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刘茉琳教授所著《国殇：抗战中的文艺》，深感这是一部以文字为胶片、以叙述为镜头的抗战文化史。作者没有重复军事战场上的炮火硝烟，而是将目光投向另一条生死攸关的战线，即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抵抗。全书以十四年抗战为时间轴，横跨文学、影视、美术三大领域，收录三十余位文艺大家及三个特殊文艺群体的救亡事迹，从东北流亡作家的松花江哀歌到李庄梁林伉俪的古建守护，从田间在岩壁上镌刻战诗到蒋兆和用画笔记录流民百态，每一个篇章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文艺从未缺席，而是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民族灵魂的再造。

　　本书的选题眼光独到且深沉。抗战史叙述浩如烟海，但多聚焦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文艺战线常常被简化为几首战歌、几部戏剧的注脚。刘茉琳教授却将文艺家们还原为“不扛枪的战士”，赋予文艺以历史主体的地位。她不仅书写了艾青、老舍、巴金、丁玲等大众熟悉的巨匠，也挖掘了孩子剧团、东北流亡作家群、李庄学人等相对边缘却意义深远的群体。这种兼顾主流与边缘的史料选择，使得本书既有纵深的经典性，又有横向的丰富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将文艺抗战简单理解为“宣传工具”，而是细腻呈现了文艺与战争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关系：既有田汉、聂耳那样激情澎湃的战歌书写，也有穆旦笔下野人山原始森林的幽暗与创伤；既有郭沫若《雷电颂》式的呐喊，也有张恨水“北望中原”式的沉郁。这种多元呈现，让历史免于单一声调，更贴近那段岁月的真实肌理。

　　在文笔上，刘茉琳教授展现出评论家特有的叙事功力。她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梳理史料，又以散文般的温润笔触将其呈现。全书行文不疾不徐，落笔处常有动人的细节。例如写到梅兰芳蓄须明志，八年不登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剃须重新登台，作者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代大师的风骨；写到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篆刻自勉，印文“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短短一句便将文人的家国情怀凝于方寸之间。这种以细节见精神、以人物带时代的写法，使厚重的历史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全书按文学、戏影、美术分篇，各篇章独立成章又内在呼应，读来清晰而不板滞，既有学术著作的扎实，又有大众阅读的亲和力。

　　如果对这部佳作还有什么进一步的阅读期待，那便是在电影这一媒介上的展开。抗战时期的电影以其直观性和大众传播力，在唤醒民众、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联华影业公司在炮火中坚持摄制《共赴国难》等作品，国防电影运动将银幕化为抗战的号角，黎莉莉、陈波儿等演员以身体为媒介传递抗争意识，纪录片工作者更是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战场的真实影像。这些光影里的抗战故事，其动员效能与传播广度丝毫不逊于文学与戏剧。本书已设“戏影篇”并专列“战火影像：联华影业”一节，显示出作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但受限于全书篇幅，电影章节的笔墨相较于文学、美术诸篇尚显简省。笔者由衷期待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将镜头继续推向那个硝烟中的银幕时代，或可另辟专章，甚至撰写一部“光影抗战”的姊妹篇，将胶片中的民族记忆与银幕内外的文艺家抗争完整呈现。这个期待并非源于本书的缺憾，而是因为作者在已有内容中展现出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笔力，让人相信她完全有能力驾驭更完整的文艺抗战图景。

　　整体观之，《国殇：抗战中的文艺》是一部值得细读、值得珍藏的诚心之作。它丰富了抗战史的叙述维度，让读者看到文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磅礴力量，也为当代人回望那段苦难岁月提供了一条充满温度的精神路径。刘茉琳教授以史家之眼、文人之笔，完成了一次对抗战文艺的深情回望，相信这部作品必将成为抗战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作者系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