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方外交史研究》是阐释东方世界外交活动经纬的一部力作，在理论体系、发展主线、编写原则、核心内容、分析模式等方面填补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空白，反映了外交史研究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发展趋势。该著既有对纵向历史发展进程的细致梳理，亦有对横向历史关联与互动的大胆思考，相对系统且全面地勾勒出东方世界外交活动发展历史的进程；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东方历史悠久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揭示了东方外交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产生了基于东方主体和中国本土的历史新知和学术话语，为摆脱“西方中心论”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与可能。

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本节作者王云龙）

　　在最近20年时间里，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学科定位定性、编纂体系、重点领域、发展主线、应用理论及体系建设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表达形式与进展，不断突破旧有的形式与理论结构，反映了向未来发展迈进趋势。这些凝聚着新的理论要素的探索在创造着一种氛围，成为国内史学殿堂里的一曲多彩乐章。

　　一、《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学理构建

　　陈奉林所著《东方外交史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贯通性专门史，而是致力于学科奠基性与学理构建性。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垄断世界外交史撰写的话语权，表现为典型的“欧洲中心论”。《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外交”辞条为：“尽管史前社会存在外交的蛛丝马迹，但现代外交起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派遣使者作为交战国之间不可伤害的使节，后来演变为使节。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对外交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法律方面：条约依据民法而立，国际法雏形出现。中世纪后期，教皇外交起主导作用。世俗统治者以教皇使节为模式，派出自己的使节。12世纪以来，这些使节称为大使。16世纪起，欧洲出现常设大使馆。1626年，黎塞留在法国设立第一个现代外交部。到19世纪末，西方外交制度遍及全球。”（The Encyclopaedia Britiannica, 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iannica, Inc., 1993, vol., 4, P.114.）《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外交历史演进完全归结为欧洲所独有，对欧洲以外地域特别是东方外交悠久历史选择性地无视。首版于1829年的《大美百科全书》从词源学阐发外交的“欧洲中心论”，坚持“外交”一词源于欧洲语言，称“外交”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diplōma。伯克的《法国的双重外交》是英文首次使用“外交”一词。

　　中国“外交”一词早见于先秦、秦汉古籍，绝非欧洲古典时代专有。《礼记·郊特牲》载“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447页。）这里“外交”，指的是人臣私见诸侯。《韩非子·八奸》载“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6页。）这里“外交”，指的是私自与外国交往。《东方外交史研究》充分发掘东方外交历史与理论富矿，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阐释东方历史悠久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提出“编写东方外交史应把握的整体原则，以防止视野狭窄和整体观念缺乏的局限。与整体原则相联系，强调该地区的主体性是同样重要的，不能过多地把西方史观与分析模式强加在东方历史的研究上。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分析模式只能借鉴和有创造性地吸收，但不可完全照搬。随着东西方交流加深加快，学术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扩大到以全球史观来构建具有当代意义的世界史，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因为东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条件影响和决定世界的未来”。（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29页。）我仔细阅读，深感这部著作的厚重，认识到它的价值。

　　陈奉林教授描绘了东方外交史深厚的学科底蕴与多彩的学术底色，完成了从宏观到微观，以及比较研究的体系构建。区域外交史很重要，但不能代替国别外交史研究。《东方外交史研究》预留了东方外交史学科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广阔空间，强调“国别外交史和区域外交史是东方外交史的两个车轮，桴鼓相应，互为支持，缺一不可。如果突破传统政治外交的狭窄范围，把国家间重大的经济、军事、文化与人员往来引入外交史研究视野，必将极大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东方外交圈从来就是开放的、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内容，同时具有区域性的鲜明特征”。（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40—41页。）此语道出了大变革时代史书书写的时代特征，必须导致新思想的脱颖而出。

　　二、东方外交的历史智慧与实践智略

　　当前，国际动荡变革加剧，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不断；全球粮食、能源、债务危机同步显现，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彼此交织，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加剧；人类和平发展面临空前挑战，世界在动荡变革中艰难前行。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成为广受欢迎的、促进和平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发展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合作打造了新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东方外交史研究》既注重史实的细节把握，又有顶层设计，系统总结了东方外交的历史智慧与实践智略，以史为鉴，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东方外交的战略支撑，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全新的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内涵与外延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崭新内容，不仅涉及经济与贸易层面，更为重要的是涉及政治、外交、科技、交通、环保、安全、劳务输出及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是全面演进和整体提高的过程，单一的或纯粹的经济学观点不能解释其重大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界限，统合各方面资源，加强综合研究。

　　《东方外交史研究》以学理范式和学术话语，以“五通”作为合作的重要内容，即重点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逐步形成区域合作新格局。

