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其中，“极限思维”的表述系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将其与底线思维并列起来，拓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维方法，是在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基础上，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在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的考验中把握“极限思维”

　　“极限思维”的提出有着现实而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针对当前国家安全问题提出其“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并强调既要树立信心、看到优势，又要经受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些重要论述集中反映出坚持极限思维所面临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我们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机遇与挑战认识的深化，需要运用极限思维进行分析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而机遇与挑战变化的具体情形在于“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可见，新时代新征程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的难度同步增大，这需要我们运用极限思维谋划推进工作，把可能超出预期的极限情况主动考虑到，当极限情况发生时，必须撑得住、顶得住、扛得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为之付出更艰巨、更艰苦的努力，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必须运用极限思维加以应对。“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均是风险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如果说风高浪急表现为风险之影响已经开始全面显现，那么惊涛骇浪则是对形势的一种最严峻判断，是风险影响最广泛、能量释放度最强烈的阶段。对于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在时代话语中多有论述，例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强调“10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经受许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等。既然惊涛骇浪是风险发展演变到的一个极限阶段，相应的就必须运用极限思维尽早做好充分准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提升承受能力，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重大考验”无疑有着结果意义上的高分和低分之别，此时必须运用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极限思维，坚定信心、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常常把自己推到没有退路的极限情况下来看问题、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绝处逢生，才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拿下高分取得胜利。

　　二、在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的关系中把握“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内蕴的思维方法之一，其充满了深邃的哲学智慧，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中多有呈现。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办好自己的事，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时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应对重点领域潜在风险，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重要论述都没有把底线思维同极限思维相并列，这也说明极限思维确实是一种不同于底线思维的思维方法。

　　对于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深刻阐述：“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可见，底线思维是在忧患意识、风险意识下设定最低限度的目标，以寻求风险最小化或维护最小收益的思维方法，其更多考虑的是作为最低下限的“底线”。“底线”即为一条不可逾越的“下限”“红线”“警戒线”，因此，可以说底线思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防守型思维。与之相反，极限思维与数学和物理学的极限思想相关，是一种从更深、更宽、更广的角度思考和把握问题的思维方法，其必须充分考虑并承受作为上限的最极端状况、最恶劣局面、最坏的结果。在矛盾运动转化意义上，“极限”与“底线”存在着相互转化关系，极限很多时候表现为突破底线后无路可退的强势反弹。也正是基于此，极限思维意味着通过主动反击，以积极寻求机会迎接挑战或追求更大的收益，因此与底线思维呈现的防守性不同，极限思维更加强调转守为攻的进攻型思维。

　　细加比较，两种思维方法在目标导向、动力源头、适用情形、挑战程度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目标导向上，底线思维更趋保守稳妥，强调在捍卫底线前提下尽可能实现目标，极限思维则强调将自身潜能发挥到极致，达到自我的极限。在动力源头上，底线思维更多依赖于目标任务、制度规范等外部的压力，而极限思维则主要由自我激励、自我实现等内部动力驱动。在适用情形上，底线思维一般适用于求稳求全的情形，而极限思维则更适用于创新进取的场合。在挑战程度上，底线思维面临的挑战程度相对较低，而极限思维的挑战程度则更高，往往伴随着快速反应和高强度运动。

　　当然，不管是底线思维抑或是极限思维，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没有底线意味着原则性缺失，如果仅有底线而没有极限则难免遭受更多的外来打压和欺凌，因此只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灵活运用方法是最佳选择。当前，面对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的各种国家安全问题，两种思维方法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独特魅力。

　　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发展中把握“极限思维”

　　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指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实际上，这些思维方法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发展的生动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极限思维”，可以说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深刻思维方法的再提炼、再深化、再发展，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新高度、新水平。

　　运用极限思维深化对国家安全体系的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在国家安全专章涉及12类体系，包括若干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大事项。实际上，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涉及的11个重点领域后来不断向非传统安全、新型领域安全拓展，形成了当前“20+N”的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如果运用极限思维加以分析，“N”即无穷和无限之意，表征着领域“安全化”意义上的新发展及可能达到的极限，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内外因素更加复杂，对国家安全领域和重大事项的认识亦应不断深化，此时必须在忧患意识下提高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前瞻性、预见性，主动迎接新问题、新挑战。而在这个意义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极限思维可谓彼此契合、原理相通。

　　运用极限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新时代新征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3次提及统筹发展和安全，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极限思维下，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应按部就班、原地踏步，应当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提升、新的超越。申言之，发展一定是新发展语境下的“高质量发展”，而安全则是能够有效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高水平安全”“新安全格局”。因此，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考虑安全因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同时要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要把握主动，塑造有利外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实现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运用极限思维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突出了“大安全”理念，这就需要在系统思维下进行科学统筹。从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到此后“五个统筹”及其发展变化，都说明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性。而在极限思维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统筹则集中表现在统筹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在统筹范围上，必须最大限度拓宽视线边界关注到“各领域安全”而不能顾此失彼。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将其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以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相结合，也反映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两者都要照顾到，不可偏废其一。在统筹程度上，要通过统筹做到把重大安全风险化解在源头、消灭于萌芽，以最大程度防止各类风险演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因此，运用极限思维就要避免安全风险朝极限化方向发展“坐大成势”，由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

　　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战略思想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自创造性提出以来，就随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极限思维，无疑是党的二十大后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又一次重要的丰富发展，与之前不同，这次丰富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更多体现在方法论上，为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必将引领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现代化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重大招标专项课题（编号：LSYZD21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