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作出深刻阐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些重要论述，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只有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引领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世代赓续，从未间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血脉之中，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反映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总的来看，这些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集中体现于古人治国安邦相关论述中，具体呈现在强调忧患意识、注重系统思维、追求内外兼顾、推崇刚柔并济等方面。

　　在忧患意识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周易·系辞下》关于“安危存亡治乱”的言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正是安危、存亡、治乱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关系，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才能实现“安”“存”“治”。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历史上形成了强调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防微杜渐的安全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提及“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等均是古人强调忧患意识、危机观念的深刻论见。

　　在系统思维方面，古人在实践中注重把安全因素联系起来作为整体或系统进行分析把握。例如，对于富国强兵，《管子·治国》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此外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治国基本要素，墨子提出“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从中不难看到系统思维下富国与强兵两相统一。又如，在治国理政手段运用上都颇为强调文武结合，如古代兵书《尉缭子·兵令上》提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实际上，在历史繁荣时期，统治者大都能够着眼系统全局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在内外兼顾方面，尽管历史上存在如宋朝“守内虚外”的国策，但古代思想家大都主张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应内外兼顾，同时又有重“安内”的内敛性倾向。史学典籍《逸周书·武纪》就提出“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这对范畴，意即内政用文德而平和，而外事讲武力要用得恰当，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历代王朝大都重视内部安全稳定，认为只要实现了国家内部安全稳定就可促成外部安全，因此往往更强调守土防御，唐太宗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明太祖把“来则御之，去则勿追”作为御敌上策即是很好的说明。

　　在刚柔并济方面，较早提出“刚柔之道”的首推先秦思想家老子，《道德经》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正如宋人李光撰《读易详说》所言“方而又刚，柔而又圆，求安难矣”，“刚”“柔”各自都存在一定不足，如果只讲柔弱显然不利于实现国家安全稳定，因此后来的思想家大都强调刚柔并济、恩威并施。例如，古代兵书《三略·上略》引《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正因如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大都实行“两手抓”，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以实现国家安全稳定之目标。

　　由上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从如何全面、辩证地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提出了深刻洞见，为充分运用这些宝贵文化资源探索国家安全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打开了广阔的思想空间，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明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阐释。这五大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完整把握和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安全智慧，连接古今、继往开来，为创新国家安全理论、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了根基，开辟了空间。

　　突出的连续性与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只有从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及发展历程去认识连续性，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现代和未来中国，对国家安全亦如此。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同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唯一正确的道路选择。

　　突出的创新性与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相合。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源自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古语“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均体现中华文明之创新基因。而创新性所强调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国家安全领域亦得到充分展现，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的全局性主动，可以说与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制度机制不断创新完善密不可分。

　　突出的统一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拉开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恢弘序幕，此后“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历史深刻昭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命运所系，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才能汇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突出的包容性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发展相继。突出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闻名于世，这正是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依然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从“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到“十个坚持”，再到“五个统筹”，清晰展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创新发展，可谓同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背后的演进逻辑高度契合、一脉相通。

　　突出的和平性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因此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反对隔绝闭塞、强人从己、丛林法则。中国历史上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却从未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没有任何殖民和侵略的记录。今天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文明交流互鉴，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全球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大突出特性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对中华文明的精准画像，在宏阔的历史叙事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蕴含的安全元素，及其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契合处，有助于充分汲取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推进“第二个结合”，在百年变局中更好把握国家安全规律，掌握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丰富的安全智慧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宝贵资源，这也构成“结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而要在继承创新中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则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在文化传承中推进国家安全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自觉性，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发展。

　　第一，以大历史观把握国家安全发展演变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大历史观”，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作为观察历史走向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大历史观强调以长时段、宽视野看历史，以把握历史发展之规律和大势。实际上，历朝历代都面临自身安全问题，历史演进亦呈现“治乱离合”周期率，但从大视野、大背景看，和平和统一始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形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进入新时代，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这些又使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更丰富、时空领域更宽广、内外因素更复杂。只有在大历史观下贯通古今中外，深入比较、把握规律，才能真正理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二，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否则创造性发展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但由于这些思想往往寓于古代安邦治国方略中，与时代的关系有时也并不直接，因而需要通过深入挖掘和阐发才能跨越历史长河连接古今。一方面，要围绕 “安危”“治乱”“分合”“王霸”等古代国家安全重要范畴，大一统、仁爱民本、和合大同等历朝历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典型思想观念，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其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使之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巩固文化主体性中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

　　第三，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在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和制度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而是要关注继承什么、怎么继承，把握好继承、发展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要求，补充、拓展和完善安全元素的内涵，改造其陈旧的表现形式，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譬如，古代统治者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但究其本质是通过肯定人性来论证人格尊卑，把民众视为巩固君主统治的工具，而非具有人的尊严的主体，对此只有赋予古代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才能为今天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提供文化养分，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发展。

　　第四，古为今用，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互相成就的结果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同样适用，在此过程中必然要始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不断推陈出新。其一，对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基本态度，既不是全盘接受，亦非全部抛弃，而应进行历史、辩证、具体地分析，去粗取精，有鉴别对待、批判性继承。其二，坚持古为今用，但又要特别注意古今安全形势、安全领域、安全措施等方面之差异，把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放到当时历史背景下理性客观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总结提炼对国家安全的规律性认识。其三，要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内蕴的方法论，创新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所依凭的战略、辩证、系统、创新、底线、极限等思维方法在中华文化中大都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见。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贯通的。作为新时代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凭空提出的，其既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同中国安全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又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和实践要求，不断创新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演进与周边关系研究”〔编号：LSYZD21009〕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