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对丝绸之路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研究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流的数量、种类、港口城市与海关管理，物种引进与人员往来情况，也着力探讨东西方交往中社会发生的变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作出许多有益的解释；他们对横亘于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绸之路有特殊的理解，探讨其功能与意义，许多观点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挖掘，特别是取东西文明而融贯之的观点，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大动脉，世界历史的主轴，以及世界主要文化桥梁的观点等等，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文明交往；东方社会；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丝绸之路史不仅是中国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东亚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开辟的丝绸之路给东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重大的、长期的，可视为早期全球化的努力。丝绸之路是一个多向的路径，东西方交通交往的桥梁与纽带，不仅将东亚、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联系在一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突破单纯的经济贸易范畴，向政治、文化、外交、宗教、移民、造船、海洋管理、国家安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等方面拓展，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真正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对其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历史越久远，对其观察就越清晰。因此，从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交汇来观察东方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迁，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阶段性特征，总结人类文明交往的互鉴经验，正确看待整个东方社会。

　　一、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桥梁

　　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是基于对它的作用、功能与意义的根本性看法。这样的看法已经充分地在既有的研究中表现出来。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强调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有较多的论述，形成他有代表性的思想。长泽和俊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深刻，写出多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形成丝绸之路研究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积淀凝聚了现实的需要与力量。他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桥梁》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亚联结了亚洲和欧洲，通过沙漠商队进行东西交易。所谓‘丝绸之路’，就是自古以来有关中国的主要商品丝绸交易，是东西方交通道路的总称。”他还认为，这是联结亚欧非三块大陆的道路，领域广阔复杂，许多民族与它有关，规模庞大，说它与全人类史相关并不过分。正是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长泽和俊准确地把握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内涵、作用以及影响等，气势恢宏值得关注。从他诸多论述来看，许多观点已经深深触及到丝绸之路的作用、功能与意义等方面，特别是丝绸之路构成世界史上中亚重要的动脉，中亚历史与亚洲和欧洲密切联系，深刻影响它们的时代划分等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极有价值的，也给我们诸多启示。在文明交往的视野下，给东方社会因交往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更多的关注，显然是极有价值的课题，也是长泽和俊思想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方面。

　　西亚地区是人类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亚洲文明发展都有极大影响，今天它的国际地位更加突出。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东方国家内部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桥梁”来完成的，没有这个载体是不可能完成地区间、国家间交往的。长泽和俊的许多观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丝绸之路的作用与意义问题展开的，有些观点涵义颇丰，引人深思。他强调“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的母胎”，“是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桥梁，不能无视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可谓通人之言，见道之论，反映出作者鲜明的文明交往史观。他站在时代的高处，跨越辽阔的时空距离，把文明交往有益的经验告诉了世人，提醒人们在进步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总结文明交往的经验。在研究中作者已经认识到，不从根本上弄清丝绸之路的本质问题，就不可能在研究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儿岛建次郎强调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内部而联结亚洲和欧洲的道路”，“联结近代以前不同文化、诸多民族历史最伟大的古代通道”。这显然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带有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显著特征。丝绸之路把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联结在一起，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给各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仅仅把它看成是一条商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它的政治、文化、外交、移民和海上安全等多方面的意义。即便是在近代以前，这种区域性、国际性交往也会冲击国家间、民族间的壁垒，血缘关系松弛，增加人类的共性，使社会生活增添多样性和丰富性。

