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国家安全学获批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研究进入学科化、体系化发展的新阶段。几年来，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快速推进，研究领域不断延伸。研究版图的持续扩展，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安全理念的丰富内涵，也向学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议题究竟是什么。一门学科如果只有不断延展的研究领域而缺少统摄全局的核心议题，就容易陷入安全泛化与研究碎片化的困境，难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这一重要指示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启示。国家安全学应当洞观世界，但落脚点必须在中国。国家安全学关注多领域安全，但核心议题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平安中国恰恰是统合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贯通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中国概念，理应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

　　一、洞观世界而立足中国，确立国家安全学的知识坐标

　　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世界视野的学科。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持续深化，地缘冲突、产业链重构、技术封锁、跨国犯罪、公共卫生危机等风险相互交织，任何国家的安全都无法脱离世界格局而孤立存在。研究国家安全，必须具备观察全球安全态势的宽广视野，熟悉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谱系，理解外部风险向国内传导的复杂机制。

　　从学术史看，现代西方安全研究发端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传统以国家生存为核心，把安全主要理解为应对外部军事威胁的能力。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出现拓宽与深化的趋势。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议程扩展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并以安全化理论揭示安全议题的建构过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人的安全概念，把关注重心从国家转向个人。这些理论成果为理解安全问题的多维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值得认真研究和批判借鉴。

　　洞观世界还意味着对全球安全治理格局演变的整体把握。当前，全球安全赤字持续扩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联动性空前增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国家安全学需要从这些宏观变化中把握外部环境对国内安全的深刻影响，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和实践。

　　然而，任何理论都生成于特定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情境之中。西方安全研究的主流理论大多以外部威胁为逻辑起点，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为结构前提，关注重心在于国家间的权力竞争。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这一问题，这些理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中国是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叠加转型，发展与安全高度耦合，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相互联动。这种独特的安全结构决定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安全问题，必然出现语境错位和解释失灵。

　　因此，国家安全学的知识坐标应当是洞观世界而立足中国。洞观世界是视野与方法，立足中国是立场与归宿。中国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经验表明，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知识自觉，即从中国的问题出发，用中国的经验提炼概念，以中国的实践检验理论。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更需要在起步阶段就确立这种知识自觉，把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中国国家安全的真实问题上，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安全需求上，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

　　二、统筹多领域安全，把握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以大安全理念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多领域并不意味着各领域处于同等地位，更不意味着国家安全研究可以成为各领域安全研究的简单相加。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一表述揭示了国家安全体系内部的结构层次和逻辑关系，为确定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提供了根本依据。

　　政治安全之所以是根本，在于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从安全政治学的视角看，安全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状态，而是与政治秩序紧密相连的公共产品。谁来提供安全，依据何种权威提供安全，在何种秩序中实现安全，这些问题构成了安全研究的政治内核。在我国，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他领域的风险一旦累积放大，最终都可能传导至政治领域。反过来，应对各领域风险的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提供的政治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离开政治安全谈多领域安全，就会失去统摄全局的主轴。

　　社会稳定之所以关键，在于社会是各类风险的汇聚之地和感知之地。经济金融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网络舆情风险乃至外部安全冲击，往往在社会层面集中显现，并借由社会矛盾的积累向政治领域传导。社会稳定既是政治安全的社会基础，也是风险传导链条上的缓冲地带。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与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充分说明社会稳定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意义。

　　社会稳定不等于静态的维稳，而是活力与秩序的动态统一。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利益分化和诉求多元，把稳定简单理解为不出事，容易导致刚性维稳和治理内卷。真正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建立在利益表达渠道畅通、矛盾纠纷依法化解、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保障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压制矛盾，而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治理机制吸纳和化解矛盾，使社会在充满活力中保持有序。

　　从复杂系统的视角看，现代国家安全是一个由多领域、多层级、多主体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各领域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效应和级联效应。在这样的系统中，研究者需要找到能够统摄全局的枢纽变量。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正是这样的枢纽，它们既是各领域风险最终汇聚的节点，也是国家治理能力集中发挥作用的场域。把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确立为核心议题，有助于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把一切问题都冠以安全之名的安全泛化倾向，二是各领域研究各自为战、缺乏整体关联的领域割裂倾向。

