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社会多重挑战交织叠加，文化安全问题错综复杂，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焦点。中国的文化安全观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核心要义，把坚定文化自信视为坚实基础，以全球倡议拓展文化安全的国际保障，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消弭国家间文化安全困境，致力于实现各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具有系统性、自主性、协调性、开放性、实践性特征。面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应继续加强意识形态引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强化网络文化安全，落实践行重大全球性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文化力量和坚实保障。

　　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鄢传若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7期

　　2023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不断加剧，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正在发生巨大转变。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又有效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已成为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共同面临的“时代之问”。国家文化安全与国际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文化安全由此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的文化安全观和文化安全战略愈发凸显出其独特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新理念和新思想，为新形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引和现实指导。

　　第一、中国的文化安全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的文化安全观充分结合了本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既注重对本国文化的传承创新，防止受到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威胁和冲击，同时也创新性、系统性地提出了维护国际文化安全的中国方案。由此，中国的文化安全观逐渐由被动防护转向主动发展，实现了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协调统一。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指导思想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丰富扩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通过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开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局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创造性地将安全视为相互联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关系。

　　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其他方面安全工作的成效。从政治安全的视角来看，文化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体现出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与此同时，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为文化安全提供了保障，通过出台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水平，有效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不良文化的渗透。从经济安全的视角来看，文化安全为经济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则是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资金源泉，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此外，文化安全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相互联系、互相支撑，共同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保障。文化安全提供身份认同和价值基础，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军事安全通过强大军队力量支持和巩固国防，确保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战略支撑；社会安全提供稳定的国内社会秩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定。这些不同领域的安全彼此传导联动，共同形成了维护国家稳定安全的强大合力。

　　（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同年12月30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想，防止各种思潮肆意泛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混乱与无序不仅会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团结，还会削弱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最终严重危害文化安全，威胁国家的整体安全与发展。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由此导致错误思潮大行其道，加速了人民信仰的崩塌和国家权力的分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忽略自身国情和历史条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完全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警惕外部错误思潮的干扰与侵蚀，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全方位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文化需求，从而稳固国家文化安全的群众基础。

　　（三）坚定文化自信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实基础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力量源泉。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深厚的传统人文精神融入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不仅夯实了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还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等政策的相继出台要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为延续历史文脉、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文化需要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的不断扩大，诸如打铁花、漆扇制作、核雕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追捧。通过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中华文明在国际场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与活力，让广大民众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频繁的国际环境中，依然对自身文化具有安全感和认同感。

　　（四）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国际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聚焦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解决发展赤字、破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行路径与坚实支撑。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升华。其中，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二者互为补充、互相支撑，为“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文化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文化安全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凝聚国际社会应对文化安全挑战的共识与合力，支持弱势文化国家保护发展自身文化显得十分重要。

　　具体而言，倡导各国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形成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主权，维护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倡导各国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抵制和反对冷战思维、单边主义、阵营对抗、霸权主义等威胁文化安全的行径；倡导重视各国合理文化安全关切，一国的文化安全不应以损害他国文化安全为代价，任何国家的正当合理文化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妥善解决，必须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各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倡导各国通过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和国家间战略沟通，构建国际性安全领域交流平台和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以政治对话、和平谈判等形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切实深化文化安全领域交流合作。

　　（五）文明交流互鉴是消弭国家间文化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

　　在美国推行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环境中，文明矛盾及冲突难以避免。然而，如果各国能够秉持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原则来解决文化利益矛盾，就有可能塑造一个健康平等的国际文化环境，从而改善全球文化安全状况。根据联合国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89%的冲突发生在文化间对话较少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将人文交流作为对外关系的支柱之一，深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举办如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博鳌亚洲论坛、奥运会、世博会等多种途径建立交流平台，推动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为各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发展空间。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积极架构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在政党、文化、艺术、体育、教育、旅游、媒体、影视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学术合作、常规性演出、培训讲座、汉语教学、主题研讨会、旅游推介、文化周等各类品牌活动，形成了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各种双多边政党交流机制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党际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增进民心相通汇聚了共识和力量。

