的这本书试图介入的正是这一争论。

　　如果说此前对非西方世界历史的探讨更多是寻找近似于西方的经验和理念，或研究西方秩序如何扩展到非西方世界，那么近来的思考越来越多地强调非西方经验的特异性，探索如何利用它们来补充和修正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早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不少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他们试图利用特殊而丰富的中国历史经验，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21世纪初，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经验作为上述学术努力的重要突破角度。而且，除了中国本土学者之外，海外华裔、亚裔学者甚至西方主流学者都尝试在这个领域寻找学术创新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不乏可商榷之处。例如，研究者倾向于将各种历史细节和具体差异本质化，一方面过分简化了东亚经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了东亚经验的特殊性，限制了其超越地方性的一般性价值，结果背离了初心，造成了自我束缚。

　　引入权力与文化关键变量

　　如何克服这种张力，这本书的前几章实际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转化成了对权力与文化这两个关键变量间关系的讨论。南加州大学教授康灿雄是推动“东亚特殊性”研究议程的旗手，曾撰写大量讨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著，并发表于知名期刊和顶级出版社，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力。但是，许多评论指出，他过分理想化了朝贡体系，同时过分简化了东亚历史的变动性和复杂性。孟维瞻介入了这一讨论。在他看来，康灿雄忽视了权力政治这个第一因素。同时，持另一派意见的学者认为，权力或实力是唯一影响国家行为的自变量，实力强的时候采取进攻性政策，实力弱的时候采取防御性政策。

　　有意思的是，这两派学者并没有深入讨论权力政治与文化传统要素在决策过程中如何相互作用，而是对二者进行了机械式的分离。反思东亚国际关系史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意识形态或物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事实上，只有将这两个变量进行系统组合，才可以形成有关国家行为与秩序稳定性的更完善理论，从而建立更为精密的分析框架。孟维瞻就这一问题更重要的评论是，尽管物质力量非常重要，但是很少有学者在解释古代中国对外战略行为时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古代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物质实力和地位是既定的。实际上，古代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处于不断的消长与波动中。历史上，不是每个朝代或政权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实力和地位，即便同一朝代或政权，在不同时期其实力和地位也会有较大的变化。这不仅影响周边行为体对古代中国的认同和对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而且影响古代中国战略行为的变化。

　　当然，孟维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初步的，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如果实力是变动的，那么文化这一“变量”（如果可以称为变量的话）在东亚国际关系各种复杂变动的时空场景中是否也有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差异。目前来看，相关研究依然缺乏对权力与文化两个因素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组合机制及效果的理论探索，以及对相关命题进行有效经验的研究设计思路，这也是学术界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开展富有建设性的学科对话

　　孟维瞻以及之前讨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或者所谓“朝贡体系”的著作，在基本思路上依旧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特殊与一般、历史与理论的张力，其所面对的挑战不可谓不大。

　　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近现代欧洲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如今各种立足于中国或东亚经验的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为背景或参照，并因之而被其扭曲。一部分学者以科学为名，否定东亚经验的特殊性，或者否定特殊性经验的学理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寻找并突出历史上东亚地区政权对外行为及彼此间关系中的“特异”现象，挖掘其背后某些独特的影响因素，希望以此暴露并突破西方理论话语的局限，展示东亚经验的独到研究价值。

　　实际上，无论普遍性也好，特殊性也罢，都不能预先假定。真正要讨论相关问题，在纵向上需要更为贯通的中国历史视野，在横向上需要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通过对历史证据切实、系统的比较加以判定。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东亚历史经验并加以理论化，不能只关注某一个朝代或时期，因为任何一个朝代或时期相对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可能都具有某种特殊性。包括康灿雄及更早讨论古代中国战略的哈佛大学的江忆恩，都仅仅将中国历史中某一时期的特殊性等同于中国历史的一般性，难免有失偏颇。孟维瞻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不乏自己的思考，但恐怕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期待他后续的努力。

　　这就意味着，像孟维瞻这样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学者，需要处理好国际关系学科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真正改变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历史贫困”的现状。这是一项重大挑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回到理论研究，从西方之外的历史和思想中寻找可供理论化的资源，的确是一条可以产生创新知识的路径，但是相关研究不能受到任何一种特定话语的拘束，需要摆脱“东西二分”等本质化思维，否则有可能陷入镜像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我们重视中国经验，是为了主体性的解放，是为了与其他地区和文明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理解差异，加深相互理解。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我们既要尽力保持自主性，避免落入西方学术话语的窠臼，又不应画地为牢，而是要积极地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对话。

　　“中国学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都在高呼的口号，但即使在大力倡导和推动“中国学派”的学者内部，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分歧。全面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需要不同文化的智识资源和理论贡献，尤其是辩证处理学术民族性与学术国际化的平衡。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很难真正建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派”。我们既要避免成为西方理论的“影子”和“传声筒”，也要警惕“例外论”，超越“特殊论”，真正建立起作为学者的“主体性”，在与西方同行进行学术与思想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实现兼收并蓄与交融互鉴。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