　　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海陆交通的开辟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以国际间、区域间交通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而言，文化的传播、人员的流动、物种的交流以及生产力与思想观念的进步，都离不开海陆交通这个载体，认清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探索社会发展诸多动力条件的一个大问题。过去人们较多地谈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这本身并不错，但对其他社会进步条件的关注不多。宫崎市定看到中国古代交通发展给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便利，看到商品交流活跃的情况：“当时，世界性的交通干线，通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孔道，贯穿着东亚和西亚，长安则是控扼从西方延伸而来的交通路线进入中国东部大平原的关口。也就是说，长安是对西方贸易的陆港，中国的特色商品首先聚集在这里，然后卖到西方商人的手中，同时，外国进来的商品也在这里缷货，然后转卖到全国各地。”即便在近代以前，以人力、畜力和自然力为主要交通动力的时代，海陆交通发展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重大胜利，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可以说，东方国际性的、区域性的海陆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仅仅强调欧洲人对新航路开辟的作用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还要看到东方人在推进早期全球化中的前期铺垫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交通极为落后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基本上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相互之间联系较少，世界被天然分成大小不同的经济文化圈与外交圈，国家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东洋史家宫崎市定指出：“与世界交通疏远的地区，其居民无法均沾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文化差异的日益加大，他们在意识上更加抗拒外来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在海陆交通有了发展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各国之间建立起经贸关系，形成区域性乃至国际性大宗贸易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开辟的海陆丝绸之路无疑充当了东西方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海陆交通发展促进了生产技术、物种与文化交流，把较为分散的、缺少联系的地区联结为具有较多联系的文明区域。这些人与物的交流，给东西方文化带来极大影响，佛教、景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作为综合的文化东渐，故而丝绸之路是求道之路、传道之路和人类之路，复杂的文化变容场所。这样探本索源、考古论今确实可以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理论上的示范，反映出探索者的思考深度。

　　丝绸之路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与人类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及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密切相关，虽然不同于近代的蒸汽机、蒸汽船带来的交通革命，但是它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东方远航航路的开辟已经开启了东方的大航海时代，进行着早期全球化的努力，可视为人类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重大突破。我国学者已经指出：“郑和下西洋更将这种多元文化传统普及到了广阔的印度洋地区，促进了明代中国和这一地区的早期全球化。……郑和不仅在海外推行了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朝贡外交，而且以中外各国共同追求的海上国际贸易改变了中华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促进了中国手工业产品与印度洋地区香料等物品为主的大规模物质文化交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海上航路问题，可以在传统的视角之外找到新的看待东方历史问题的途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已把各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促使各国的联系互动加深，宫崎市定指出：“这条横断亚洲大陆的交通路线，从长安伸向更远的地方，经过洛阳，沿黄河出渤海湾，沿中国东北和朝鲜海岸，到达日本的九州北岸。日本民族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条交通路线，与大陆之间展开了贸易。”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就可以看到交通运输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改变着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海陆交通促进不同文明共存、共处和在交流碰撞中共同发展，在文明交往中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壁垒被打破，旧的差异在消失，形成彼此互动与共进。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表明，民族和地区间在相互交流中文化的共性日益成长，独创性的新内容更大规模地涌现，历史的内容更加绚丽多彩。既有的研究已经给我们诸多启示，对丝绸之路地位与贡献的思考，必须把目光投向世界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

　　把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往的桥梁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东西方商品、文化、思想、技术与制度交流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任何一个社会没有必要一切都要从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的人类早期生活开始，可以利用既有利条件实现自身的飞跃。正是因为这些跨国家、跨区域的交流交往，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变化，从时间和空间上各国有了经常的、普遍性的联系。探索外部世界，一直是东方人的不懈努力。随着陆上和海上南北两大道路的开辟，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已经走在东方各国的前面。“生活和繁衍在辽阔疆域的中华民族，不仅有陆上开发、进化的辉煌历史，而且也有水上开发、进化的辉煌历程。从独木舟的发明到巨型海船的创制，从内河航行到穿越印度洋的航海壮举，都表明中国的水上活动的历程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国家人共同创建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缔造了区域的辉煌。7世纪以后南海贸易更加兴盛，宋元时期广州、泉州居住许多阿拉伯人，南海贸易活跃。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极为重要的通商之路和文化之路，世界史上的主要事件都是在它的周边发生的。正是因为它是“东西文化的桥梁”、“ 世界历史的动脉”，才引起历史学家、思想家的注意与思考，不断探索它的本质与功用。