　　2018年11月1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儒家思想与非洲“乌班图”精神的文化相似性成为了中国在非洲开展项目的因素之一。非洲晴雨表第八轮调查数据显示，63%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影响力的积极或非常积极的评价。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联合亚洲国家推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发起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设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定期举办对话论坛，从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切实为推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提供了保障。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起了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联合国内外顶级博物馆在线介绍馆藏特色和馆藏珍品，推动全球博物馆界的多边交流，增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中方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倡议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成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通过一系列行动，中国致力于推动形成和谐包容的国际文化安全环境，与其他国家共同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为全球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总体而言，中国的文化安全观实现了文化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共同安全与普遍安全，体现了系统性、自主性、协调性、开放性、实践性的特征。系统性体现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国家文化安全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涵盖广泛、内外兼修的综合安全体系。自主性反映在文化安全的根基来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积淀，通过坚持和弘扬本国的意识形态、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影响，确保了国家在文化领域拥有自主权，避免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左右。协调性则强调文化安全与其他方面安全的协调，国内文化和国际文化的协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协调，实现文化安全的和谐发展。开放性意味着中国在重视自身文化安全的同时，也关注各国的共同安全，并提出三大全球倡议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安全合作，提供了解决国际文化安全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实践性方面，中国大力推动中外人文交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在各领域、各方面积极进行文化安全的实践，以消弭国家间文化安全困境，实现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荣。

　　第二、百年变局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

　　2020年9月22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安全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了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国际人文交流活跃开展、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新局面，有效维护了国家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年多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今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充分表明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成为国际共识。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取得的成绩不仅提升了自身文化软实力，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日益激烈，文化安全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美西方国家为了护持其文化霸权地位，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和强势传播。同时，国际组织受到大国政治压力的影响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了新的考验。

　　（一）意识形态冲突与斗争加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工具，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在中国宣扬其错误思潮，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冲击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侵犯我国文化主权，危害中国文化安全。美国政府利用其庞大的媒体网络，散布虚假信息、操控国际舆论、编造战争谎言，为其对外政策增添“合理性”和“道德性”，影响其他国家的观点和看法。通过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设立虚假账号，美国国防部使用欺骗性策略反对中国等国家的叙事，传播亲西方叙事，不断宣扬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言论。一些西方国家的组织和团体通过鼓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将反恐怖主义问题和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无视各国依据自身国情选择人权理念、人权思想和人权方案的权利，奉行双重标准对我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和反恐怖主义法治化道路大加评判，频繁制造关于新疆、西藏、香港问题的网络谣言，针对我国进行抹黑和攻击。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企业和新闻媒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声称“伏特台风”黑客组织有中国政府支持背景，并利用这一虚假叙事抹黑中国形象，从中谋取政治资本和巨额经济利益。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一些人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或者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不了解，或者是出于一种误解和偏见，或者是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的各类组织、机构、企业进行政治性打压，阻碍人文交流，操纵民众情绪。特朗普政府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多次对短视频应用软件TikTok发布禁令。2024年4月，拜登政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限期内出售旗下TikTok业务，否则将在美国禁用TikTok。在此过程中，西方媒体煽动社会舆论宣称TikTok配合中国官方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会对美国价值观和技术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建构了一整套安全化话语体系。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连续五年有约八成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大多数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二）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与渗透

　　文化虽无高下之分，国家却有实力之别。虽然每个国家都拥有文化主权，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但各国政府建构和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能力存在差距。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和文化资源，较早地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并掌握了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文化身份。因此，其文化安全战略旨在向外推广和扩张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表现为一种对异己文化进行渗透和改造的“扩张式”发展形式。西方国家拒绝承认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拥有与其平等的地位，并用“他者”的观念建立起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形成了通过使其他文化从属于一种普遍的、同质的文化并削弱多样性的“文化霸权”。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的民主实验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灵感来源”，要捍卫以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追求国家安全利益，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治理，通过民主发展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划分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阵营”实质是将民主政治化和工具化，以推行集团政治和服务于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

　　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在立足自身国情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自主选择与本国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契合的民主道路时，其坚定立场与美西方国家所宣扬的各国必须遵从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样板”的单一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不仅忽略其民主制度正面临社会撕裂、政治分裂、虚假信息泛滥等多重挑战和制度性危机，还秉持其国强必霸的错误逻辑，用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误判中美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政治语言和相关法案中持续给中国套上“最严峻竞争对手”“最严重长期挑战”“最重大系统性挑战”等标签。美国利用其庞大的国际舆论影响力批判我国民主发展道路，指责我国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在国际社会开展涉华议题负面宣传，试图对我国实施无端打压和遏制，对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不利影响。2020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与中国有关的69个项目提供1000多万美元培植反华势力，开展反华项目，妄图实施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对我国文化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三）外来文化产品强势传播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

