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欧洲政坛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多场选举中极右翼政党表现突出。横跨欧洲大陆的选举浪潮清晰勾勒出“特朗普现象”在欧洲的本土化蔓延轨迹，也宣告了传统主流政党的衰落已进入不可逆阶段。在经济低迷、社会分裂与跨大西洋右翼共振下，欧洲政治生态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重构，重塑其集体身份与未来走向。

　　一、2025年选举：“特朗普现象”的欧洲具象化

　　“特朗普现象”并非局限于美国的政治孤例，其核心特质是民粹主义动员、反建制叙事、身份政治操弄与“本国优先”的政策导向，2025年，德国、荷兰、葡萄牙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均跻身议会第二大党。波兰保守派法律与公正党支持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当选为总统，捷克则由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不满公民行动”党拿下议会选举得票率第一。

　　可以说，横跨欧洲的右翼浪潮有着极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议题设置上，欧洲右翼民粹势力有着高度一致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移民管控、民生保障以及文化认同这三大核心议题。他们常常把非法移民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直接挂钩，大肆渲染非法移民给社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同时，将国内面临的经济困境归咎于全球化进程以及精英阶层所谓的“利益输送”，让民众觉得是外部因素和既得利益者损害了自身的利益。二是在动员方式上，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彻底摒弃了传统政治相对温和、含蓄的话语体系，以直白甚至激进的表达突破“政治正确”束缚，通过社交媒体精心构建起“民众对抗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右翼民粹势力宣称要为民众争取权益，从而吸引大量民众的支持。三是在国际层面的联动上，欧洲右翼民粹势力与美国保守派形成明显的“跨大西洋共振”。右翼领导人频繁与美国新政府互动，将彼此视为意识形态盟友。这种内外联动的特征，使得欧洲的“特朗普现象”远比单一国家的民粹崛起更具影响力。

　　二、传统政党衰落：从选票流失到信任崩塌

　　与右翼民粹力量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传统主流政党在2025年选举中遭遇普遍性的惨败。传统政党的衰落不仅体现在选票数量的减少，更表现为其长期赖以生存的政治共识与社会基础的根本性瓦解。

　　第一，政策失效与民意脱离是传统政党支持率下滑的直接动因。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传统中右翼政党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贫富分化，中左翼政党则未能有效维护工薪阶层利益，导致大量中间选民对“左右共治”模式彻底失望。传统政党沉迷于“价值观之争”“绿色转型”等宏大叙事，却对民众关心的食品价格、养老金发放等具体问题避而不谈。当传统政党无法回应民众最基本的生计诉求时，选民自然会转向那些看似能提供“解决方案”的民粹政党。传统政党的衰落本质上是一场信任危机，当信任基础瓦解，传统政党即便推出务实的政策主张，也难以获得选民认同，其衰落便成为必然。

　　第二，意识形态模糊与立场摇摆是传统政党认同危机的加速引擎。长期奉行“中间路线”的欧洲传统政党，为了争中间选票，在移民、能源等争议话题上语焉不详，其核心主张和价值边界在选民心目中最终写着“平庸无差别”，逐渐模糊。这种投机取巧的倾向让传统政党在差异化竞争中丧失优势。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传统政党在移民、文化等议题上借鉴民粹政党主张，以应对竞争开始“向右靠拢”，反而使其核心支持者进一步丧失，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

　　第三，组织动员能力的代际落差是传统政党走向衰落的最后推手。传统政党依赖的基层组织、工会网络与线下集会模式，在数字时代逐渐失去效力。与之相对，右翼民粹政党则熟练运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实现与选民的直接互动，其信息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远超传统政党。更关键的是，美国硅谷科技资本的介入改变了欧洲政治的运行逻辑。

　　三、结构性根源：欧洲“特朗普现象”的生成土壤

　　欧洲“特朗普现象”的泛滥并非偶然，其背后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失衡、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国际秩序持续动荡等多重结构性因素的长期作用和不断累积的结果。

　　第一，经济持续低迷与分配机制失衡是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经济动因。2010年欧债危机后，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反复受阻，“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叠加冲击更是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2024年欧元区GDP增长率仅为0.7%，通胀压力持续传导至民生领域，食品、能源、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在经济增长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失衡问题愈发凸显，跨国资本和精英阶层通过全球化实现财富增值，而中下阶层则面临失业风险增加、工资增长停滞、社会公益减收等多重压力。这使得“反全球化”“反精英”成为民众的集体情绪，为右翼民粹政党提供了天然的动员素材。

