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正在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浪潮，逐步改变各行各业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大语言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特定数据训练的垂类大模型开始在各种复杂场景中展现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智能化、专业化的人工智能应用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人工智能+法律”场景中，法律人工智能凭借其语种切换、数据整合、推理能力和事实判定等优势，能够有效应对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中不同法域间的规则衔接难题、多语种人才紧缺以及专业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法律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治，成为人工智能与涉外法治场景有机融合的可行路径。

　　法智融合：涉外法治的范式转型

　　在人类社会全面数字化的背景下，涉外法治的治理范式需转向法治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涉外法治工作面临规则冲突的复杂性、信息处理低效以及涉外法治人才储备不足等多重挑战。我国涉外法律法规政策不仅包括国家制定的涉外法律法规规章，还涵盖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涉外规范性文件、国际惯例等。同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法规种类繁多、体系庞杂，不同法律体系之间存在价值冲突与逻辑失调的情形。当前，法律规则的产生与解释仍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但技术驱动的全球化已深刻重塑了规则作用的对象与场景。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空间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规则真空”，使得技术活动的跨界流动与属地管辖原则之间产生了张力。此外，全球各类法律文本的数量仍在高速增长，涉及不同制度、规则和语言，而各国司法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导致关键信息难以互通，大量时间耗费在非结构化数据的整理上。这种信息生态不仅降低了沟通效率，还可能因文化语境差异引发误读。在此背景下，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紧缺，人才培养缺乏具体场景的实践，尚未形成有序的人才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

　　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价值在于其强大的复杂信息处理能力以及数字孪生空间的构建能力，这些特性与当前的困境形成了结构性对应关系。基于海量数据预训练，大语言模型具备跨语言理解能力，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多语种法律文本，从而克服涉外法律事务中的语言障碍。在跨境争议解决乃至国际争端调停中，人工智能技术在提供法律文献资源与决策支持、协调不同法域间的制度体系冲突、辅助司法判案及提升争议解决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司法协助及裁判文书的承认与执行等区域性和国际合作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实现法律文书的跨境认证、不同法域法律适用的比较解析及多语言法律文献的转换与理解，有效促进不同法域之间的跨境合作与交流。在推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建设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解析不同国家与地区在政府体制、法律制度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寻找国际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有效参与国际规则的改革与建设。此外，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突破时空和文化限制，构建沉浸式、智能化的法治实践场景，打破知识壁垒、制度和空间壁垒，构建地域、文化和规则贯通的涉外法治场景。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技术赋能法治以促进全球善治，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

　　技道合一：

　　在法智融合的范式中，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治的技术路径应以垂直领域的法律大模型为基础，结合涉外法治场景的特殊性进行专业化升级，实现技术路径和涉外法治道路的深度融合。在数据层面，进行多源异构数据整合，整合国内司法案例、国际条约、跨国判例、涉外法律文书等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并通过法律知识图谱技术构建实体关系网络，进而针对涉外场景实现涉外法治大模型的专业化升级。在专业的法律语料库中，集成多语言语料，通过对比学习技术实现跨语言法律概念的对齐，解决法律术语差异问题，构建“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规则映射框架，以支持不同法系间的法律推理路径转换。针对涉外法治高频场景，例如国际商事仲裁、跨境数据合规、投资争端解决，定制训练任务以强化模型对国际规则的解析能力，同时开发“法律逻辑验证模块”，通过规则引擎校验模型输出的合规性，确保推理结果有效衔接国内法与国际法。

　　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要实现充分赋能涉外法治，仍需突破诸多技术瓶颈。首先，语言模型存在的“幻觉”问题是一个挑战，即模型在知识存在不确定性时，可能会生成不真实的内容，甚至出现虚构法律条文的现象。尤其是在跨模态知识输出的模型幻觉问题上，即便是最领先的模型仍然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其次，法律推理对逻辑严谨性和论证完备性要求极高，但目前的语言模型在严密组织推理链条和构建论证框架的能力上仍难与人类法律专家对齐，概念偏差和逻辑错误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推理和论证的可靠性。大模型虽然擅长归纳概括，但法律实务往往需要结合个案事实进行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模型能够灵活适应不同语境并准确关联理论与实务。最后，高质量法律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技术的性能提升。

