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释启鹏新作《新世界中的旧秩序：东南亚四国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十余万字，作者以东南亚四国百余年的历史变迁致力于回答“为什么在经历了民主转型、新自由主义改革乃至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依旧难以扭转自身的发展命运”。作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所经历的种种变革都是几乎精英主导的，旧秩序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被保留下来并形成了“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依附性的人身关系、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以及事实上的权力世袭机制等“前现代”因素与那些作为“现代性”价值的市场体系和民主制度结合在了一起，脱胎于封建―殖民时代的权力精英在历经多次变革之中依旧展现出强大的历史延续性，普通民众拓展实质自由的诸多努力变得异常艰难。

　　本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政治学的最新力作，同时为助推学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战略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荐序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很高兴应作者之邀为新书写个序言。释启鹏博士已经是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其已经发表作品的思想成熟度超出了他那个年龄应有的水平。他对学术有着不倦的热情，高远的追求，他的学术触角敏锐，阅读范围广泛，有着强大的组织资料的能力，因此其学术产品的质量值得信赖。学术是他的事业。不仅如此，释启鹏博士是一个有使命感的青年学人，解放“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是其人生理想。正是在这一理想主义的驱动下，释启鹏撰写了题为《新世界中的旧秩序》的博士论文，试图寻找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作者所研究的“新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并在推进社会结构的“实体性”研究中讨论流行的方法论问题，质疑所谓确定的因果机制假设，推崇“科学建构论”。

   具体而言，本书关注是“发展”问题，这里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上增长，更体现了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在这位“经济学的良心”看来，发展的核心在拓展人类的“实质自由”。这种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将美好世界的蓝图描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然而，发展道路却充满着各种阻碍。20世纪中叶之后，在沃勒斯坦所谓的“反体系运动”中，一大批新的国家纷纷独立，他们构成了“第三世界”并开启发展之旅。但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民主转型、新自由主义改革乃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似乎依旧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这构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同样是历史政治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流水的历史，铁打的精英”。从殖民时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的历次变革基本都是精英主导的，普通民众基本都被排除在外。那么，为什么精英会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历史延续性呢？本书“以精英为核心的结构视角”在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的传统下理解权力精英，强调精英得以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与阶级的层面理解权力精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变革背后探寻权力精英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延续性：一方面，由于扎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因此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权力精英很少受到那些非经济性、非结构性变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拓展民众的实质自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进行财富再分配，这必然受到权力精英的强烈抵触与反对。

   然而，精英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精英也不存在固定的行为方式，他们是世界政治体系与传统社会秩序“绞合”之后的产物。因此本书还关注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如何塑造着精英的行为模式以及精英—大众关系。为了详细地阐述核心观点，本书立足世界政治体系的三次变迁，通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四个东南亚国家展现了这一复杂过程：在第三章，我们得以见证殖民主义是如何重塑了殖民的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由此形成的权力精英与社会性遗产一直延续至今；第四章展现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所引发的反殖民运动，以及建国时刻旧时代权力精英是如何最终取得胜利；第五章则探求了当面临市场化、民主化等新的时代浪潮之时，权力精英如何通过这些渠道在赋予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同时进一步继续掌权。

   在经历了一系列以精英为主导的变革之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展现出了“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突出体现为新封建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旧秩序”与“新世界”的结合，即“封建制”“贵族”“地主”等“前现代”因素畅行无阻于以“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公民社会”为核心标签的现代世界。在新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脱胎于封建―殖民时期的依附性人身关系和碎片化权力结构在一系列现代性变革之后依旧极大地延续了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与封建制、奴隶制或其他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模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它意味着，除非对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第三世界国家意图改变发展命运的尝试将十分艰难。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研究，本书一方面介入到真实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中，另一方面介入到理论与方法的争论之中。对于前者而言，本书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稳定与变迁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丰富了对东南亚四国经验材料的知识积累。对于后者而言，本书则力图破除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诱惑”，以关系主义的视角剖析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同时立足科学建构论赋予比较历史分析以新的方法论意涵，彰显出通过历史叙述以实现因果推论的可能。

   本书关于“新封建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发展，具有实质性启示，其主张的“科学建构论”也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有力反思。这种兼具实体性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的作品，既是比较政治研究的结晶，也将是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