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全格局和新安全格局都是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两者都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精髓要义的重要内容。从大安全格局到新安全格局,一字之变,富有深意,反映了新安全格局对大安全格局的丰富与发展,实际上也集中呈现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唯有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认识把握大安全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的内涵实质,才能推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由小到大:新时代大安全格局的构建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这是在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首次出现“大安全格局”的表述,深刻展现出新时代国家安全的系统性变革、整体性重塑,为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是“大安全”之理念形塑。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指针,关键在“总体”二字,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系统思维,尤为强调“大安全”理念。“大安全”理念既是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主动回应,亦是国家安全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一方面,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多重危机交织叠加,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内外因素更加复杂,可以说正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从客观上形塑了“大安全”理念。另一方面,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为突出,此时主观上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能局限在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更不能抱持孤立、静态、割裂的认识,必须把国家安全认识拓展至“大安全”的新视野新理念。
二是“大安全”之领域延伸。在大安全格局下,国家安全不再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可能涵盖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因此重点安全领域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变化不断延伸。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及“五对关系”,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中强调构建集11种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时,明确提出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16个国家安全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国家安全专章又强调指出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时至今日,“大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方面已形成“20+N”的“安全化”延伸逻辑,集中呈现出大安全格局之“大”,也正是如此,必须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至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我国公民和一切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三是“大安全”之制度新建。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法治无疑成为新时代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实现“大安全”同样离不开制度之治。在体制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实施有力的统领和协调,不断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在制度建设上,近年来国家安全领域立法步伐显著加快,以《国家安全法》为龙头,以生物、网络、数据、核、国防、交通等国家安全具体领域专门法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在相关机制上,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国家安全工作协调、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等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可以说,正是“大安全”理念指引着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制度之治,而新建的一系列国家安全制度机制又成为维护和塑造“大安全”的坚强保障。
二、由大至新:新安全格局的提出及其侧重
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二〇二一—二〇二五年)》,会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这是在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首次出现“新安全格局”的表述。由“大安全”至“新安全”,一字之差,立意高远、意义重大,“新安全”与“新发展”交相辉映,深刻反映国家安全新形势新任务,亦是对国家安全格局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是“新安全”之战略性拓展。首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国家安全战略(二〇二一—二〇二五年)》,首提“新安全格局”,说明构建新安全格局本身已成为具有顶层决定性的国家安全战略之重要内容。其次,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并非第一次提出,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时隔7年又审议《国家安全战略(二〇二一—二〇二五年)》,充分说明党中央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主动适应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正是基于此才提出“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的“五个坚持”和九个方面重点任务。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强调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统筹做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新型领域安全等五大重点领域、地区、方向国家安全工作作出战略部署,还从九大方面提出新任务新要求,这同样体现了有的放矢的战略布局和整体推进。这些既是对之前“大安全”相关重要论述的新发展,也为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吸收。
二是“新安全”之系统性变革。“新”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变”,以“新”应“变”方能革故鼎新,牢牢掌握安全发展主动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对于与“新安全”相对应的国家安全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新时代十年国家安全方面的伟大变革时作了精辟阐述。其一,突破传统的线性思维,坚持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使国家安全在新时代得到全面加强。其二,不断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以及国家安全法治、战略、政策体系,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其三,健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总之,“新安全”之“新”体现于系统性之“变”,而这种质的变化又集中表现在新时代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之中。
三是“新安全”之新发展契合。发展和安全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日渐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也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新安全”同“新发展”同样是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一方面,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经济社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安全格局的坚定保障,只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才能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三、双新共进:推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战略全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把两个“新格局”统筹协调、一体推进。
第一,坚持安全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管方向、管全局、管长远的。党的十九大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同时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强调“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安全发展理念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题中之义,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理念上就必须坚持安全发展,着力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第二,注重协同高效。在新安全格局下,协同高效意味着基于共同的“安全”目标,通过有效合作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实现组织化高效运转,在新发展阶段就要从忧患意识角度把握新发展理念,这同新发展格局追求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是高度契合的。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推动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这清晰体现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对协同高效的目标要求。实际上,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多有“协同”“协调”“联动”一类的表述,这些无不说明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切实打好维护国家安全总体战、协同战。
第三,强化法治思维。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无疑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绝不可能是轻轻松松、一帆风顺的,这既会带来新环境新机遇,也必然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此时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安全发展、开放发展。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为目标,不断健全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加强保障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新发展阶段出现的各类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以高质量法治建设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四,加大科技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的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高低的关键指标,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创新可以说既是发展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一方面,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要强化科技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不断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
第五,夯实基层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基层是群众,最大的基础是民心,基层兴则全局兴,基层强则国家强。在“两个大局”下,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站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根本立场。一方面,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切为了人民,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把人民作为基础性力量,凝聚起推进安全发展的强大合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之所以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与时俱进深化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国家安全理论,推动国家安全实践创新,这在新安全格局对大安全格局的丰富发展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新征程上,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动国家安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才能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部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重大招标专项课题(编号:LSYZD21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