　　宫崎市定对从印度洋到东亚海域的海上航路大加翼赞，看到它在沟通东西、联结各国的巨大作用，作出了详细的阐述：“从新加坡转而往西，经马六甲海峡，出印度洋，横渡孟加拉湾，可以到达锡兰岛。中国商船大多在此与印度、波斯及阿拉伯商人交易大宗货物，然后折回，继续往前到达波斯湾港口的商船非常罕见。流入波斯湾的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溯两河而上，就能与北方的陆路大干线交会。幼发拉底河的西岸就是叙利亚，这里面临地中海，从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航欧洲。”从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与老一代研究者不同，从材料的翻译、考证、辑逸走向了对丝路的总体把握，从静态研究走向了动态研究。欧亚大陆南北两条路桥的作用与功能极为突出，在这条道路上流动的涵盖商贸、文化、使者、宗教、技术与思想等方面，真正实现了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海陆交通进步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移民方面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日益加深。我们认为，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交往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联结的不仅是地中海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而且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跨跃，因此这条道路被称为“陶瓷之路”和“求道之路”是有其道理的。以瓷器输出为例，中国的丝绸、漆器和瓷器是世界的珍品，九世纪中叶已经通过海路输入到埃及，分布在世界各地。既然丝绸之路是文明交往的桥梁，那么它的影响必然是双向的或多向的，并不是单向的惠予。理解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也是对丝绸之路本质特征的最好解释。丝绸之路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东方人曾为此付出过极大代价。中国人向外学习的道路异常曲折艰辛，艰难地进行文明的交流与构建。晋代的法显（334年—420年）是取经求法的大师，从长安出发，走沙漠，跨葱岭，历尽艰难险阻，到达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国。《法显传》对他过大沙漠时有一段详细的记述：“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是当时交通条件的真实情况，路途的遥远艰辛甚至九死一生。因此，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与贸易交换说到底就是文明交往问题。

　　圆仁（793—864）是日本赴唐求法的高僧，在中国生活近十年之久。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837年载有651人的四艘遣唐使船从日本博多港出发后遭遇台风，第三艘船中的140人仅有20人生还；838年，修复后的使船再次出发，又遇到了风暴。这说明对外交往是极为艰辛的，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庞大，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成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请益生、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留学生、留学僧、水手等。日本学者总是把丝绸之路比作桥梁，并把这个桥梁上川流不息的人流、物流与信息流作为资治的有益经验提供给社会，从中获得社会进步的力量。这是丝绸之路的强大生命力所在。海陆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东西方各国的影响都是重大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与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国不受到它的恩惠。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进入全盛时期，通过南海航路与东方贸易，国内市场上印度、东南亚奢侈品交易活跃。中国丝绸输入到罗马、希腊受到社会上层的喜爱，价格等同黄金。在近代以前，东南亚地区是世界贸易与重要商品的输出之源。通过远距离贸易，来自印度的琥珀、象牙、香料，来自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人的生活必需品。丝绸之路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贯穿东西，向未来发展延伸，创造出人类历史的奇迹，这是其他任何交通网络都无法比拟的。

　　日本自古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的受益者，从中国传入的东西包括文字、田制、官制、文学、哲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也包括农具石磨、铁锄头、唐箕（扬米去糠的器具）、唐竿（用于水稻、小麦等脱粒的家具）、犁杖，农作物南瓜、辣椒、高粱、桑树，还有农历、汉服、音乐、乐器、舞蹈、茶、马技、足球、围棋、象棋、双六（古代一种棋盘游戏）、砂糖、大酱、豆腐、包子等。通过丝绸之路这座桥梁，文明得以在空间上自由流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真正促进了各文明体之间的联系，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据日本学者研究，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遣唐使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这些典籍对日本文化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丝绸之路发展史就是一部丰富的东方史，甚至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重温这段历史，现实意义极大，内涵颇丰。

　　二、丝绸之路在本质上就是东西文明的交流交汇与交错

　　无论从人类文明交往史的角度看待丝绸之路，还是丝绸之路的角度看待人类文明交往，日本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表达，观点清晰，思想深刻，探索的苦心及其寄寓在学术史论中的丰富思想足资启迪后人。东洋史家宫崎市定指出：“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得以发达。……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作出更新的发明。”人类文明是从空间上流动的，如同水流由高而趋低一样，总是流向那些较低的地方，多种文化汇合，相激相荡，进行有声有色的表演。就东方各国来说，自公元前2世纪海陆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各地之间的联系相对增多了，国家间、民族间相对孤立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这种联系虽然不同于近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发展起来之后的联系，但它的作用与意义对东方各国来说十分重大。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条件当中，国家间的交往力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社会越发展就越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丝绸之路是交通干线和复杂的贸易网络。在这条道路上传播的不仅是丝绸与瓷器，还有生产技术、物种、思想、文化和人员往来，真正实现了全领域的交流与覆盖，给各国带来了深远影响。随着东西方交流史研究的推进与加深，丝绸之路范围不断扩展，包括绿洲之路、草原之路和南海之路，构成横贯欧亚大陆东西南北广泛的网络，自上古时代就是连绵接续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这个观点极有价值，也是历史研究中推陈出新的理论贡献。

