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正式设立。五年多来,其学科体系日臻完善,研究队伍持续扩容。但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深嵌于社会快速变革之中,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数智化变革纵深推进,传统物理边界逐步消融,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算法机制重塑资源配置模式,新兴智能技术改写大国博弈态势,国家安全呈现出愈发明显的跨界联动、复杂交织、智能演化特征。受数智化浪潮驱动,国家安全学学科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正是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动,倒逼国家安全学应打破既有学科发展模式,加快实现由单一封闭向深度融合、由经验研判向数智量化、由理论言说向实战赋能的深层次变革。
一、学科体系之变:由单一封闭向深度融合转变
尽管国家安全学定位为交叉学科,但受传统学科发展惯性之影响,其交叉性、综合性尚未清晰展现出来。传统学科结构划分清晰、板块相对独立,研究重点集中于政治、军事、经济、管理等传统领域,侧重依托本学科的视角开展战略研判、政策解析和理论阐释。在国家安全结构简单、风险类型单一的阶段,简约化的学科架构尚能满足传统安全治理之需,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然而,进入数智时代,安全博弈场域由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数智空间,数据主权、智能算法、网络攻防等新兴安全议题持续涌现,单纯依靠本学科的分析框架则难以应对复合型技术性国家安全难题,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融合重构已成必然趋势。
首先,学科边界互通交融,成为数智时代国家安全学学科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往国家安全学的交叉性并不凸显,还存在明显的学科壁垒,人文社科与理工学科泾渭分明,研究视角相对固化、知识结构单一。而面对日益数字化、智能化的国家安全风险,仅仅依赖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理论难以破解技术性安全痛点。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需主动打破学科隔阂,构建文理兼容、理工互补、多元协同的复合型学科建设生态。一方面,深耕人文社科根基,依托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完善国家安全治理、法理及战略体系;另一方面,又充分吸纳计算机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密码学等理工科知识,补齐技术研究短板,破解数智时代安全防控难题。只有通过多学科跨界融合打破“知识孤岛”,才能推动实现人文思维和技术逻辑的有机统一。
其次,研究范畴需持续外延,以更好契合全域国家安全治理的数智时代需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国家安全治理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网络、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数智技术的广泛普及加剧各类风险联动耦合,数据跨境流动威胁国家数据主权,智能算法干预公共舆论生态,科技垄断压制产业发展韧性。对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需在坚守传统安全研究阵地基础上,不断拓宽研究边界,及时将网络空间防护、算法风险治理、数据合规管控、数字文化安全等新议题纳入核心研究范畴,构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重、物理空间和数智空间协同的全域研究体系。只有与时俱进延伸研究覆盖面,方能精准服务数智时代立体化、全域化的安全治理布局。
最后,推动知识架构迭代升级,夯实国家安全学学科长效发展根基。知识体系重构是学科转型的核心内核,也同科研攻关和人才培育要求息息相关。在数智时代,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需优化国家安全学课程体系,删减滞后固化的教学内容,保留国家安全基础理论、国家安全战略等核心基础课程,增设大数据分析、智能技术原理、网络攻防实操、数据合规治理等数智化相关课程,搭建“人文+理工”“理论+实操”的复合型知识框架。同时,立足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实际,整合本土科研成果,优化自主知识架构,摆脱国外理论依附,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本土气质、时代特征的中国国家安全学体系。
二、研究范式之变:由经验研判向数智量化转变
