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当前，我们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无论是认知维度、领域广度、辐射深度、理论厚度、推进力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就要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安全发展战略任务，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新要求，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探索构建与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相契合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体系，为国家安全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理念新要求为引领，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包容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现阶段国家安全学研究的重点，就是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安排部署的安全发展目标任务实现无缝对接，为推动安全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要锚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主题，精准把握学术研究“规律探寻和能力提升”的初心使命，广泛展开学术研究和交流探讨，推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良性互动，使国家安全学的基本范畴、研究方法、重点内容以及学科交叉性、包容性、自主性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同时，国家安全学又是以甄别、发现和处置国家核心利益、重大利益面临的威胁危害危险的治理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是认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结合。

　　判断是否为国家安全问题离不开对威胁危害危险和风险隐患的评估分析，缺乏情报理论和实践支撑的国家安全学研究成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情报分析研判相生相伴，安全需求与情报需求具有复杂共生性，这是开展国家安全学研究必须把握的基本认知和规律。在国家安全治理的实践层面，判断威胁危害危险及风险隐患的客观事实是否存在，进而确定是否为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存在两种现象：一是以情报分析视角切入，论证和阐述其研究的理论问题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二是以国家安全视角切入，去印证国家安全问题是情报甄别获取、情报研判分析、情报处置行动的治理实践过程，形成事实存在的“两张皮、各说各话”的困境和难题。显而易见，情报学研究是支撑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只有实现二者的互融共通才能走出学科边界模糊、研究方法单一、国际影响力不足等现实困境，摆脱浅表性、片面性研究的羁绊，进而跳出纠结于“国家安全是什么、为什么”的怪圈。

　　二、实现认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动态平衡和有机统一，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健康发展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立足于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的过程，以“两个大局”为背景，以国家安全这个基石范畴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体系和学科建设体系。目前国内的研究范式和内容，主要聚焦于国家安全治理主体的范畴，包括主体责任和义务、体系建设能力、国家安全治理行动能力等，都是聚焦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论研究范畴，而对国家安全治理对象、国家安全治理借助的平台工具以及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的系统构建等方法论研究，现阶段还较为少见。国家安全学研究以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为起点，以情报学研究为基础，剖析国家安全治理的核心要素和动态演绎过程，分析情报要素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关联性，显而易见是方法论研究的范畴，这既是国家安全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未来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从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的方法论研究视角出发，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的体系分类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思想、战略、技术都是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必须具备的功能属性，这恰恰印证了当下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只是在探讨治理主体的单一问题。国家安全治理主体与情报主体高度相关、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与情报活动高度相关，这个特点是由安全需求与情报需求的复杂共生性决定的。国家安全治理主体、国家安全治理对象、国家安全治理的平台工具、国家安全治理过程（模式）是一个问题的四个方面，具有互融共通、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特征。无论是“大安全格局”的战略问题还是“小安全领域”的具体问题，都要优化治理体系的要素组合和功能配置，实现国家安全治理成效的最大化。国家安全治理主体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领域，具有复杂性和宽泛性特点，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决定着应对处置等情报行动的治理成效。国家安全治理对象因安全需求的增加而扩大，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造成情报要素涉及的领域扩大、内容增多，使国家安全领域涉及的威胁危害危险以及潜在风险隐患等情报要素不断增多，不同领域存在的威胁危害危险及风险的客观事实和内容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使风险隐患的认定标准和处置行动存在明显差别。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安全需求和安全风险，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由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不断拓展和延伸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情报搜集、分析、研判的工具、平台不断拓展和延伸，承载情报活动的手段方法不断丰富，内容不断增多。国家安全领域涉及的威胁危害危险以及潜在风险隐患，因其内涵和内容的繁杂性和不可预知性，使国家安全治理实践面临挑战。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平台和工具存在较大差异，使治理体系的运转模式和过程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和制约以情报交流为标志的处置行动效能，最终体现国家安全治理成效。研究分析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核心四要素和动态演绎过程，是方法论研究的范畴，对认识和理解国家安全体系建设、能力建设、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构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体系和学科建设体系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源泉。

　　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成为门类学科的时机逐步成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笔者认为，目前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是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定位，现阶段难以适应安全发展的实践需求，也是造成认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动态失衡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界已呼吁并提出要在理念和认知层面坚持与时俱进，把国家安全学由“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学科”。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应设立一个涵盖国家安全学、军事学、警察学、情报学、外交学、非传统安全学等多学科互融共通的国家安全学门类，实现整体重构而非简单叠加，明确国家安全学门类的知识边界和研究体系范畴。国家安全学成为“门类学科”后，情报学作为支撑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基础地位将更加突显和稳固。安全需求与情报需求的动态演绎彰显国家安全治理的全过程，从实践到理论、从认知到方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王定，重庆警察学院反恐处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王利，新疆警察学院反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