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亦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作为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行为主体和全球治理领域重要的变革性力量，国际制度不仅拓展了要素流动的时空边界、穿透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壁垒、建立了互动交往的知识纽带，更是深刻地塑造着当前世界政治的基本样貌。国际制度不仅具有功能性和治理性的面向，也具有权力性和非中性的面向。正因如此，国际制度既被守成大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护持，也被新兴大国视为其参与战略竞争的主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国际制度在具体议题领域呈现出交叠之势；在部分职能和功能上相互替代；在制度合法性、成员范围、规范倡导等方面也相互竞争。显然，国际制度竞争现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在学理层面，针对国际制度间竞争展开的研究已经贡献了大量的智识洞见，未来该研究议程很可能仍将是国际制度范畴内最具突破性的研究领域之一。由此，本文初步检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其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出现的学术增量。

　　一、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的知识谱系

　　自20世纪70年代被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视域起，国际制度研究至少历经了与其特定属性相关的五波研究浪潮，而最后的一个波次便与国际制度间竞争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第一波为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作为国际制度研究第一个重要的议程与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的前沿，国际制度是否有效、为何有效以及是否像国家一样重要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第二波为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在国际制度有效性议程的基础上延伸出了对合法性的讨论，后者的议程聚焦于探讨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表征、来源与影响，其中特别关注了主权国家参与、认可、批准等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塑造。第三波为国际制度的多样性。这一波研究主要借助理性设计、交易成本、规范等视角，阐释了国际制度具有不同的特征、进行不同选择进而呈现出多样性的机理。第四波为国际制度的自主性。在借鉴企业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中关于“委托与代理”经典智识的基础上，该议程探讨了作为代理者的国际制度与作为委托者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代理懈怠、代理偏差和监管等问题。其五为国际制度的复杂性。该议程回应了国际制度碎片化的重要现象，刻画了特定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散乱交叠、缺乏协调、缺少秩序的图景，并且分析了这一图景的生成根源以及后续影响。

　　相似甚至全然相同的经验现象往往在不同学术语境下被多个概念所描述刻画。本杰明·福德（Benjamin Faude）等宣称“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是制度复合体的系统性特征”，因此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与制度复杂性研究高度重合甚至互为表里。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具体领域：第一，贸易、货币、金融监管、发展融资等具体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间或特定国际制度内部围绕规则制定、投票份额、规范倡导等的具体竞争历史、现状及特点；第二，国际制度竞争背景下守成国或崛起国政府所做出的改革、转变、创建、退出等不同的制度战略选择及其背后的考量；第三，国际制度竞争对地区格局的塑造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除了制度复杂性研究外，还有大量的研究议程可以被归入广义上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的范畴。其一为“互竞的多边主义”（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研究。朱丽娅·摩尔斯（Julia C. Morse）等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分别刻画了由机制转换/机制创建与国家主导/制度主导交叉组合而得的四种制度竞争模式。其二为国际制度碎片化研究。该议程滥觞于国际法学，侧重于描述特定议题领域内国际制度数量的持续增加、议题边界的逐渐模糊和参与行为体的不断扩展。其三为“制度交叠”研究。该领域内的大量研究探讨了国际制度互动中所出现的“制度交叠”现象并将其作为国际制度间竞争的主要表征。另外，关于“制度拥塞”“制度密度”“制度扩散”等的讨论也为刻画分析国际制度间竞争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总之，围绕国际制度间竞争现象而展开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繁复的概念矩阵，在此基础上更是构建起了恢宏的学术大厦。

　　二、在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中“找回时间”

　　尽管当前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取得了诸多明显的进展，但其研究议程方面仍存在诸多盲区，其中之一便是忽略了对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历时性考察。因此，当前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在分析视角上大多呈现出了三方面的特征。其一，以国际制度间相互竞争的现状为关注焦点，尤其重视发掘和描述多个国际制度发挥近似的功能、争夺潜在的成员国、争取更多拨款和人员、替代对方所倡导的规范等具体的制度间竞争行为。其二，即便关注到了国际制度间关系的动态演进，但仍将国际制度形成竞争关系作为观察视域的边界。其三，明确或隐含地将已经形成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视作永续的和稳定的，而非暂时的和可变动的。就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而言，固然放弃讨论其历时性、以静态视角开展研究的科学性和简约性能够成倍提升，但这在理解国际制度间互动、国际制度间关系变迁时其解释力自然会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不足，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股“找回时间”的风潮。

　　具体而言：第一，在研究综述上反思未纳入时间维度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广义上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特别是制度复杂性研究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因而对该领域研究进行全面回顾、批判和反思就显得必要和紧迫。譬如，2022年《国际组织评论》（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以专题特刊的形式检视了制度复杂性研究的进展和不足。其中梅特·埃尔斯特鲁普-桑乔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等旗帜鲜明地疾呼该领域研究不应拘泥于制度复杂性的特征，更要关注其变化和差异。在他们看来，制度复合体“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系统”。同样，广义上的国际制度间竞争也是动态的，在分析中亟须纳入历时性的维度。