研究范式决定着学科的科研逻辑、分析手段和研判方式。一直以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模式以定性研判为主,依托历史资料、文献文本、逻辑推演开展学术研究,依靠科研人员经验判断安全局势、甄别风险隐患。这种经验化的研究主观偏差较大、数据支撑不足,难以精准捕捉隐蔽性、动态化的数智安全风险,存在研判滞后、分析片面等先天性不足。而数智技术可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研究赋能增效,推动科研思维、分析方法、研判模式全方位升级,推动实现从经验感性判断向数据理性研判的范式跃迁。
其一,以数据要素重塑研究逻辑,实现抽样分析向全域研判转变。受技术条件制约,传统研究多依赖于小样本、碎片化资料开展抽样研判,其数据体量不足、覆盖范围十分有限,极易产生分析偏差。大数据技术突破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瓶颈,依托智能抓取、云端存储、筛查算法,整合网络舆情、跨境信息、产业动态、社会舆情等多维度资源,搭建全覆盖、立体化的国家安全数据库。而研究视角由局部样本转向全域数据,兼顾因果关系、关联关系,依托算法挖掘潜藏的隐性安全风险,可大幅提升风险识别的完整性和精准度。
其二,用技术工具优化分析手段,促成定性和定量研究协同融合。过往国家安全研究以文字剖析、逻辑推导为主,量化分析占比偏低,研究结论往往缺乏客观数据佐证。进入数智时代,随着算力、算法、大数据深度融入科研流程,需逐步构建定性研判同定量测算相结合的复合研究体系。一方面,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应保留人文社科的定性优势,深度剖析风险本质、研判战略走向;另一方面,也应重视运用数据建模、态势可视化、仿真模拟等技术,将抽象的安全问题转化为可观测、可测算的数据指标,实现风险量化评级、趋势精准推演,例如,依托舆情分析模型监测思想舆论动态,借助仿真平台模拟网络攻防场景,以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客观性。
其三,通过研判时序前置优化,实现事后复盘向事前预警跨越。传统的安全研究多为事后复盘总结,在风险爆发后梳理成因、归纳经验,此时的安全治理模式偏向被动应对。在数智化背景下,动态监测、智能研判、超前预警则成为研究新方向。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全天候捕捉物理空间和数智空间的风险异动,借助算力模型动态分析数据演化规律,预判风险的发展走向并生成防控方案;搭配态势可视化系统直观呈现安全格局变动,为科学决策提供时序支撑。前置化研判模式有助于扭转国家安全治理的被动局面,形成监测、研判、预警、处置一体化机制,以显著提升安全风险防控时效性。
三、实践应用之变:由理论言说向实战赋能转变
学术研究最终应服务于社会实践。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学偏重宏观理论建构,聚焦顶层战略解读、安全理论创新、国际格局研判,研究成果与基层治理、应急处置、风险管控等具体实践场景衔接不足,存在理论落地难、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随着“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提速,研究服务实战要求持续拔高,只有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走出学术研究圈层,下沉安全治理一线,完成从理论钻研向实战赋能的应用转型,才能更好凸显学科建设的应用价值。
第一,通过应用场景下沉,打通宏观战略和基层治理间的壁垒。传统学科应用重点聚焦国家宏观层面,服务于国防建设、外交布局、顶层安全决策。在数智化建设背景下,地方数字治理、网络舆情管控、企业数据合规、民生安全防护等基层领域,对专业化安全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为此,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应主动拓宽服务边界,深度融入地方治理、行业监管、企业风控等实操场景,针对数据管理漏洞、网络谣言传播、行业安全隐患等现实问题,提供专业化、针对性研判方案,形成宏观战略引领、微观精准施策的多层次服务体系。
第二,通过成果转化效能提升,推动学术理论向治理工具蜕变。依托数智技术载体,国家安全学研究成果不再局限于论文、专著等传统文本形式,可逐步转化为可落地、可复用的技术工具与治理方案。例如,科研机构可联合科技企业研发智能风控系统、网络攻防平台、舆情监测模型、合规检测工具,为监管部门提供技术保障;可围绕算法滥用、数据泄露、跨境传输等行业痛点,完善标准化管控规范,健全行业监管体系;还可结合风险演化规律搭建仿真推演平台,模拟各类安全突发案事件,优化应急处置流程,让学术理论切实转化为破解国家安全治理难题的实用抓手。
第三,通过人才培养模式迭代,锻造复合型实战人才队伍。人才储备是学科发展和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传统培养模式偏重于理论讲授,培育人员精通理论知识,但技术实操能力薄弱,难以满足数智时代复杂的国家安全治理工作需要。对此,高校应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架构,强化实践训练,依托专业实验室、校外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平台,培育数据分析、风险排查、网络监测等实操技能;并同步强化国家安全素养培育,塑造兼具人文底蕴、理论基础、技术能力、实战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国家安全事业筑牢人才储备防线。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