　　第二，移民治理困境与文化认同冲突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社会诱因。2015年难民危机后，大量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给欧洲的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虽然申根区政策逐步收紧，移民流入人数减少，即便如此，由于移民问题触及欧洲文化认同的根脉，因移民难题引发的就业竞争、文化冲突、治安问题仍在持续发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捍卫传统价值”“维护国家认同”等口号，将移民问题与文化认同危机捆绑在一起，精准捕捉这种焦虑，而传统政党的“多元包容”叙事则视为“漠视当地群众利益”的标志。

　　第三，全球保守主义回潮与跨大西洋右翼联动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外部推力。2024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与欧洲右翼力量形成明显的“共振效应”。美国科技资本为欧洲右翼政党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帮助其提升竞选能力。同时，美国的“本国优先”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为右翼政党攻击欧盟一体化与多边主义提供了借口。

　　第四，传统政治体制僵化滞后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制度性前提。长期形成的欧洲传统政党“精英主导”的政治格局逐渐丧失数字时代的应变能力，权力在政党内部的垄断、政策制定过程的封闭、利益输送的隐蔽，这种方式可以使得一般民众的诉求难以进入治理纲领。当人们无法通过正常方式改变现状时，就会转变成借助民间力量来挑战已有的制度。随着维护成本的不断加大，传统政党构筑的极右“防火墙”逐渐失效，一些传统党派甚至在加快民粹主义主流化的同时开始转向右倾政策。

　　四、未来挑战：政治极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双重困境

　　“特朗普现象”不断蔓延，传统政党不断衰落，这在2025年欧洲各国选举中凸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欧洲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极其严峻而深远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在短期内政策上反复徘徊，更可能对欧洲长期走向和国际地位造成重大影响，这两个方面最为突出，政治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首先，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治理效能遭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传统政党意识形态对立，已演变成社会群体深度分裂。其次，欧洲一体化前行面临严峻考验。右翼民粹政党普遍持“疑欧”甚至“脱欧”立场，视欧盟为“精英利益的工具”与“国家主权的威胁”。更为严重的是，“本国优先”理念的右派政党与欧盟“集体利益”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再次，跨大西洋关系重构，战略自主难题再现。欧洲右翼政党与美国保守派联动，短期内或强化跨大西洋意识形态同盟，但长期将使欧洲陷入“战略依附”困境。最后，欧洲传统政党自救，复兴之路挑战重重。面对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冲击，一些传统党派为了争夺选民而选择“向右靠拢”，反而可能导致自身思想意识迷失，失去核心支持者。传统政党要想真正复兴，需在理念革新、政策调整与组织重构三个层面突破。

　　欧洲地区不断蔓延的“特朗普现象”，说到底是经济失衡、社会撕裂与体制僵化拧成的“死结”；欧洲地区传统政党纷纷走下坡路，根源在于它们的治理思路和价值主张早已跟不上民众的期待。这种政治变革，不仅仅是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写，更多的是世界政治走向的悄然重塑。对欧洲而言，前路依然迷雾重重，是陷入持续消耗的政治极化，还是乘势而上推进结构性改革，或是丢掉一体化初心，或在“疑欧”浪潮中重新凝聚欧洲更多包容共识？这些问题的答案，既取决于传统政党能否真正进行自我革新，也取决于欧洲社会能否找到化解分歧、再聚民心的新途径。

　　2026年欧洲政治，绕不开内部分化与外部平衡这两大难题。极右翼政党已从边缘力量转为关键政治变量，在移民管控、欧盟一体化等议题上持续施压，多国选举或将进一步加剧内部撕裂。对外，俄乌冲突的胶着使欧洲防务自主加速推进，但对美安全依赖仍难破解，而在中美博弈中，欧洲将在安全领域向美靠拢、经贸领域与华保持合作。同时，欧盟以《循环经济法》《欧洲创新法》等法案聚焦经济竞争力与绿色转型平衡，试图在相对衰落的趋势中寻求突围。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C710112）、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25VSZ163）阶段性成果】

　（游楠，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开元，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史志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