　　三、东方外交的全球语境与学理宗旨

　　《东方外交史研究》史实坚实，史识坚韧，史论结合，破解了东方外交论域中的“欧洲中心论”。19世纪以来，随着启蒙运动理性至上思潮席卷西方世界，西方学术界衍生出各种形态的“欧洲中心论”，即“西方文明中心论”。在知识学和理念论双重加持下，西方学术界构建起“言必称希腊”的文明线性谱系，俯瞰非西方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赢得冷战，西方学术界推广现代化理论，将西方塑造为现代文明的模板，将非西方地域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主观地界定为现代性取向、反现代性取向、替代现代性取向三种路径依赖。随着冷战结束，西方学术界大肆鼓噪“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现代性取得了彻底胜利。西方后现代思潮貌似解构中心、“去中心化”。有学者指出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实质是以解构中心而重构中心，以“去中心化”而“再中心化”。西方学术界显性文明中心论日薄西山，但隐形文明中心论却潜滋暗长。

　　破除显性和隐形文明中心论，是新时代中国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东方外交史研究》聚焦于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东方外交，追溯和阐述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作用，探析互鉴现象，进而探讨东西方外交的交互作用与影响；充分利用相关多语种文献，形成与国际学术前沿同步、具有中国特色与创新内蕴的话语体系，为理解和阐明全球化语境中东方外交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学术支柱。

近20年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本节作者 成思佳）

　　“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复杂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概念。“东方”概念的历史起源至少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期。不同时期、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东方”的认识和理解不尽相同。例如，英法两国认为“东方”主要指历史上的近东地区或阿拉伯世界，亦泛指与欧洲接界的“非欧世界”；美国认为“东方”主要指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从地理上看，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东方”至少应包括整个亚洲地区和埃及，即地中海以东的亚洲地区。美国东方学学者萨义德指出，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粗略界定的出发点，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通过描述、教授（传播）、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问题的一种机制。简言之，萨义德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今日“东方”概念与阐释主要是西方国家“发现”或“开发”世界的产物，使得我们对“东方”的认识和理解长期置于“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学界有关东方诸国外交史的研究亦长期局限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陈奉林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倡导和构建一种基于本土资源和本土话语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强调“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过去的历史，用全球视野撰写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外交史”。（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5页。）经过20年不断积累与坚持，陈奉林教授最终完成了系统阐述东方国家外交经纬的巨著——《东方外交史研究》，为摆脱“西方中心论”影响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东方外交史研究》共九章，凡50万字，主要是对当代东方国家外交活动的若干观察和思考。

　　一、坚持以东方为主体重新审视各国外交活动与历史

　　近20年来，陈奉林教授等一批学者倡导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与西方主导下之“东方学”有本质差异和区别。前者主张以东方，尤其是中国视角为主体，从东方内部重新审视东方各国外交活动和历史；后者则如萨义德所述，是从西方或者外部世界视角来认识东方。因此，《东方外交史研究》不仅对西方视域下的传统东方外交问题进行了新的本土阐释，而且提出了不少新的议题和概念，初步完成了中国学界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自我书写与重构。在叙述和阐释古代东方国家外交活动时，提出了“古代东方外交圈”的概念，力图将亚洲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对外交往活动纳入其中。当然，在具体阐释“古代东方外交圈”过程中，该书亦有其侧重，论述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形成与影响；二是与东方外交活动密切相关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络。通过这两方面论述，该书最终将古代东方世界内部各国交往与东西方各国交往有机串联起来，重塑了古代东方国家外交历史的图景。

　　二、应用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

　　“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亦称为“整体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吴于廑：《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48页。）《东方外交史研究》深受“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影响，从揭示东方外交史纵向联系角度出发，系统回顾和梳理了东方诸国外交活动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由于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国与国间的横向联系，所以该书在梳理历史纵向发展时，也强调历史的横向发展，包括东方各国之间、东方特定区域内（如东亚区域）、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活动，最终实现了从单一国别外交史到整体东方外交史的转向。北京大学宋有成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总结的“议论充满跳跃性”“跨越历史时空局限的联想式论述”，应该就是对该书作者重视横向联系与书写的充分肯定。

　　此外，与多数学者单纯专注于自我研究不同，陈奉林教授在推进自身东方外交史研究过程中，注重搭建学术交流会议平台，持续与国内外学界展开对话与碰撞，重视国际合作交流的作用，不断扩展和完善研究内容。2006年10月，他联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外交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专题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年来，陈奉林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每年举办一次“东方外交史”研讨会，已经常态化和品牌化，聚集了一批有志于东方外交研究的学者，老中青结合、成员相对稳定。