　　人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往的历史。虽然海陆丝绸之路开辟的过程十分艰辛，但它通过人的努力促进了国家间的交往与交流，是人类克服了诸多限制的结果，为远距离交往准备了条件。要进行跨国际、跨区域的交流，需要组织上、技术上和财力上的多种条件。中国人、阿拉伯人走在了东方各国的前面。亚洲东西两端出现的两个庞大帝国，国力强盛，有条件开辟海外贸易，走在各国前面。海陆交通的开辟一般都是与贸易交换结合在一起的，贸易交换的力量远远大于文化传播的力量。正因为这一点，才有商人们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交易与交流，推动远距离长时间交往。在打通贸易通道之后，各文明区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进而形成新的文明区域。宫崎市定由此出发，进而指出：“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要素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通往来。……历史的运动并不局限于此，每个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反而会发挥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

　　从交通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推动力的视角看待丝绸之路上的交流，是日本学者著作中极为明确的观点，许多论述值得重视和发掘。宫崎市定在他的著作中一再强调：“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奇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说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有些言过。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对于海陆交通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只有充分认识国际交往力的作用，才能理解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作为东方历史上特定的历史范畴，给各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通过这条道路，东西方有了人员往来交流，法显、宋云、玄奘、慧超、耶律楚材、长春真人、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都是通过旅行记向欧洲人介绍亚洲的。生活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人们一直在努力了解对方，但长期以来的了解很不准确，也很不全面。只有在直接交流之后的了解才是清晰的。丝绸之路之所以有意义，对东方各国产生重大影响，在于它传播了东西方文明，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历史发展。丝绸之路传播的人类文明进入沿海城市，走进通都大邑，甚至深入穷乡僻壤，使各国共同受益。“如果交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交通本身的便利，在交通沿线上就会出现大型的商业城市。”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与扩大，带动了沿岸城市发展，形成新的文明中心，很多城市因为从事东西方贸易而出现繁荣。桑原骘藏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说：“由唐而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这种情况在印度东西海岸、波斯湾、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极为普遍。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传播、创造知识，影响社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以港口城市兴起与人员往来看待东方历史发展，是日本学者乐此不疲的工作。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就是沟通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在当时而言，中国是世界先进文明的输出者，也是世界先进文明的受惠者，中国受惠于世界文明之处太多了。以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为例，输出的主要商品有瓷器、丝绸、茶叶、纸张、药品、火药、漆器等，从国外市场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香料、宝石、犀角、象牙、白银、黄铜，农作物有玉米、棉花、烟草、土豆、西红柿、西瓜、苜蓿、樱桃、红薯、黄瓜、蕃茄等，几乎都是生活必需品。实际上，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远不止这些，服饰、饮食、建筑、戏曲、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工艺制造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几乎囊括衣、食、住、行所有方面。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文明古国，对外输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是无疑的。作为大国，中国也从世界不断地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己，在博采异域、吞吐百家中保持了活力。从国外引进的这些东西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文明成果的引进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条件，对于中国的人口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探索世界方面，东方人的航海活动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开辟了海陆丝绸之路，已经到达西亚和印度洋地区，与印度洋、阿拉伯人的贸易已经开始，到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东方人的航海活动已经达到高潮。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过程同样十分艰辛。“梯航重译”是当时交通困难的真实写照。其意是说，船只航行就像向上登梯子一样，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交流的语言经过多次辗转翻译之后才能使对方听懂。“阿拉伯人之与中国通商，虽屡经盛衰，而自唐经五代以至于宋，连绵继续，未曾中辍。有宋一代，其盛遂极。”阿拉伯帝国造船技术先进，重视与中国贸易，故而有大批商人来到中国南方各省。9世纪中叶，“广东之外国贸易，尤为繁盛。约有几万之阿拉伯商人，不绝来往于广东。”在广州、泉州等地形成阿拉伯人居住区，名为“蕃坊”。在“蕃坊”设蕃长一人，允许他们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出现相当多的外国富商。中国官员对“蕃坊”的管理比较宽松，表现出中国社会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进步趋势。

