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同时阐发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全球安全倡议不仅是中国克服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又是构建中国安全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但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安全倡议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理论底色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合共生”一脉相承。

全球安全：从“共存”到“共生”

　　“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最为古老的话题，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对比的不平衡与物质资源的稀缺性相交错，导致国家为了追求安全却时刻面临着陷入安全困境的窘境。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了民族国家的纪元，人类开始经历“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在绝对优势的国家实力之下，小国时刻面临着覆灭的风险。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处于一种“共存”的状态，彼此在竞争与冲突中求生存。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言，国家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目的就不得不采取彼此进攻的战略。

　　冷战结束之后，核威慑的出现、国际制度的扩散与全球化的推进，使人类叙事从“世界”迈向“全球”。民族国家逐渐突破疆界的篱笆，在全球经济的网络中相互依赖；个体的“人”逐步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具有了“类”的属性。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流行病传播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安全问题不仅更加复杂化，更使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性危机。国际社会进化成为更加近似于生物学中的“共生”状态。“共生安全”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异质共存，强调国际行为体之间共生关系的互构可能带来行为体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根据共生理论的逻辑，本文将沿着共生的三要素：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对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逻辑进行阐释。

共生环境：全球安全倡议的基础

　　首先，全球安全环境的高度复杂。当整个世界还未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元气，俄乌冲突的爆发又带来了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货膨胀高企、全球供应链时刻面临着断裂的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举步维艰的同时，发展鸿沟却日趋扩大。大国竞争全面展开，欧洲大陆上由于俄乌冲突引发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不断升级，亚太地区美国新版印太战略的布局使中美竞争不断加剧。新的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层出不穷，外层空间竞争、全球数字治理等新的全球性问题亟待解决。虽然全球安全治理的复杂性增加，但安全环境的优化需要全球安全倡议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全球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应对。

　　其次，全球安全与发展的相辅相成。一方面，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不断扩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安全都变得更加脆弱。核武器的出现虽然降低了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但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传染病的非传统安全都会对国家的生存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发展。如果说过去的安全威胁意味着落后便会挨打，那么现在的安全威胁则表现为由贫穷所衍生的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定，甚至是内战导致的国家崩溃。中国提出的总体安全观便涵盖了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内涵。在全球，也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才能消除全球发展鸿沟，以全球发展倡议助推全球安全倡议，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事业。

共生单元：全球安全倡议的要素

　　首先，强调各国间的“异质共生”。传统安全理念基于安全主体的共存，共存安全以对抗和冲突为前提，是传统安全认知的底线，由于安全主体以自身安全为本位，强调安全主体之间的竞争，安全困境由此而生。这种安全共存强调安全主体之间的同质性，在安全领域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联盟合作所引发的集团对抗。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两个“坚持”本质上承认了不同安全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反对对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作出价值的优劣排序，主张兼容并蓄，异质共生。

　　其次，强调各国间的互利共生。传统的安全理念中主张“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然而，处于共生环境中的各国间关系，更加体现出安全的主体间性。潘忠岐教授曾经谈到，“自者的安全是通过与他者的安全关系界定的，他者的不安全也往往是对自者安全的潜在威胁和挑战。”正如全球安全倡议所坚持的，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只有真正地站在他国的安全视角关注他国的安全关切，才能走上彼此之间共同、合作的安全之路，才能克服各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才能使不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共同发力构建互利共生的安全关系，从而实现全世界的整体安全。

共生模式：推进人类安全共同体

　　传统的安全理念与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高度一致，冲突与对抗的内核使安全困境成为国家始终难逃的宿命，霸权交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人类社会始终深陷于“安全”到“不安全”的循环中。然而，在当今共生的全球安全环境中，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为作为共生单元的国家与作为共生系统的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创造了条件，这种共同进化的系统的最终模式便是人类安全共同体。

　　首先，在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共生系统中，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彼此在共生中走向进化，最终将推动整个安全共生系统的进化。这种各国之间的进化共生实现了安全研究中的两个突破：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安全对安全结构中单元“自助原则”的恒定，强调单元在共生中的进化进程，使“互助、互利、互惠”的单元原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突破了安全系统的“循环论”，使共生安全模式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成为可能。

　　其次，以“发展”为导向，以“人的安全”为核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一方面，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是安全议题解决的关键。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投射为安全领域的“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主体间基于共有利益的命运休戚相关，强调安全主体间的共存、共生与共荣。另一方面，“人的安全”突破了国家的桎梏，以人类的整体性思考共生安全系统的进化。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从逻辑上突破了安全研究上国家的局限性，使人类安全共同体成为可能。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