　　三、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经世致用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诗经·大雅》中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重视。陈奉林教授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总论》开篇中指出，“研究东方外交史，不仅仅是因为东方国家历史悠久，思想深邃，外交形式复杂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现实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问题，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异常的密切，倍受世界关注。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面临重新走向世界、影响世界、重新塑造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二战以来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确是陈教授关注和研究东方外交活动及发展历史的重要动力，切实回应了包括当代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如何重新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乃至塑造21世纪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他从论证东方外交整体发展历史出发，找到了不少西方传统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例如，书中第八章有关东方历史上的海、陆丝绸之路的梳理和总结，有力呼应了我国当前正在稳步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此外，《东方外交史研究》重视相关学科建设与规划，这是很多学术著作不曾具备的，反映了该书对东方外交史学科及相邻学科的思考，正如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顶层设计”。

外交史研究新路径（本节作者 罗敏）

　　中国外交史研究多以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为主，区域外交史不多，至于对历史上东方国家外交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区域史较国别史研究起来更有难度，包括体系构建、材料收集、理论创建等等，都是不小的挑战。陈奉林教授所著《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在新形势下的大胆尝试，以广阔视野探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历史与外交，构建了自成一体、气魄宏大的研究体系，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出了贡献。正如有学者评论指出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填补了我国世界史教学科研中的一项空白，其学术贡献不言自明。……。意味着中国学者在东方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新成果和新进展”。（宋成有：《不懈探索的拓荒之作》，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序一》，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

　　一、构建了东方外交史体系与理论

　　近代以来，欧洲国家科技显著进步，工业制造水平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达。西方列强为打通全球市场不惜诉诸武力，对东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伤害。外交史大部分是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成为主流，垄断了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为突破“欧洲中心论”束缚做出了努力。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为摆脱“欧洲中心论”影响而努力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东方外交史研究》继承了中国史学界近年试图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做法，尝试立足东方国家历史与现实，探索使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释东方国家外交历史。陈奉林教授之所以坚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首先，虽然“欧洲中心论”看似构架完整、逻辑严密，但其本质不过是基于欧洲经验得出的结论，在探讨东方国家历史时具有先天缺陷，无法准确反映东方国家长期页复杂的历史实际。其次，东方国家在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挥自身优势迅速崛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东方国家迎来了历史发展新契机。西方对东方史研究存在不足甚至歪曲，暴露了西方理论与分析模式的短板。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能够肩负起建立新的理论框架、书写东方外交史创设新体系的使命担当。

　　《东方外交史研究》对日本东亚史研究有所借鉴。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经济、文化交流密切。日本学界重视对中国、朝鲜、蒙古国及东南亚各国的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对东亚地区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推动了日本的东亚史研究。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对我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有可参考借鉴之处。

　　《东方外交史研究》提出，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可追溯至二战前。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都是日本战前东亚史研究代表人物。西嶋定生则对东亚世界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经过这些学者们的努力，日本的东亚史研究确立了独特的研究框架、视角和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确立了东亚史研究范围，把东亚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探讨了东亚内部的联系纽带与动力源泉，注重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问题。特别是在写作方法上，日本的东亚史研究突破了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狭窄范围。该书认为，日本的东亚史研究经验有助于扩大研究视野、开阔思维空间，但同时必须注意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中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乃至错误的观点。显然，《东方外交史研究》在构建庞大研究体系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二、创立了东方外交史学科

　　《东方外交史研究》对东方外交史的时空范围进行了界定，肯定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的有益成果，认为既有研究对东方空间范围的探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书中指出，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国家间自古人员、货物往来频繁。近代以前，该地区业已形成完整、独立的经济文化交往圈与外交圈。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上述国家和地区先后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升。鉴于此，该书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变革正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东方外交史的时间上限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及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两种不同的观点。该书认为，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东方国家间外交活动十分有限，尚未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东方国家外交关系体系核心力量更是无从谈起；而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的提法否定了16世纪前东方国家间频繁且影响重大的外交活动，忽视了东方外交史的悠久实践。《东方外交史研究》指出，根据史书记载，在秦汉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南亚等地间已出现了较多贸易和使者往来，这些外交活动对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主张将东方国家进入封建时代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时间。

　　正是基于对东方外交史时空范围的独到界定，该书在章节编排中注重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纵横交织。一方面，梳理了秦汉至明清中华帝国的崛起及影响、近代东方国家受到西方冲击和逐步走向近代的曲折历程、二战后东方国家被卷入东西方冷战体系，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新时期等不同时期东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将东方国家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文明体，探讨了西太平洋贸易网络的兴衰、东亚经济圈的历史与复兴，以及东亚经济协作与西太平洋经济圈的构建、东亚区域意识的兴衰及在新时期的新拓展等重要问题。