　　三、平安中国是统合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国概念

　　如果说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国家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那么平安中国就是承载这一核心议题的中国概念。“平安”一词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泰民安、长治久安表达了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朴素追求。从实践演进看，我国经历了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平安建设，再到平安中国建设的发展过程。21世纪初，浙江等地率先开展平安省份建设，把平安的内涵从狭义的治安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安全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内涵从治安向大平安拓展，涵盖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网络安全等多个维度，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

　　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平安中国具有独特的理论张力。其一，它贯通了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平安既指向国家层面的政权稳固和制度安全，也指向个体层面的安居乐业和生活安宁，把宏观的国家安全与微观的人民感受联结起来。其二，它统合了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平安中国建设既包含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的任务，也包含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二者在实践中一体推进。其三，它融合了安全与治理。西方安全研究偏重威胁识别和威胁应对，平安中国的实践逻辑则是以治理求安全，把安全寓于日常治理之中，通过持续提升治理效能来实现长治久安。这一特点使平安中国区别于西方文献中的社会安全或人的安全概念，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标识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进一步揭示了平安中国的内在结构。国家更加安全对应政治安全这一根本，社会更加有序对应社会稳定这一关键，治理更加有效指向实现安全的机制路径，人民更加满意体现安全的价值归宿和合法性基础。这四个维度相互贯通，构成从目标、基础、路径到价值的完整分析框架，为国家安全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理论抓手。同时也要看到，平安中国是国家安全的国内维度和基础工程。外部安全挑战往往通过内部薄弱环节发生作用，只有办好自己的事情，保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在百年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这正是平安中国成为国家安全研究核心议题的深层依据。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平安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可观测、可比较的研究对象。各地平安建设的实践探索千差万别，从超大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到乡村社会的矛盾调解，从新兴领域的党建引领到跨区域的联防联控，为比较研究和机制研究提供了丰富样本。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示范县的创建实践，更为总结规律、检验理论提供了现实场景。把平安中国作为核心议题，有助于国家安全研究摆脱宏大叙事与经验研究相互脱节的状态，在宏观战略与微观治理之间建立学理联系。

　　四、以平安中国为核心议题推进国家安全研究的学术路径

　　确立平安中国的核心议题地位，需要在理论建构、研究方法、技术治理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协同推进。

　　在理论建构上，要从平安中国的丰富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国家安全研究应当超越对既有理论的简单套用，从中国经验中提炼总体性治理、适应性治理等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比如，面对复杂社会中的城市安全问题，单一部门、单一环节的治理方式难以奏效，需要形成跨领域、跨层级、全周期的总体性治理策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面向复杂性的适应性变革，其理论意涵值得从学理上深入阐释。

　　在研究方法上，要坚持面向田野。平安中国的真实图景在基层，在城市社区、乡村村落和各类新兴领域。研究者应当深入基层治理一线，运用过程追踪、比较案例等方法揭示平安建设的内在机制。已有研究发现，基层长期积累的治理积弊往往需要通过领导干部下沉一线实现政治补位，再通过制度化安排完成行政再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提供了有效路径。以治理单元为依托的党建引领，为新兴领域的秩序建构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些来自田野的发现，正是构建平安中国理论的宝贵素材。

　　在技术治理上，要辩证看待数字化转型。推动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数字化转型，是提升风险感知和预警能力的重要方向，但技术治理本身存在双重悖论。技术追求标准化与确定性，而安全风险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技术本意在于减负增效，运用不当却可能导致基层负担叠加和责任层层下压。以城市基层的数字热线平台为例，诉求快速汇聚、层层派单固然提高了响应速度，但若考核压力与处置责任在基层过度叠加，就可能形成权责失衡的责任旋涡。国家安全研究需要深入考察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探索以治理逻辑驾驭技术逻辑的有效路径。

　　在学科建设上，要以平安中国为纽带推动交叉融合。国家安全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以及计算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都能为其提供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以平安中国为核心议题，能够为多学科对话提供共同的问题域，避免交叉学科沦为多学科的拼盘，推动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资政建言和国家安全教育资源，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课堂、进基层、进社区，夯实国家安全的人民基础。

　　国家安全学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承担着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学理支撑的重要使命。洞观世界，才能把握安全形势的时代变迁。立足中国，才能找准安全研究的根本方向。关注多领域安全，才能体现大安全理念的丰富内涵。聚焦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才能抓住国家安全的根本和关键。平安中国正是这些维度的交汇点。新征程上，国家安全研究应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核心议题，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学术力量。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