　　海上航路给各国通商交流带来了极大便利。唐宋以后，中国造船技术进步，可建造载运五六百人的大船，加上指南针的应用，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从印度洋来往中国的外国商人一般都搭乘中国商船，因为中国商船技术先进，载重量大，抗拒风浪性能良好，行稳致远，有材料指出：“唐宋时代外国商人，便乘往来波斯印度南洋方面中国贸易船者，为数不少。”交通便利推动中外交流空前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乃至东方社会发展的崭新趋势。中国王朝对来华贸易商人实行犒奖，每年10—12月在泉州西北郊外的九日山为印度、阿拉伯商人举行欢送宴，祈祝归途顺利平安。在这个过程当中，广东、福建商人积极走出国门，到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地区从事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定居，形成华人居住区。海上贸易给中国、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带来活力，推动着社会不断地向前迈进。为了管理贸易，促进中外交流，引导外商来华经商，中国王朝不拘一格地使用外国人为中国服务，任用外国人执掌中国市舶司者大有人在。任职于泉州市舶司要职的蒲寿庚最为著名。蒲寿庚（1205—1290）是阿拉伯人后裔，仕宋降元。有材料记载，蒲寿庚“宋廷登庸之。遂为泉州提举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市舶司是宋元时期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职能广泛，检查和管理外来商船出入港货物、征收关税，采办官方所需要的生活用品，登录入港及归航日期等。在中外交流中，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商业文化有了一定发展，虽然不是很普遍，但是域外文明不断涌入是有利于社会整体演进的。

　　海陆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在改变着世界，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融突。这种跨国家和地区的交流，既有适合中国社会的东西，也有不适合中国社会的东西，其本身就是矛盾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人员流动、思想与技术传播必然打破旧的壁垒，减少差异性，扩大同一性，新的东西会成长光大。日本学者宫崎正胜在《航海图的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中说：“13世纪，在欧亚大陆实现政治统一的蒙古帝国,将陆地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统合在一起，将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世界结合起来。元朝的首都大都（现北京）和伊尔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成为东西方新的交易中心，欧亚大陆的经济开始出现陆地与海洋联动的局面。”自13世纪以来，西欧人和俄国人不断地从欧洲向外扩张，人们习惯地把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作为新时代的开始。长期以来，欧洲人的航海活动基本上是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地区，没有离开欧洲。以此观之，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应该受到质疑与批判，把世界史眼光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东方世界。

　　交通技术进步与多方面、多层次交流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的生活条件与相互关系，彼此分散、孤立的状态被打破，辗转涉及许多国家，使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加快。从交通发展带来的历史性巨变而言，它与强调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在最高意义上是一致的。过去人们比较多地强调国内条件的发展作用，而忽视国外条件的重要性，现在看来必须补上这一课。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国外资源，单纯地依靠国内资源取得发展不是不行的，但它缺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在诸多丝绸之路研究者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国际间的交往交流可以直接促进国家的发展，在引进、吸收与借鉴中直接走向更高的发展层次，与飞速发展的世界保持同步，故而有学者响亮地提出“丝绸之路在本质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著名观点。文明交流如滔滔洪流，冲击着所有国家，也在改变着国家关系。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交汇与交错，给世界带来整体发展。世界是由各国组成的文明体，各文明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在于它是多样的、具体的，各国都是按照不同方式与速度向前发展，由于受到不同力量的作用，各国在发展速度上是不同的。在交通比较便利、靠近文明中心的地区往往是文明汇集之所，发展速度快，也向外传播文明成果。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经指出：“中国的周围有很多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几乎全都比中国发展滞后，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它们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日本在隋唐以前就开始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日本文化的兴盛是自唐代开始的。……日本的政治是受到中国政治影响的，尤其是在天平时代，受到中国的影响最大。”各国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有的国家以输出为主，有的国家以输入为多，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历史上的世界，今天也大体如此。孤立、闭塞是相对的、暂时的，国家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则是绝对的和长期的。

