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当一个王朝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国家的发展曲线就会上扬；反之，国家的发展曲线就会下沉。对外开放不仅关乎国家前途，也关乎国民福祉，从现代法律观念来说，关乎每个国民的私权保护。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外开放成为我国基本国策，此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民生福祉得到充分保障。历史经验表明，我们不仅需要弘扬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需要为对外开放确立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稳健前行。只有让更多人认识到对外开放不仅能够提升国力，也能促进私权保护时，对外开放才能转化为一种历史自觉。促进对外开放与私权保护的良性发展，构成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

　　各国法律体系间的多元选择

　　在对外开放大潮中，更多个人参与对外交往，发展出形形色色的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如跨国婚姻、跨国收养、跨国商事交易或投资等。对于上述法律关系，当以何种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呢？若由国际统一法律来调整，无论位于何国均得出一致的法律结论，这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在主权国家林立的现实世界中，统一的法律规制难以实现。若各主权国家均采狭隘观念，认为在本国境内只应适用本国法律，而无视相关外国法律之存在，不仅会造成对外国国民的歧视，很多时候也未必有利于本国国民的利益，因为个案中外国法律可能更有利于本国国民。我们应创设一种科学理性的法律适用制度，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规定各类跨国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

　　为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创设法律适用制度时，应摒弃各国法律间的尊卑观念。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平等看待各国法律，在历史发展中并非易事。例如，罗马帝国就将非罗马法律视为“野蛮和混乱”的法律。但我国唐代《永徽律》的第一篇《名例律》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来自于同一国度的外国人之间的纠纷，可以适用该外国法。允许在本国土地上适用外国法，平等看待发展程度不如自己的外国的法律，盛唐之所以为盛唐，其包容和开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以平等眼光看待外国法律，允许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之间进行选择以解决跨国民商事纠纷，才慢慢成为主流。当今，我国法律自然也融入了此主流之中。正如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大自然的多元物种，在法律世界里，只有在国际范围内维护多元法律体系的平等与民主，才能为国际社会解决各种复杂的、难以预料的危机和难题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拓展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在跨国民商事纠纷日渐增多的背景下，如不能为纠纷解决创设良性制度，就会抑制跨国民商事交往。什么是良性的跨国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赋予当事人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多承认和执行外国争议解决机构的有效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

　　国内当事人之间产生民商事纠纷，如无法自行和解而需由第三方机构居中裁判时，当事人只能将纠纷提交至国内法院或国内仲裁机构。但是，当一国境内发生跨国民商事纠纷时，外国当事人可能基于对该国法律程序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更希望将纠纷提交至外国当事人所在国法院或仲裁机构，或双方当事人彼此都不同意提交给对方国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时，可能一致选择将纠纷提交至第三国法院或仲裁机构。若境内发生的跨国民商事纠纷无法提交至境外法院或仲裁机构，基于纠纷无法得到公正解决的后顾之忧，很多跨国民商事交易可能自始不会发生。拓宽跨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就是赋予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双方当事人更多选择权，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利益组合方式和定价方式，帮助他们达成交易。

　　当今，尽管各国近乎本能地扩张对跨国民商事纠纷的司法管辖权，但各国也逐渐认识到，在必要时应给予外国裁判机构更多的国际礼让。第一，当一方当事人向国内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国外法院起诉时，各国逐渐发展出了解决此种平行诉讼问题的合理制度，或宣布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而放弃管辖权，或宣布外国法院受理案件在先而放弃管辖权。第二，当一方当事人请求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或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时，只要外国法院判决或外国仲裁机构裁决不违背本国的公共政策，更多国家选择予以承认和执行。由此，可以增进各国司法互信，避免重复诉讼，在国际间促进司法效率。我国2023年底的涉外民事诉讼制度的修正，就是向着上述两个方向阔步前进，展现了我国的国际礼让精神和大国担当。

　　超越国界的私权扩张

　　我们为对外开放建构的各种具体制度，总是与包容、多元、平等和意思自治等概念相联系；反过来说，包容、多元、平等和意思自治等概念，恰当地反映了对外开放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对外开放越深入，国民的心态就越包容，就越能体认本国法律作为多元之一元而与他国法律平等存在，就越能以意思自治方式达成交易安排或选择争议解决方式。

　　当对外开放有了制度保障时，私权就不再局限于国界内，而在跨国民商事交往过程中向着国界外扩张出去。或许有人会质疑：为何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当事人较之国内民商事交往的当事人，享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和更为宽广的权利，这是否催生了另一种不公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事跨国民商事交往，较之从事国内民商事交往，当事人需要跨越更多的文化阻隔和法律障碍，承担更多的不确定风险，因此我们在创设对外开放制度时，应该给予他们更宽广的权利，以补偿他们在跨越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法律制度的交往中付出的艰辛。世界正因为不断扩大的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人民的交往，而更趋和平和繁荣。正因为有了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每个人的行动范围不再囿于国境之内，整个世界都是其行动的舞台。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