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向国际社会发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中国邀约。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不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模块构建相剥离。迄今为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模块已经较为完善，在国别—次地区—地区—洲等纵向模块之外，还有安全—发展—健康—生态等横向模块。从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角度，与其关系最为紧密的模块当属人类发展共同体；如同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综合和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换句话说，作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升级版，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把握时代主题、实现自身和平与发展之后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回馈，是中国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三变叠加”的中国方案，其深层理念则是来源于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发展和平”（developmental peace）论。

　　安全—发展关联并非新鲜话题，事实上它是人类发展亘古不变的关切，尽管它并非始终紧密或明显。冷战时期，由于两极对抗、世界市场分裂，导致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高度割裂。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全球优势，世界市场因全球化发展而统一，体系性安全威胁貌似消失，安全与发展的互动日益明显。尽管这一互动关系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国际社会往往强调其负面性。例如，在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爆发后，遥远国家的贫穷落后与美国国土安全的紧密关联，成为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重要理由之一。又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5年强调，没有安全便没有发展；反之亦然，没有发展便没有安全。

　　为应对日益明显的安全—发展关联，美欧发达国家以其发展经验为基础，提出所谓“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论。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存在一个发展—安全—治理关联，即一国欠发展往往是由于欠安全，而欠安全的原因则在于欠治理或治理不良；由此而来的药方便是全球性民主输出，只有解决了治理不良的问题，才可能实现安全，然后才可能实现发展。但很显然，这条道路迄今尚未走通，相反造成了严重的民主水土不服，尤其是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例如，自2019年以来，非洲政变明显反弹，其中部分是出于对治理不良的反应；尤其是，马里在2020年8月和2021年5月连续发生两次成功政变，而第二次有明显的反法国倾向。这某种程度上暗示着，西方国家对发展—安全—治理关联的认知及围绕民主输出展开的自由和平方法，不仅无助于特定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的构建。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以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核心的中国方案有何创新之处？其成功潜力有多大？

　　就其创新而言，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都以中国自身迄今为止取得重大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如果以安全—发展关联框架理解，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的发展与安全的统筹问题。一方面，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尽管话语不尽相同，但习近平主席对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与安南秘书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从发展—安全—治理关联的角度认识，那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三者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当然，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存在某种差异，理解其共通和区别，既有助于在国际上推广中国话语，也有助于强化自我实践。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与发展—安全—治理关联根本上是相通的。发展都是围绕经济增长展开的，核心是提升国家物质能力；稳定指涉改革和发展的环境，与西方主张的“安全”内涵基本相同；而改革是指剔除于发展不利的各种要素，政治改革居于核心，因此与“治理”也是兼容的。

　　中西话语的共通性与区别性，不仅展示了中国方案的创新性，更凸显了中国方案更高的成功可能。中国方案允许一国在尚未达到西方所要求的安全、治理标准的情况下，启动发展，并推动形成发展—安全—治理的良性循环，这被称作发展和平论。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发展和平论取得成功的秘诀在于：只要具备基本的安全条件即稳定，中国便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积累一定资源后，通过在三者间采取差异性的资源分配方式——即大多数资源用于继续发展、相对较小比重的资源用于改善安全与治理，推动形成发展、安全、治理的滚动提升模式，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始于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事实上正是这一发展和平理念的缩影。

　　更为具体地，与民主和平论相比，发展和平论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展资源的自我积累。如前所述，发展和平论强调发展资源的原始积累及在发展、安全、治理三者间的差异性分配，始终为发展预留更多资源，从而形成发展先行、改革与稳定紧跟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自由和平论优先将资源分配给治理和安全，发展所需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均严重不足，因此，难以形成发展资源的原始积累；而由于原始资本的缺乏，导致发展中国家往往依赖外部资源投入，但这事实上催生了新的“卡脖子”环节，事实上将自身发展交到了西方国家手上，自身可持续发展与安全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上述讨论根本上来源于客观现实，其典型便是中非发展“大逆转”。1978年，中国的名义GDP仅1495亿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805亿美元；但在40年后的2017年，中国增长81倍达到12万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增长9倍达到1.65万亿美元。如果从人均GDP的角度看，1978年，中国仅为156.4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495.4亿美元；但40年后的2017年，中国已达到8827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仅1553.8美元。这一大逆转背后，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践行发展和平理念，而非洲则依赖西方援助遵从自由和平处方。

　　实践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发展和平是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更好路径。当然，如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始终发挥强有力的国家共识凝聚和政治意愿维护作用那样，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也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团结。联合国于2020年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并强调层出不穷的新安全挑战正呼唤更大的国际团结（solidarity），不仅是对中国方案的呼应，更进一步表明，发展和平才是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正确理念。

　　（作者系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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