　　三、突出以经济外交活动为主的研究路径

　　在进行东亚史研究时，日本学者更为关注地理因素与区域贸易网络，强调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对东亚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日本学者以经济视角研究东方历史扩大了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入探索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东方外交史研究》一书突破了既有研究中以政治外交史为主的单一框架，重视东方国家及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尝试以经济外交活动为主的研究路径。这样的研究路径恰恰补充了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特别是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和现代东方国家间的外交活动。例如，学界从政治史角度分析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活动较多，却很少有学者关注郑成功主导的贸易活动对域内国际关系的影响。

　　因此，作者在第二章阐述了中华帝国崛起及影响后，着重分析了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他认为，在近代之前，官方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同时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为两翼形成了面积广阔的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同时期的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一起，对世界文明交流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断进步，西太平洋贸易网不断扩大，地区间货物、人员往来频繁，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繁荣。西太平洋贸易网以跨国家、跨地域的形式展开，推动相关国家共同发展，成为古代东方国家物质、文化交流的典范。但经过千百年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最终走向衰落。究其原因，陈教授指出，主要在于东方国家对外政策受传统思想和制度制约，缺乏对外扩张的动力，无力推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向近代转变。而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该地区国家的推动，进入近代后东方国家不得不应对来自西方贸易体系的冲击与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东方外交史研究》集中笔墨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进行了探究，认为自汉代以来，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通过域内贸易交流，构成了古代东亚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中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济交往的同时，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哲学、宗教思想等均在该区域得以传播。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东亚经济圈日渐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业文明已成为时代趋势，与东方国家农耕文明相比占据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大力推行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经济增长强劲势头使东亚地区显露新的生机。

　　该书还讨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东亚经济协作与西太平洋经济圈的构建问题。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需求，该书总结了东方史上“丝绸之路”的成功经验，指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关乎中国利益的大事，需要加强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使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连接贯通起来；推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南北两路相互支撑；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纵深发展。（参见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477—483页。）鉴于当前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现实，该书提出促进东亚经济协作，构建西太平洋经济圈。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继续加强与日本、韩国、东盟及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拓展经济与外交活动空间，立足亚太的同时发展与欧洲、非洲、拉美地区传统经贸关系。现在看来，这些带有启发性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陈奉林教授采用了以经济外交活动为主线的研究路径，但没有回避东方外交史上的重大政治、民族、文化问题，在书中第三章至第六章探讨东方世界进入近代遭遇的种种挫折时，他论及东西方文化在东南亚的冲突与融合、东亚历史上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大国较量、近代中日民族危机意识的比较、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冷战体系下中日关系等问题，全面论述了东方外交史，强调“东方国家在战后整体崛起，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事件，其正向能量远比西方国家崛起大得多，影响深远得多”。（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2页。）

　　四、关于东亚区域意识的论述

　　《东方外交史研究》对东亚区域意识的论述是一大亮点。近代以前，东亚各国深受中华文明影响，从典章制度到礼仪文化无不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因此，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很容易产生超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区域意识。陈奉林教授将东亚区域意识看作东亚历史发展的重要产物，认为该意识的产生可以追溯至周代。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东亚区域意识逐步形成。当时，远洋运输技术尚未成熟，古代东亚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相对困难，但在东亚内部海陆交通相对畅通，这为东亚区域意识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天朝礼制体系”和汉学文化圈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毋庸置疑，东亚区域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域内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引发国际社会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东亚区域意识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切入点。陈奉林教授在比较历史和现实后提出，东亚区域意识的意义在于打破古代国家孤立封闭的狭隘意识，促使域内国家关系走向深入。从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看，伴随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区域间贸易往来日益紧密，东亚区域意识重新受到人们重视。在新的历史阶段，东亚区域意识将有助于促进域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国家间的凝聚力，推动地区合作进一步加深。

　　《东方外交史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构建了东方外交研究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价值。作者在研究中注重收集东方国家古籍并挖掘新材料，尝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提出东方外交史研究应遵循地域原则、整体原则、发展原则、联系原则、综合原则等五个原则，还应注重对外交史的整体把握，加强对国家间横向联系的探究，搭建起了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东方外交史研究新体系的基本框架。从这些方面看，《东方外交史研究》为中国史坛贡献了一部优秀史著。

　　综上所述，《东方外交史研究》在研究对象、理论把握、研究路径、框架构建等方面力求出新，强调将东方国家视为整体，努力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体系。通过探讨历史上东方国家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尝试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外交现实提供有益经验。该书是对中国的区域史研究的有益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必将促进中国外交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本文刊于《东北亚学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