　　推动法律人工智能技术由“能用”转变为“好用”，必须攻克上述难题。在模型语料层面，需加强研发面向涉外法治的知识增强型预训练模型，在海量通用语料基础上融入高质量的法律领域语料，并将法条、案例等结构化知识与非结构化文本相结合，提升模型对涉外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把控能力。在推理能力层面，需引入知识图谱、因果推理等技术，为模型赋予更强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能力，从而增强语言模型在复杂法律论证任务中的适用性。针对幻觉问题，可采取构建高置信度法律知识库、研发事实幻觉识别算法等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法，从数据源头和技术应用两个层面对模型输出进行约束。在模型灵活性层面，需充分利用小样本学习、迁移学习等技术，提升模型面对新案和新事时的学习泛化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法律实务的复杂多变。在模型应用层面，需开展涉外法律大模型的本土化适配与微调，建立人机协同的涉外法治智能辅助范式，通过“人机混合”模式弥补单一技术的局限性，从而实现技术的实用化。

　　场景赋能：

　　为充分释放法律人工智能在涉外法治中的潜力，需加强法律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自主驱动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实现数据安全、文化自主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能力的独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在算力、算法和数据层面呈现出不同的积累水平。未来，人工智能的资源共享将成为联结世界的重要方向，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审判、智能仲裁、智能调解等具体应用，以及提供算力、数据共享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我国应充分发挥法律智能化的经验优势，加速推进法律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研发，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同时，还需进一步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人工智能平台、系统和工具，建设高质量的法律知识图谱和案例库，掌握法律大数据的主导权，为涉外法治奠定坚实的数字技术根基。

　　实现跨法域合作，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破除知识壁垒，在优化法律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搭建智慧化的法律合作平台，将区块链跨链协议构建为异构法律数据库的互操作框架，并依托多模态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国际规则库的动态校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比对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则异同，促进国际法律规则的衔接与协调，构建高质量的全球法律知识图谱，为化解涉外法律风险提供参考。面向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需求，打造多语言法律服务平台，帮助共建国家提升涉外执法和司法能力，构建多元包容的国际法治环境。

　　涉外法律服务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提升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法律服务领域提质增效、联通世界的优势，推动涉外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是出海企业对涉外法治的主要需求，涵盖涉外法律纠纷代理、涉外仲裁、涉外纠纷调解等多个环节。人工智能在助力涉外法律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涉外诉讼领域，人工智能可辅助律师快速检索海量跨国法律文献，并智能推荐相似案例，从而提高代理效率。在涉外商事仲裁与调解过程中，人工智能可就案件焦点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辅助仲裁员和调解员快速厘清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并制定兼顾各方利益的裁决方案。对于跨境投资并购等复杂涉外业务，人工智能可提供尽职调查、合同审核、风险评估等全流程智能化法律服务，有效提升项目推进效率。

　　培养涉外法治人才需要借助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多语种切换、虚拟仿真教学和模拟应用场景方面的优势，以人工智能赋能涉外法治教育。当前，涉外法治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主要瓶颈之一。一方面，可基于人工智能的跨语言处理能力，研发多语种智能法律学习平台，为学生搭建沉浸式学习环境，帮助学习者跨越语言障碍，提升英语、法语等多语种法律应用技能，开发国际经贸规则、国际投资法等专业领域的智能案例库，让学生在模拟真实情境中掌握前沿法律知识。另一方面，针对涉外法律实务部门的需求，打造模拟仲裁庭、模拟法庭等人工智能实训系统，为律师、法官、仲裁员等群体提供沉浸式实战训练，切实提高实务技能，通过人工智能教学手段革新传统教学方式，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效率。

　　法律人工智能的跨语言理解、深度推理和数字孪生等技术能力，为其赋能涉外法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在早期阶段，相较于通用场景，涉外法治对于人工智能输出的精确性、可解释性以及价值观的正确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人工智能的长期定位仍然是辅助人类进行法律分析的工具。应避免将通用领域的大语言模型直接应用于专业的法律场景，而是要结合法律垂直领域，尤其是涉外法治场景的需求，对法律人工智能进行适配，走一条以垂直领域法律大模型为基础、结合涉外法治场景特殊性进行专业化完善的技术路线。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时代的经济权力运行法治化研究”负责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律智能实验室主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