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环境更为复杂。在俄乌冲突持久化的影响下，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强权政治加速抬头，全球和地区安全面临新挑战。然而，部分国家强化“同盟安全”，追求“独享安全”，纵容“对抗安全”和鼓吹“泛化安全”等观念，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赤字和安全困境愈加严峻。

　　首先是强化“同盟安全”引发的周边恐慌。部分国家加快构筑全球和地区同盟体系，以集体防御理念实现“同盟安全”，维护其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坚持“同盟安全”，自成立以来将其边界向东推进千余公里，把欧洲割裂为“体系内”和“体系外”的两大对立群体，并在同盟内部形成特殊的“主从关系”。随着芬兰和瑞典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可能构成欧洲与俄罗斯自黑海、波罗的海至北极海域新的战略攻防纵轴。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打造多层级同盟网络，强化“五眼联盟”、兜售“四边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北约以“全球合作伙伴”为名邀请日韩澳新等国领导人参加对话，北约的“北扩”进程与“入亚”冲动势必增加“体系外”国家的不安全感，激化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此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不久前号召“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西方价值观，妄称中国崛起“对北约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构成系统性挑战”，表明此种“同盟安全”背后具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未能摒弃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特征。

　　与之不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集体安全”思维下的平等性与包容性。所谓平等，就是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在遵守其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摒弃冷战思维，推动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反对单一国家垄断安全事务或侵害他国权益。所谓包容，就是在谋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以集团政治或阵营对抗为模板，构筑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这些理念和原则对于防止冷战思维的回潮，摒弃“非友即敌”的简单二元对立，预防“新冷战”的爆发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是追求“独享安全”造成的冲突升级。贯穿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协定》、1999年《欧洲安全宪章》等重要文件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是欧洲安全架构的基石之一，其核心在于不应以牺牲一国安全为代价来确保他国安全。然而，在美国的“敌我对立”思维指导下，北约的排他型机制建设和独享型安全观念得到强化，主动遏制和削弱“假想敌”成为实现“独享安全”的重要手段。

　　与之不同，全球安全倡议突出“共同安全”的共生性和联动性。既强调一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需要顾及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时，着眼于各国相互联动的安全利益，倡导通过吸纳与嵌入的方式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避免因“独享安全”造成更广泛的不安全。以此为指导，中国提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为各方求同化异、和睦相处奠定基础，走出了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与部分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绝对化、独享化形成鲜明对比。

　　再次是纵容“对抗安全”带来的恶性循环。部分国家为实现自身安全，频繁利用极限施压、前沿对峙、威慑胁迫等对抗性手段，导致全球和地区的不稳定变量。无论是此前北约“螺旋式”提升军演的频次与规模，还是俄乌冲突中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警告，以及通过“制裁与反制裁”强制瓦解对方维护安全能力等做法，都可能导致更多国家萌生以军事手段实现安全关切的冲动，导致军事同盟通过主动卷入地缘政治对抗或强化“域外行动”，展示其对他国的安全威慑力和强制力，从而造成国家间对抗的恶性循环。

　　与之不同，全球安全倡议呼吁以“合作安全”化解冲突和危机。一方面，通过各方对话寻找“定分止争”的平衡点，通过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另一方面，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求和平、促安全，反对滥用单边制裁等可能激化矛盾的强制性手段，努力和平解决各类冲突和危机。在俄乌冲突中，中国就一直坚持劝和促谈这一优先事项，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冲突扩大化、复杂化的强制性解决方式。

　　最后是鼓吹“泛化安全”形成的治理失序。近年来，部分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安全议程，将“国家安全”的边界无限拓展。俄乌冲突中西方开展的金融战、能源战、信息战等混合战争形态，进一步导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陷入安全化的重构进程。“泛化安全”的价值取向导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之间的失衡状态，以及气候变化、战略稳定等全球治理议题和经贸、科技、能源等多边合作受到严重冲击。

　　与之不同，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实现“综合安全”的必要性。针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复杂交织的现状，以及安全问题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拓展，倡导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以综合施策的方式应对地区冲突等安全威胁，以及因国家间政治军事对抗引发的贸易战、货币战、能源战，兼顾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治理。

　　总体而言，全球安全倡议所体现的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等理念，可以成为各国在“新”“旧”安全观的相互冲击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最终共同弥补和平赤字和破解安全困境的重要参考。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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