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国内部发展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各类“黑天鹅”“灰犀牛”风险交织叠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并反复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在谋划发展目标的同时同步考量安全底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同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顺应这一要求，有必要对长期被高度重视的效率进行再认识，对常被简单视作浪费的冗余进行再评价，在新的时代方位中重构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从以效率为重要导向的实践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资源相对紧缺、发展任务极其繁重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了鲜明的效率意识和成本意识。无论是在企业经营领域，还是在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精细管理、成本控制、流程优化、压缩库存等做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益，为我国实现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提供了重要支撑。可以说，讲效率、重效益曾经并且仍然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一项宝贵经验。

　　同时也应看到，在外部环境总体相对稳定、风险多处于可预期区间的时期，实践中难免出现对发展效率的过度强调，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存在将降成本、压冗余视为首要目标的倾向。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按平均情景设计，一些产业链布局过于集中，一些公共服务体系为追求精简高效长期压缩备用能力。在日常情形下，这些安排有助于提高周转率、降低显性成本；但在极端情景下，系统脆弱性也随之显现。个别节点失灵可能诱发连锁反应，局部波动可能迅速放大为整体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反思的不是重视效率本身，而是如何防止在实际操作中把效率理解得过于单一、过于短期，只算显性经济账，不算安全和韧性这本账。当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博弈加剧、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频率上升时，这种单一化效率观念显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我们在继续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把安全真正纳入发展全局来系统谋划，将安全因素前移到规划、决策和实施全过程。与此相应，效率的衡量标准也需要拓展，不再仅仅以某一年度、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短期产出为唯一尺度，而是要在更长时间跨度、更大空间范围和更复杂风险情景下，综合考量发展效益与安全韧性，把系统长期稳定运行作为目标之一。

　　二、重新理解冗余及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的关键角色

　　在日常语境中，冗余常常与闲置、浪费甚至低效联系在一起。多一条生产线、多一点库容、多留一些床位和物资，在平时账上往往意味着增加支出，看起来不够精打细算。这种理解方式的背后，是一种静态、局部的成本—收益计算，把当前能不能用得上作为主要判断依据。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系统思维出发，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时代，需要对冗余作更为审慎的区分。一方面，缺乏科学论证、重复建设、功能模糊的盲目投入，确实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应当通过制度约束加以规范和纠偏；另一方面，围绕粮食、能源、重要基础设施、关键产业链、公共卫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关系国家安全和民生底线的领域，经过科学测算、合理布局、有机嵌入国家战略安排的冗余，则属于安全冗余、战略冗余，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要求，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实践中不乏例证。在能源电力系统，备用机组和备用线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低负荷状态，但一旦发生故障或极端天气，即可发挥“保险丝”和“安全阀”作用；在粮食安全领域，适度超出即时消费需求的储备，有利于应对国际价格波动和外部供给不确定；在城市防灾减灾中，高于日常平均需求的排水标准、加固过的堤防和山体治理工程，都是应对极端暴雨和地质灾害的重要托底；在公共卫生领域，那些平时看似空着的床位、仓库中暂时用不到的物资、一线队伍背后沉默的基层网络，在重大疫情和灾害面前往往发挥关键作用。

　　如果把极端情景下系统停摆、修复、重建的巨大成本纳入考量，所谓多留一手的安全冗余，实际上是在以有限的平时投入换取极端状态下不断链、不失控的保障，是一种前瞻性的制度安排。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看，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某一年、某一笔预算中是不是省下了一点开支，而是在更长周期上，哪一种结构更有利于保障经济社会大系统的稳定运行，更能确保发展成果不因突发风险被轻易侵蚀。

　　当然，重视冗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多建一点、多堆一点。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撑，把冗余组织成可调用、可转换、可调度的能力。一方面，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论证等前期环节，将安全冗余和平急转换能力作为刚性约束纳入其中，避免事后补课；另一方面，要完善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健全平急转换预案和演练制度，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高资源统筹调度水平，使全国范围内的冗余资源在关键时刻真正动得起来并能接得住风险。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把握效率与冗余的辩证关系

　　从更深层看，如何处理效率与冗余的关系，折射出我们对发展目标和制度安排的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系列本质要求决定了，我们不能满足于某一维度的单线竞速，而必须在更大视野内统筹发展质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

　　在这种意义上，重估效率与冗余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效率、回到低水平、粗放式的发展状态，而是要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引导效率观从唯经济指标、唯短期收益转向兼顾安全底线、重视系统韧性的综合效率观。既要反对不计成本的盲目扩张和低效重复，也要防止片面压缩冗余、透支安全空间；既要继续通过改革创新释放生产力、提高运行效率，也要把安全冗余、战略冗余有意识地嵌入重要领域、重要环节，通过结构优化和机制创新为发展预留缓冲区。

　　这同样要求在评价体系和社会观念层面作出相应调整。如果绩效考核只看短期增速、不看安全底线，如果企业和社会舆论只对看得见的浪费高度敏感，却对看不见的风险缺乏警觉，那么实践中的各种主体就会倾向于压缩冗余、追求表面效率。相反，如果在考核评价中适当提高安全、韧性、平稳运行等指标的权重，通过公共传播和风险教育帮助公众理解安全冗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有利于形成既讲效率、又重安全，既算经济账、也算长远账的理性氛围。

　　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重估效率与冗余，实质上是要在更高层次、更长周期上审视我们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把安全冗余纳入规划、政策、工程和治理全过程，把多留一手的制度安排做在前面、落在实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风高浪急中保持战略定力，在各种风险挑战中化险为夷，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更加坚实、更可持续的安全支撑。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家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