　　第二，将国际制度生命周期的讨论边界拓展至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生命周期的范畴。让-弗雷德里克·莫林（Jean-Frédéric Morin）等在对制度复杂性的讨论中调整并发展出了一套生命周期理论，其理论同样能够很好地应用于理解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生命周期。他们在讨论国际制度间关系演化时指出，同一议题领域内的多个国际制度将分别历经原子化、相互竞争、专业分工、整合统一这四个阶段。如果以这四个阶段为一个生命周期，那么国际制度间的关系可能会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相较于同一时期同领域内的研究，莫林等在其研究中颇具前瞻性地纳入了时间维度，进而讨论了国际制度间关系的演进。其研究已经雄辩地指出国际制度间竞争并不是一个稳定的静态结构，而是会向其他状态演进变化。

　　第三，尝试构建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动力学框架。托马斯·格林（Thomas Gehring）等在对制度复合体的分析中最早讨论了动力学框架。其洞见之一在于指出国际制度间竞争虽然是制度复合体的核心特征，但无论是对由多个功能性国际制度还是监管性国际制度组成的制度复合体来说，其内部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会转向合作分工。在此基础上，兰德尔·亨宁（Randall Henning）等猜想国际制度间的竞争状态很可能并不稳定，制度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会转向合作分工或等级排列。可以说，这些研究在分析中有意地纳入了时间维度，进而明确地指出制度间竞争绝不是国际制度间关系的最终归宿。

　　总之，这股尝试“找回时间”的研究是对国际制度间竞争领域长期忽视历时性和时间维度讨论的反叛和回调。上述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仅以国际制度间竞争的现状为关注的起点，而研究的焦点和重心则在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形成原因、演进过程、动力机制。换句话说，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形成之前和之后的情形也已被纳入了观察视域的边界内，而且往往被置于视域的中心。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假定上将已经形成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视作暂时的和可变动的，而非永续的和稳定的。得益于这两个方面，“找回时间”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能够很好地捕捉到国际制度间竞争关系形成和演变的现象及其动力，这极大延展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的经验视域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这在学理层面为建立探讨国际制度间竞合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三、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的“时间转向”？

　　尽管已有研究在分析时尝试“找回时间”，但这一努力相较于蔚为大观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仍显单薄式微。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后续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真正需要的是在具体议题分析上的“找回时间”还是在宏观研究议程上的“时间转向”。虽然对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需要在学术议程上重视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重视与制度变迁的文献进行对话。无论是在比较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的学科范畴内，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讨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关于制度变迁的外在形式、内在动能、具体过程、前因后果等也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分析。可以说，出于回应制度变迁现象的需要，围绕其展开的各项研究无不基于动态的分析视角、无不纳入历时性的时间维度。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制度变迁研究与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致力于讨论不同的问题，并未进行充分的学术对话，因而后者很少自发地承袭或借鉴前者进行分析的时间维度。对此，后续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需要突破既有文献的樊篱，在与本领域文献大量对话之外还需要发掘制度变迁的智识积累，在与制度变迁文献对话的基础上去理解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历时性变化。

　　二是重视国际制度间关系从竞争状态向其他状态演进变化的现象并探讨其逻辑。如果说对特定国际制度消亡和僵化的讨论是一个以国际制度正常运转为时间锚点“向后看”的分析，那么对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动力学及其生命周期的探讨同样是一个以国际制度间竞争状态为时间锚点“向后看”的探讨。相较于对国际制度间竞争其本身的研究，“国际制度间竞争之后”研究或许具有更广阔的议程空间。在这一领域有诸多亟待回应的问题：第一，国际制度间竞争究竟是否为稳定的常态结构，其稳定与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二，如果存有更稳定的结构，国际制度间竞争是否会逐渐演变为该结构，反之亦然；第三，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上述演进过程将出现怎样的差异。虽然已有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但该领域研究的大幕才徐徐拉开。

　　三是重视国际制度间竞争产生的动态过程并探讨其根源。如果说上述“国际制度间竞争之后”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那么“国际制度间竞争之前”同样是一个重要且广阔的突破方向。在这一方向同样有诸多亟待回应的问题：第一，国际制度间竞争何以产生，其产生更多是功能性因素所致还是政治性因素所致；第二，哪些国家会更多参与和推动国际制度间的竞争，哪些国家更少参与和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而这种多与少的频次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国际官僚更乐见并试图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还是更希望避免和淡化国际制度间竞争。显然，“国际制度间竞争之前”研究同样是一座学术富矿。

　　四是重视非大国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变化。作为原创而非舶来的概念，国际制度竞争以及由此展开的研究议程承袭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大国崛起与秩序变革的绝对关注，尤为重视发掘并阐释国际制度竞争对国家权力、利益与秩序的影响。当前国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研究主要囿于“中国—美国”“崛起国—守成国”“新兴大国—霸权国”“领导国—权力转移”的学术语境下，并未充分发掘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逻辑。需要承认，大国既是全球治理中“声势显赫的行为体”（High-Status Actors），其利益也多元复杂因而容易引发值得关注的政治纷争，所以在“大国语境”下探讨国际制度间竞争理所应当。即便如此，“非大国”不仅在主权国家体系中的数量更多，其推动和参与国际制度间竞争的规律更远未得到揭示。所以相较于在“大国语境”下探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历时性变动，在“非大国语境”下探讨国际制度间竞争的历时性变动或许更容易产生学术增量，也更应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