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安全，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核心命题，也是各国治国理政的关键任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失衡、安全风险叠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剧，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协同共进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顺应大势，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战略思想，并将其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这既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逻辑，也蕴含着回应人类共同挑战的世界意义。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两翼、双轮驱动，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对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明确要求。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路。从“发展和安全并重”到“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再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中国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发展观与安全观的创造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安全的环境，发展便无从谈起。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居安思危、国泰民安”的治理智慧，赋予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新内涵。这一思想打破发展和安全对立的片面思维，以系统辩证思维统筹全局，实现发展和安全的统一。

　　从历史逻辑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经验凝练，有着深厚的历史与实践根基。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动荡不安，充分印证无安全则无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目标，为后续发展奠定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巩固政权、维护安全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搭建起完整的工业基础与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各类风险交织叠加，发展和安全关联性愈发紧密。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对治党治国经验的历史传承。

　　从实践逻辑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强调发展为了人民，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两者在实践中是统一的。在发展中保障民生、在安全中守护民利。坚持高质量发展，才能夯实国家安全物质基础；同时，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世界意义

　　第一，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现代化新范式。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强推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导的发展叙事将安全视为发展的自然结果，主张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实现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其他各类安全稳定问题。然而，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往往导致金融动荡、社会撕裂、秩序混乱，最终陷入“增长—危机—停滞”的恶性循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中国方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主动驾驭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比被动接受“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更具可行性。这一经验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第二，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路径。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重赤字，一是增长动力不足，逆全球化趋势削弱了传统发展引擎；二是安全合作失灵，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呼唤更多国际合作，但大国博弈却导致了治理碎片化。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和方案，将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在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层面贯通，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资源。

　　第三，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元素。更深远地看，统筹发展和安全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思想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经历了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其发展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安全代价。中国探索的是一条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大规模现代化的新路，这一探索本身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一个风险叠加的时代，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逻辑贡献了新形态的文明思想元素，即唯有超越二元对立，在动态平衡中寻求共生，才能走出一条既充满活力又安全稳定的现代化之路。

　　（作者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