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要在理论上厘清二者的关系，搞清楚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否有内在的契合性。

　　国家安全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延续性。虽然我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和当代的国家形态存在差别，但是国家安全问题却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例如，大禹通过“五服”制度建立的是天下国家，虽然它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存在区别的，但是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以“封建”为统治方式的周王朝和以郡县制为统治方式的秦朝，以及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汉朝，统治方式虽然不同，但是国家安全问题都伴随着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始终；无论是中原王朝政权还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都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在我国历史上的普遍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新时代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属于传统安全的范畴，我国古代王朝也都存在这些国家安全问题，每个王朝的统治者也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王朝的国家安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王朝还不存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也反映出国家安全问题的发展性。

　　国家安全问题除了具有普遍性，还具有历史延续性特征。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等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不是某个朝代、某个时期特有的。前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会影响到后一个朝代或时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形成和解决。例如，汉武帝时期创立的内外朝制度对明清时期的内阁和军机处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出政治安全问题的延续性。

　　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不但在内容上决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也从深层次上形塑了其精神品质和理论品格。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内容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中找到原型，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契合，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但是治国理念、安全文化并不能直接指导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而是会给我国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产生以下启示：一是要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政策和理论，从“新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深化认识的结果，以及“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适时调整，也反映出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变化性。二是可以抽象出更高理念层面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以发挥对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指导作用。

　　由于历史时空的转换，维护国家安全的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需要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提炼、归纳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核心内容的前提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机遇与问题、原则与内容、遵循的规律、机制与途径、价值及新时代发展趋势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找到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内在契合性，抵制和批驳国家安全思想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也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通过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文化，挖掘、提炼、总结、传承、发展这些优秀的国家安全文化，对维护和塑造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不但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精神内涵上的指引，还可以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方法论上的具体指导。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力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