　　长泽和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丝绸之路研究，从多方面考察日本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详细分析日本的历史几乎是与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的，受惠于外来文明实在是太多了，也太久了。他在《丝绸之路文化与日本》中看到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南海之路与日本的密切关系，给日本文化巨大影响。日本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重要时刻都有大陆文化的影响，包括文化、文字、技术、田制、医学等。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途径有二，一是由朝鲜半岛传入，再一个就是由遣唐使和中国商人传入。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前，东方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实现了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地区的航行，这种海上航行规模庞大，有人认为是东方人推动的早期全球化。南海航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从中国经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到西方世界。自7世纪开始，中国瓷器已经走出国门，销售到国外；9世纪以后对外销售规模扩大，远销到埃及和欧洲等地。东南亚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群岛生产的大量香料经由中近东远往欧洲，中国豪华的丝织品陶瓷也大量输出，南海航路取代了陆路逐渐占据了主流。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也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深深影响了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和欧洲。17—19世纪欧洲的陶瓷因受到中国瓷器刺激，各窑模仿中国的制瓷技术，认为它的历史是从图案模仿到陶器和瓷器移入的历史并不过分。中国明朝曾垄断世界市场的陶瓷，有80%的瓷器出口到亚洲，其中的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数量占16%。日本学者对存在于东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特殊的理解，探讨其功能与意义是从历史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特别是取东西文明而融贯之的观点，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大动脉，世界历史的主轴，以及世界主要文化桥梁的观点，值得重视，可引为经验。这些通天彻地的谠论绝非随性而发，毋宁说是对丝绸之路本质特征的健全理解与把握，明显地高出其他国家相关研究者的认知。以冷静的清醒的态度看待外来文明对日本社会进步的作用，排除妨碍正确估计外来文明价值的狭隘观念，尽可能地做到了公正与客观，显然是追求真理的开放心态。

　　三、日本学者眼中的东方社会变迁

　　丝绸之路本身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僧俗往返、移民、物种交流、海洋管理等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开放性的网络。交往活动是人类相互联系的基本的实践活动，使各国相互联系并共同受益于这个贸易网络的总体格局。日本学者不仅探讨丝绸之路的缘起、交换的商品种类与数量，更为重要的是探讨这种交流交往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历史性巨变，把人类生活中的交往上升到人类文明交往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对其作出了有见地的分析，阐扬文明交往的重要，成为反观我们自己研究的一面镜子。人类的交往活动是社会行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此产生互动与共进，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为生产和交换而进行的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据王辑五先生在《中国日本交通史》中介绍，日本引进中国的文明成果包括官制、学制、田制与税制、刑律、文字、文学、史学、历学、礼制、阴阳思想、书法、音乐、建筑与工艺，它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深入到了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促进了社会发展。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动物之处，在于具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懂得商品生产与交换，甚至远距离交换，在交换中获得各自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有学者指出：“人类交换物品已有数千年历史，证据显示，在有史记载的更久之前，人类就跋涉到遥远异地交换贝壳、箭头、其他物品”。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文明成果，文明成果需要交换与共享。“亚洲的长程贸易通过纵横交错且繁忙的海路，……远赴异乡从事贸易的中国人、穆斯林、印度人之类离散族群，全力打造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商业网。”