　　随着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强度增大，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成为常态，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显著增加。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的娱乐产业在全球文化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好莱坞电影、欧美音乐和大型体育赛事等通过全球的电视网络和互联网平台迅速传播，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奈飞（Netflix）、迪士尼（Disney+）、亚马逊（Amazon Prime Video）等流媒体平台的影视作品在各国均具有广大的受众群体，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这些平台的文化产品主要通过强调美国的多元文化以吸引更多受众，同时凸显对非美国文化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反映出美国文化产品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支配地位。应当承认的是，与西方文化产品相比，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依旧存在差距。不少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功夫、熊猫、春节等表面化的元素，缺乏对中国深厚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容易对中国文化产生刻板印象和偏见。

　　西方国家文化的强势传播对我国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多重冲击。首先，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和电视节目通过全球化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使得中国年轻一代更容易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其次，西方文化的商业化特征和全球品牌影响力导致了本土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不足，中国传统艺术、手工艺品等文化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再次，互联网信息的碎片化和多样化使得民众可以轻易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信息，文化认同感趋于多元化和模糊化，增加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复杂性和难度，进而影响国家文化自信和自主性的建构。最后，人工智能算法的选择性推荐和过滤功能在内容生产、传播和消费中的应用，可能进一步削弱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影响力，使得本土文化在信息洪流中面临边缘化和失衡的风险。

　　（四）国际组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文化安全挑战，不少国际组织通过制定政策、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以及开展跨国合作的形式努力维护和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冲突和利益争端带来的文化安全危机。尽管如此，国际组织在维护文化安全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局限，其协调作用受到制约，对我国文化安全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方面，一些大国将国际组织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难以形成国际文化安全合作机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与中国展开“全球竞争”，通过操控国际规则和机构、推动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削弱国际组织在文化保护、文化交流和文化安全协调方面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例如，2017年，特朗普政府因教科文组织将以色列控制的希伯伦旧城区列为巴勒斯坦濒危世界文化遗产等原因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为了对抗中国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掌握制定全球人工智能和技术教育领域规则的话语权，2023年拜登政府又决定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指出：美国有选择地遵守国际准则，并采取忽略、逃避或改变规则的方式塑造符合其利益的国际秩序。美国只有在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才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否则将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孤立主义政策。美国政府肆意的“退群”、“返群”行为体现了其为了维持其霸权“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同时也反应了其将国际组织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场所，试图利用国际组织制衡和削弱中国的意图。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的文化保护法律框架存在规则缺陷和制度供给不足，我国作为文物流失大国难以依据国际法追索流失文物。在文化财产保护领域，文物追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千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包括100余万件国家一、二级文物。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均旨在防止各国文物遭受非法交易和掠夺的侵害，为全球文化安全提供保护框架。但是，此类国际组织条约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在缔约国的权利义务规定和某些关键性条款上含糊其辞，对违反条约的行为缺乏具体的惩罚措施，对流失文物也难以进行来源证明和所有权主张，使得公约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颇多限制，难以为我国追索流失文物提供全面有力的国际法律保障。

　　第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径策略

　　通过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综合措施，我国的文化安全在理论探索、制度建设和实践操作等多个层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文化安全得到全面加强。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文化安全策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安全保障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加强意识形态引导，防范化解风险

　　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复杂性、斗争性和易变性等特点。2015年1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输出策略经历了从暴力对抗到“和平演变”、从政治化到生活化、从显性宣传到隐性渗透的变化，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形势。西方国家利用先进的科技和文化生产力，通过对外输出文化产品刻意鼓吹和宣传其社会思潮与价值理念，在看似非意识形态化的交流中，实现对弱势文化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对人民思想的全面操控。美方将中美意识形态差异塑造为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采取大力宣扬“普世价值”、否定中国经济体制合法性、建立反华意识形态联盟、掌控舆论话语体系等方式对华开展文化输出和战略围堵。面对西方国家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在国内层面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坚持系统观念，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力，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贯彻落实意识形态的原则性、方向性要求。重视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平台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理论灌输为主导的被动传播模式转变为以影视画面和符号象征为核心，注重视觉体验和情感共鸣的感性传播模式。开展风险管控，对涉华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干扰和破坏，加强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舆情的线上线下协同处置。在国际层面应不批评、不比较他国的意识形态，自觉尊重他国不同政治制度，提倡不同政治制度和平共处，不搞意识形态舆论战。弘扬超越“普世价值”狭隘局限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增强合作机制、合作理念、合作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软实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是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和弘扬，但尚未从知识化的价值理念完全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核心价值观的内化程度不足将会使外来文化和思想容易对本土文化产生冲击，影响民众对本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与评价，导致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自觉性的减弱。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为了增强国民的价值观认同和社会团结，增强文化软实力，应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和重大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并在公共空间传播其精神内核。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通过组织重大纪念活动、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选树先进典型、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方式，助推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全面发展。推动各类文化企业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力求在电影、电视、书籍、游戏及艺术作品等多元文化创作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通过教育引导、文化浸染、实践培养等手段，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始终、融入社会发展、深入日常生活。

