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安全研究正面临方法使用的挑战。一方面，安全风险呈现前所未有的系统联动性与跨域渗透性，传统基于单一因果框架的研究范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复杂风险的生成与演化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安全态势分析提供了全新工具，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透明度、数据质量等新的难题。这种冲击既要求研究者积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又需要警惕技术依赖可能带来的认知局限。

　　尽管人们对于战争和军事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安全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后，“安全”取代“战争”或“防御”成为该领域的核心概念，除了军事、战争以外更广泛的政治议题被纳入研究范畴，标志着独立的安全研究领域（又称国际安全）的出现，并随后迅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核心子领域。受研究方法革新和安全议题转向的双重影响，安全研究方法经历了显著的演进过程。

　　冷战结束以前，安全研究多采用国家中心视角，关注传统安全议题，在研究工具上一开始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博弈论等方法。但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开启，安全研究也逐渐追求“科学化”，量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逐步发展起来。冷战结束以后，安全概念的拓展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凸显，安全主体也从国家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范式受到严重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安全研究方法的重大调整。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大大提升了安全研究的基础数据量，冲突数据库加速扩展，而数据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方法的创新，空间分析技术、实验方法等被广泛应用于安全研究中。与此同时，随着以批判安全研究、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等为代表的反思传统安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的兴起，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的广泛应用也显著拓展了安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推动安全研究向整合多层次分析、采用混合方法和囊括多元议题的方向发展。

　　21世纪以来，全球安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兴安全威胁与技术革命相互交织，加速了安全研究方法的迭代与跨学科融合。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涌现性”与战争的全球性溢出效应，倒逼研究方法突破传统还原主义的单一因果框架，转向动态、多维的复杂性分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与量子计算等技术工具的革命性突破，推动安全研究从“理论驱动”向“数据驱动”跃迁，催生了开源情报挖掘、多模态数据融合、复杂系统建模等跨学科方法。

　　在全球化与数字革命的双重冲击下，安全研究方法暴露了自身的发展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关乎研究方法的更新迭代，更折射出安全研究在知识生产范式上的深层危机。

　　第一，新旧研究范式的冲突。一方面，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解释仍然是学术界安全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相应地，实证主义范式及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学术界知识生产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安全研究存在强大的帮助解决现实问题的需求。传统基于单一因果框架的研究范式已难以应对当前复杂风险带来的威胁，线性思维在应对非线性安全威胁时暴露出明显缺陷。这种新旧研究范式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导致科学研究与现实需求的错配，也显示出更新学科方法的紧迫性。此外，当安全研究从理论验证转为问题解决时，安全研究的“保密性”可能与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存在冲突，阻碍了学术共同体验证与复现。

　　第二，学科逻辑与问题逻辑的断裂。当前，安全威胁的“去边界化”与复合性正颠覆传统研究框架，需要引入更为动态、系统、突破学科边界的研究方法。但是，学科藩篱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问题的有效解决，学科交叉的“浅融合”现象也削弱了方法论的创新潜力。从表面上看，安全研究已形成集结政治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的跨学科矩阵，但实质上更多的仍是方法的简单拼贴。人工智能专家难以系统理解地缘政治逻辑，社会科学学者不熟悉“算法黑箱”，这种“物理混合而非化学融合”的现状，导致安全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创新停留于技术层面。

　　第三，技术发展与研究本质的错位。虽然传统研究方法在理解系统性安全问题时显现了自身的不足，但一味拥抱新兴技术方法同样带来新的方法论困境。除了算法透明度、数据质量等技术性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对安全研究方法及安全研究本质形成新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安全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容易导致对于数据和技术的过度依赖，从而陷入“精确的盲目”，即拥有最完整的数据集，却丢失了感知安全威胁本质的洞察力。与此同时，技术的过度依赖还可能带来对于智能预测的迷信，漠视宏观层面的战略研判，最终使得这种技术崇拜异化安全研究的本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安全研究注入全新的议题和颠覆性工具的同时，也从以下维度重构知识生产范式。第一，在方法论内核上，研究逻辑将出现传统“理论验证”模式以外的新模式，即“问题驱动”的解决方案构建。传统模式依赖研究者预先定义变量关系，并将问题裁剪至单一学科的边界内，虽然能提供就某些安全现象的深度思考，但常与解决现实问题存在一定的割裂。因此，这种实践导向的模式更有助于解决现实出现的紧迫问题，使方法使用从理论验证工具转变为现实干预系统。第二，在学科边界上，安全研究已突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传统框架，这也正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出现的意义所在。未来的安全研究方法或将真正呈现“超学科融合”特征，实现知识的跨域生产。

　　回顾历史，安全研究的方法演进始终与时代议题同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安全研究的方法革新已不是单纯的学术议题，而是关乎未来知识生产模式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打破学科壁垒的认知重构，是反思技术崇拜和拥抱技术赋能的平衡调适，更是重建研究方法与安全实践关联的研究本质的回归。未来的安全研究方法将不再局限于单一范式，而是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反思的动态平衡中，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安全分析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4CGJ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