　　日本学者对丝绸之路上由于东西方交流而发生社会变迁的理解，是不同于欧美国家学者的，有着自己评判历史与是非的标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长期受中国历史文化熏陶，对东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而且在历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有着更多的时代风貌，观察到东方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的社会变迁，唐宋时代不同于以前的秦汉，元、明、清时代与国际市场有更多的接触，社会的开放性在增大。从商品交换的种类就可以窥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发达的情况。当时东方市场交易的商品有瑇瑁、龟甲、香料、真珠、栀子、没药、芦荟、象牙、珊瑚、玛瑙、番布等。许多古史材料表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重视海外通商，有时候甚至派遣使节出使海外招徕商人来华贸易，并提供许多优惠政策。“蕃汉通商，唐以前即行之，至唐而盛，而宋代尤发达。”寥寥数语，表现出中国社会的朝气与活力，而非西方学者所说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充满惰性的自我循环系统。以中国铜钱作为结算货币在国外流通，反映了中国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信誉。宋代铜钱流通很广，范围东起日本，西至“伊斯兰国家”的广大地区。宋代生产技术进步明显，以煤炭为燃料促进了瓷器业发展。通过海路，中国瓷器被输入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锡兰、埃及、东非及西亚全境的广阔地区。上田信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明代有许多有见地的看法，中国出口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中药到国外市场，国外市场为购买这些商品而支付的白银进入中国，加速了国内商业化和货币化过程。中国通过郑和七下西洋空前地走向世界，“作为帝国整体的事业来看，远征的实质性成果是，以此为契机，南洋各政权纷纷开始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由此也可以认为朱棣远征的目的在于把以明朝为顶峰的朝贡体制扩展到海域世界。”这些观察是深刻的，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思维。

　　东西方多层次交流促进了各文明区域发展，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必然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处于中国和希腊、罗马之间的西亚、印度等文明地带，以及成为联结那些文明的草原地带、绿洲地带和南海沿岸地带，与古代中国的接触并不稀少。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明清500年是停滞的没落的500年，是充满惰性的与世隔绝的封闭系统，多少年不曾发生变化，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都有这种观点，影响了几代人。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说：“中国和东亚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中发展起来的。”他还说：“印度和中国彼此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与考古发掘实物已经证明，东方国家早就进行着国际间和区域间的交往交流，进行着人类文明交流与构建，社会在不断的交流中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交流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近年的东方历史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点，更多地看到东方社会内部不断地变化，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速度，绝非一成不变。“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的价值在于文明，文明与交往的互依互存是由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组成的复杂过程。文明脱离了交往，便会衰亡，交往脱离了文明，便会走向野蛮，只有文明交往才是人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键问题。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丝绸之路研究不仅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大的持久的探索热情，对丝绸之路问题健全把握，以及伟大而深沉的历史责任感。有学者指出，不仅有大量的西方文化传入东方各国，也有大量的中国文物传入欧洲，包括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绘画，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以及经济思想等，同时他们也看到海外技物对国家致富致强的作用。外来文明深深触及各国、各民族的深层次心理结构，融入到了社会的发展过程。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是一座古典文明的宝库，收藏了自唐代以来从海上丝绸之路引进西域、印度、中国、朝鲜的各种瓷器、玉器、乐器、丝绸服饰、书画、铜镜、刀具、家具等艺术品多达9000余件，有人把它看作是世界最大的“被发掘的考古学宝库”。在对外交流中，国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落后国家只有把自己文化心理素质提高到世界先进者的水平，才能跟上东亚世界发展的步伐。如果没有中国文明，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世界发展本来就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先有后。落后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落后国家通过引进、学习与赶超，是可以缩短与世界先进者差距的。

　　把物质形态的文明与文化形态的文明同东方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进行有深度的考察，是日本学者研究上的一个可贵之处。这种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带来的社会变革，只有从长时段来观察才能看得更为清楚。因为社会变迁的过程比较缓慢，需要几十年时间，突变和灾变容易看到，而渐变不容易看到，而社会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日本学者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贡献了研究成果与方法。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努力，关注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丝绸之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们总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外人员往来与化交流，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是正式开辟西方文化东来的第一人，扩大中国人的地理知识之父。他们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评价，对遣唐使之于日本贡献的分析，对西方殖民者挟火与剑破关而入的看法，大规模人员往来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的观点，都是比较冷静客观的。上田信看到16世纪中国社会秩序发生的变化，地方精英逐渐深入参与州县行政，18世纪以后州县在经济方面逐渐形成一个有机体，地方精英发挥的作用更大。这样的观察深入细致，具体而微，落落大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变迁过程。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社会变迁“指的是较长期地看，短期内较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变迁，就是通常难变的东西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被称为社会变迁的，是特别根本性的变迁。”这对于思考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其特征，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个正常的社会除了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外，任用外国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有许多具体的实例。中国社会发展是与外来文明不断引入同步进行的。唐代实行“楚材晋用”原则，对外国人加以任用，以尽其材。“华人素不排斥外人，在古尤然，实行楚材晋用主义，登庸异国人材，无种族之区别。”即便是在前近代社会，由于跨国的人员与商品往来，文化与技术传播，也会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深浅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些靠近主要交通线地区发生的变化更为明显，形成不同文化犬牙交错的锋面，人们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社会开放程度与管理水平等都有相应的提高，传统文化中被注入了某些异域文化内容。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每个时代都发生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交往力的作用。唐宋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对外开放的趋势，与国外市场联系密切，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空间流动，出现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杭州汇集了来自东南沿海和东南亚的舶来品。通过闽广商人，热带、亚热带物产从海路被运至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向广阔的腹地辐射、最具活力的商品市场。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融汇的重要时期，故有人把明清两朝历史看作是“近代史”或“近代早期”，是有道理的。