　　（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表达形式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其中“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引。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达19.6万亿元，比2022年增长8.2%，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服务业等各个领域均呈现出稳健的发展态势。2022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文库》的序言中写道：“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因此，应进一步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提高我国文化产品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消解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冲击。具体而言，一是赋予文化资源新内涵。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和文化遗产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革命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潜力，挑选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文化元素和表现形式，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二是丰富文化传播新形式。加大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构建艺术作品传播推广体系，利用5G、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技术，将传统文化基因融入现代艺术、景区景点、娱乐活动、文创产品和展示体验，广泛应用于文化内容的创作、传播和消费过程，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三是讲好文化内容新故事。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讲明白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民主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精彩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各类全球议题、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实践中促进文化交融、互利合作的故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运用现代叙事技巧、平衡本土化与融通中外的策略，以高标准塑造特色文化品牌，着眼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满足海内外民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四）强化网络文化安全，加强舆论引导

　　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政府、文化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传播文化产品并引发广泛关注，极大增加了各类文化产品的获取渠道。然而，网络空间也充斥着曲解、谣言和偏见。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在互联网上恶意报道涉华新闻，传播不实言论。如果任由大量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和有害信息肆意传播，将会威胁国内社会秩序，侵蚀国家形象，甚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强对网络文化内容的监控与保护，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和过滤有害信息，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和不良内容传播，防止网络意识形态渗透；提升全民网络素养，通过教育宣传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辨别能力，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引导正面舆论，及时对网络上广泛传播的不实言论和错误观念进行核查，并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真相，消除公众的疑虑和误解；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注意网络舆情“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倾向，避免将任何问题过度政治化或安全化，引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情绪对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支持跨国企业、民间机构、留学生、华人华侨等多元主体参与网络传播，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打造多元传播矩阵，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推进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与其他国家共同进行国际网络文化治理、应对跨境网络安全威胁，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合理、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五）践行落实重大倡议，构筑文化桥梁

　　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塑造安全话语，以法律、行政命令和舆论操纵来推动安全化行为，竭力将人文交流建构为一种现实威胁，严重阻碍了中美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坚持安全具有不可分割原则，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坚持以身作则开展文化交流，保障国际文化安全，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高度赞赏。据统计，中国已和6个亚洲国家合作开展11项历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和24个国家开展44项联合考古合作，促成1800多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未来，应继续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文明之路、交流之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各国共赢和共享发展。秉持丝路精神，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以双边协定的形式推动流失文物的归还进程，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塑造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平等互信文化安全环境的新标杆；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倡议八大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分享发展知识、加强技术交流、促进能力建设，增强保护农耕文明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共识，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携手国际社会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着眼统筹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治理模式，倡导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消弭国际冲突根源，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继续积极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机构等建立常态化国际合作机制，继续在多边平台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理解与相互尊重，注重文化多样性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平衡，从而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化利益。

　　第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化的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加强交流，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文化安全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升级，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的趋势。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保持其话语权和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对中国进行思想渗透和颠覆活动，使得我国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从客观上来看，均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对内需要确保本国文化和价值能够保持延续和发展，没有内部隐患，民众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对外需要防止本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侵犯，与其他国家形成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文化交流环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观既认为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保障，对于维持国家繁荣和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高度认可只有通过构建和完善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才能有效应对和缓解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文化安全挑战。

　　通过双重关注国内层面的自身安全和国际层面的共同安全，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文化安全道路。历史经验表明，唯有稳固文化根基，国家才能在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凸显的国际环境中，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有效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确保国家文化安全。中国的文化安全观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将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核心要义，把坚定文化自信视为坚实基础，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保障国际环境的文化安全，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消弭国家间文化安全困境，有效实现各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

　　为打造由内而外、内外联通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路径，中国应继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工作，以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风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大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度，创新表达形式和渠道；强化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和治理，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践行落实重大倡议，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安全体系，助力全球文化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文化基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文化力量和坚实保障。（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