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墨西哥大选于当地时间6月2日8时正式开始，共在全国范围内设有超过17万个投票站，超过9800万登记选民参与投票，将从7万余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等超过2万名中央和地方政府公职人员及议会议员。本次大选的三名总统候选人中有两名为女性：来自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的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与来自在野党联盟“墨西哥广泛阵线”的索奇特尔·加尔韦斯（Xóchitl Gálvez）。

　　根据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2日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辛鲍姆已经获得58.3%至60.7%的选票，加尔韦斯紧随其后获得26.6%至28.6%的选票，第三位候选人，公民运动党候选人豪尔赫·阿尔瓦雷斯·迈内斯（Jorge Álvarez Máynez）的得票率在9.9%至10.8%之间。从这一结果来看，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所在竞选联盟总统候选人克劳迪娅·辛鲍姆已锁定胜局。这意味着，墨西哥将迎来首位女性总统，这无疑将是载入该国史册的历史性时刻。

　　本次大选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为所有女性及女权运动人士注入了强心剂，使墨西哥乃至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了该国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展现出来的先锋姿态，激发了人们对其未来发展的更高期望。在过去几十年中，墨西哥在女性权益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自墨西哥革命后选举恢复正常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只有少数几十名女性有机会当选为国会议员或其他政府要职。1953年，墨西哥政府赋予妇女在全国选举中的投票权。到90年代，性别议题开始在墨西哥政界活跃起来。该时期，墨西哥规定国会中女性议员比例须超过15%。到2017年，墨西哥政府部门女性领导的比例达到17%。2019年，该国在性别平等方面进行宪法改革，规定各政党在国会席位、州长、市政府职位以及最高法院的选举中推举女性候选人不少于50%。2021年，墨西哥国会中的女性比例首次突破50%。目前，墨西哥32个州中有9个州由女性担任州长，此外多个部门部长均为女性，彰显了该国在推动女性权益方面的显著进展与坚定承诺。

　　然而，在光鲜亮丽的成就背后，广大墨西哥女性所处的困境仍然需要被关注。

　　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不友好现象依然存在。尽管随着国家法律制度为更多女性提供了参政机会，墨西哥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度与代表性显著提高，然而，女性政客仍然普遍深受政治骚扰之害。在墨西哥，对女性的政治骚扰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将女性分配到明显不利的选区，剥夺对女性的物质或人力支持，让女性担任无关紧要的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对女性进行恐吓甚至攻击，通过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对女性进行歧视性报道或评价，让女性面临更高的问责要求，对女性实施身体暴力等等。极端情况下，政治骚扰会发展成性侵犯甚至谋杀。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自2020年4月至2022年10月，墨西哥政界共计发生283件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并且，在2020年至2021年的中期选举中，针对女性政治家与候选人的攻击事件高达343起，甚至有15名女性被谋杀。这种政治骚扰不仅严重影响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度，阻碍了性别平等原则在政界的践行，还让无数女性政客生活在恐惧之中，对其职场发展与身心健康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经济与就业方面，不平等现象同样显著。该领域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业比例差异明显。根据墨西哥政府统计数据，2005年该国所有男性中已就业或寻找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80%，而在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40%。随着时间推移，比例差异有缩减趋势但未能明显改善，截至2023年底，76%的男性人口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女性中的比例仅为47%；第二，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墨西哥竞争力研究所（IMCO）对国家职业及就业数据进行的调查与分析，该国在性别上的薪资差距为16%。也就是说，在男性挣得100比索的情况下，女性仅能获取84比索。从地方层面来看，薪资差距最小的地区是墨西哥城、圣路易斯波托西州、恰帕斯州和韦拉克鲁斯州，其差距小于10%；科利马州、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特拉斯卡拉州差距最大，均在25%左右。并且，在所有职场女性中，有一半女性的收入水平仅为墨西哥最低工资水平；第三，职场地位严重失衡。墨西哥女性在高层职位及尖端领域中的所占比例远低于男性，尽管一些企业和组织努力增加女性在高层职位中的作用，但总体上女性在许多行业中皆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限制。例如，墨西哥女性在企业董事会席位中所占比例仅为13%；能进入医疗机构工作的职业女性仅有40%；超过一半的女性是非正规就业；第四，职场骚扰屡见不鲜。在墨西哥，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性别歧视和骚扰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近30%的女性在其职业生涯中遭遇过职场歧视甚至暴力事件。尽管墨西哥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上述不平等现象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面临诸多威胁与挑战。

　　在社会文化方面，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墨西哥社会中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依然极大影响着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她们被期待着承担更多的家庭和育儿责任，而男性则被广泛认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根据西班牙《国家报》的调查，超过75%的墨西哥人认为基于大男子主义上的性别歧视是存在的。墨西哥竞争力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墨西哥女性表示她们不得不放弃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而在男性身上发生同样事情的比例仅为20%。这种传统且刻板的分工最终使女性落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家庭责任所带来的负担限制了女性在其职业发展上的进步，对她们的经济独立与职业前景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同家庭责任伴生的是大量的无偿劳动，这些劳动具有“隐形”之特征，因为其往往被其他家庭成员乃至社会所忽视，导致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付出不被认可，进一步加剧了家庭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综上所述，墨西哥女性所处的不利状况仍然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存在且形势严峻。有专家认为，在为墨西哥的首位女总统欢呼的同时也应对女性的社会现状保持清醒，并且，政治家身为女性不一定意味着她们会将性别问题放在首位。事实上，克劳迪娅·辛鲍姆同女权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其曾被女权运动人士批评未能在立场上与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划清界限，并被指责参与了墨西哥城警方对女性主义者的镇压活动。

　　尽管如此，辛鲍姆在性别议题上所展现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原因有二。其一，从辛鲍姆的政治履历来看，在其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时期，推行了多项有助于女性权益的包容性政策。其二，保护、争取女性权益是其竞选主张的重要部分。辛鲍姆承诺改革法律，确保所有涉及女性的暴力死亡案件以更加严格的方式与标准进行调查和处理。并且，她公开表示将建立专门的部门机构以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此外，辛鲍姆还寻求推动其他相关措施来间接维护女性权益。例如，承诺提高墨西哥最低工资标准并维持其每年11%的增长；在经济上为全职母亲提供支持，承认其家务劳动的价值；为60岁至64岁的女性争取退休金，多重不利因素导致工作条件不足以获得足够退休金是这些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

　　总而言之，克劳迪娅·辛鲍姆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标志着该国在女权运动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正如墨西哥女权组织Las del Aquelarre的创始人安娜·艾琳娜·孔特雷拉斯（Ana Elena Contreras）指出，女性成为国家的掌权人，代表了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想法本身，还在于该观点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接受与支持。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墨西哥在争取女性权益的道路上已经到达了终点，而是代表着新的起点。自此，墨西哥在性别议题上背负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该国的女性将在新任女总统的带领下走向何方，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