　　从东方各国情况看，在东西方交流后各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特别是从美洲、西亚和南亚引进的大量物种，对于中国人口增加意义重大。有学者指出：“中华帝国早期阶段的商业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帝国经济的繁荣。诚然，商业活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但它却保证了东亚地区的活力，并使得东亚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整体演进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商品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生产的特殊产品,而且是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交往的凝结物,并深刻反映着人同自然交往的普遍性的价值观。”16世纪传到中国的玉米、红薯种植得到推广，创造出粮食的源泉，这一积极力量使18世纪后期的中国迎来了商业资本开发和人口激增的时代。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区域性的交往也能打破自然经济状态下此疆彼界的阻隔，走向相互联系与共进。在普遍的经常性的交往中各国认识到，人类文明因交往而得到传承与发展，从而具有了更大的价值，人类通过海陆交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使相互联系进一步加深。

　　四、总结与思考

　　日本学界的丝绸之路研究成果颇多，多有建树，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丝绸之路知识体系，称得上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的大学问，成为学术研究卓有成就的领域，许多观点与结论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可引为反观我们自己研究丝绸之路的一面镜子。他们研究历史，关注现实的需要，不断从现实的需要中拓展学术发展的路径，从历史和人类文明交往中获得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对丝绸之路枢纽地区的伊朗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黄河文明研究投入了极大力量与热情，留下许多可贵的经验与启示。他们对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史观的探讨，绝非书斋里做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把学术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进行有深度的理论构建，展现研究的新格局与新风貌。对欧亚大陆北方诸民族相互交流的研究，对东西交流史诸问题的考证，对海上丝绸之路、海关管理、造船技术的探讨，对文明交往本质属性的总体把握，史料详实，论证有力，无疑代表了东方丝路研究的水平与动向，映现出考古发掘实物与文明、文化的内在联系。人类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界其他动物，在于人类懂得交往与互利，不断克服自身原始的野蛮性，在交往中实现共同发展与多元受益，不断走向时代的高处。

　　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有成就、有不足，也有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应该予以批判的观点。日本丝绸之路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只有把它的动机与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得窥其本质与全貌，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既有纯粹的学术学问，也有为国家对外政策服务的理论支持，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每当国家对外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许多知识分子就走在社会的前面，与国家政策走向相呼应。因此，鉴别哪些是为学术发展做出的有益成就，哪些是为对外扩张侵略和冷战国策服务的支持，需要一定的甄别，不宜一概而论，猝然定性。对日本学界不可忽视的研究成果要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只有吸收百家之长，我们才能有条件做大做强，在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历史性的超越。我在《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借鉴日本学者的东亚史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借鉴、吸收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是削我们之足适国外模式之履。我们反对炒作和贩卖西方学术概念的做法，但主张吸收其合理的有益的内核。应该指出，日本东亚史学界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乃至错误的观点。”

　　以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观察思考东方社会变迁问题，是极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存在于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绸之路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具有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我们今天要继承它的伟大传统，以和平、互惠和发展为理念，把21世纪的丝绸之路建设推向前进。可以说，中国人开辟的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创造了东方历史，使各国共同受益于这个商业贸易网络。只要人类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就不会停止。我国学者指出：“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类总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着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架起彼此理解之桥。文明交往论正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有助于全球社会文明和谐问题的科学课题。”今天的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肩负的任务更加繁重，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历史经验中的文明交往，可以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