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视域下商周铜礼器组合研究》

王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

　　王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其新著《文明史视域下商周铜礼器组合研究》系统阐述了对于商周青铜礼器组合演变的最新思考，集中体现了其扎实的考古学功底与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笔者研读后产生了一些感悟，遂撰此文，以陈管窥。

　　研究背景:

　　商周礼制演进的“变”与“常”

　　众所周知，商周时期又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礼器作为贯穿这一千余年历史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是观察商周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相关成果迭出。作者将青铜礼器置于商周礼制演进的“变”与“常”这一宏大背景之下，探析其礼器组合演变背后的历史动因与文化意涵。

　　全书共分五章，前三章是实物研究，后两章为历史阐释。第一章“商周青铜食器组合研究”主要考察青铜食器组合的延续与变化。周人重食，尤以列鼎、列簋制度最负盛名。列鼎制度始于殷商，当时流行形制相同、大小相等的成组鼎，至西周中期才转变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列鼎。西周偶数列簋的传统，亦可追溯至晚商时期的殷系列簋。这一章还提出，商周兽面纹大圆鼎在墓葬中具有特殊地位，常陈列于醒目位置。

　　第二章“商周青铜酒器组合研究”聚焦酒器组合与功能。书中指出，晚商兴起的觚、柄形器与棒形器组合应是文献所载之“瓒”，并系统分析了酒器组合的演变。如商代晚期尊卣配对形式至西周中期渐趋消失，以觚、爵、尊、卣、觯为核心的酒器群，亦随商周鼎革而日渐衰落。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尊卣与觯的组合关系、觚形尊自名、鸭首形器的功用等细节，并进一步探讨了觚、爵、尊、卣、觯、斗6种青铜器在祼礼中的组合使用方式，另有用于盥手、盥器的水器，从而构筑起“酒器群+水器群”的大组合模式。

　　第三章“商周青铜铙组合研究”探讨乐器组合。青铜小铙自殷墟早期出现，多三件成组为编铙，并与石磬、鼍鼓构成组合，能够反映墓主身份等级。其中，铜铙与鼍鼓的组合是周代“钟鼓”乐制的先声。

　　第四章“从青铜礼器组合论商周礼制的‘变’与‘常’”，关注点从礼器上升至礼制层面。作者认为，商周青铜礼器组合的演变，如核心酒器群向核心食器群的过渡、水器群的独立、编钟对铙的取代，乃至动物纹饰、日名现象的消失，均反映了礼制演进的丰富内涵，而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商周两代从“神事”到“人事”的思想转变。

　　第五章“商周礼制演进与早期中华文明”视野宏大，从“周承商制”和“商周变革”讨论早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中华文明以食器、乐器彰显财富、身份、地位的做法，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周代；而青铜礼器从“神事”向“人事”的转变，则标志着早期中华文明逐渐褪去宗教色彩，逐渐走向以政治理性为主导的成熟形态。

　　研究脉络:

　　从礼器到礼制再到文明

　　纵观全书，其整体论证逻辑为由青铜礼器组合的演变入手，进而探讨商周礼制的因革损益，最终上升到对早期中国文明变革的思考。正如作者所言，其研究路径遵循从礼器到礼制再到文明的递进脉络，以小见大、层层深入。

　　全书始终围绕商周青铜礼器组合的继承与变革进行论证。面对种类繁多的青铜器，作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食器鼎、簋和酒器觚、爵、尊、卣、觯，以及乐器铙、编钟等，通过系统揭示其历时性的发展特征，深刻展现了商周礼制之异同，并在细致剖析中提出了诸多新见。如，作者发现殷人在晚商时期已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兽面纹大圆鼎使用习俗，此类鼎通常有且仅有一件，置于高等级贵族墓椁室一角，并处于食器群“中心”位置。入周以后，周系贵族对其有所增益，位置由椁室一角转向食器群一角，数量由一件增至两件，并逐渐演化为东周时期的镬鼎，此前鲜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又如，作者对西周早中期墓葬出土的鸭首形器进行深入分析，该器以铜制鸭首连接木柲，木柲末端再接铜鐏，过去学者多从其特殊形制出发，判断其为铜旄或权杖；而作者发现鸭首形器在墓葬中的位置固定在酒器群附近，推断其应与饮酒礼或祼礼密切相关。这一结合出土背景的阐释，较之以往更显客观。再如，作者通过考察商代墓葬出土乐器，提出晚商敲击乐器组合存在明确的等级结构，从高到低依次为：编铙、磬、鼓组合，编铙、磬组合，以及仅配置编铙的组合，这表明商代乐器不仅是奏乐之器，更具备“明贵贱、别等级”的礼制功能，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方法：

　　多学科融合

　　该书延续作者一以贯之的多学科融合特点，即以考古学为主体，有效融合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研究成果。这种结合并非考古材料分析与传世文献、古文字材料解读的生硬比附，而是在保证各种材料实现学科内部解读自洽的基础上，严格要求不同材料之间的共时性、共通性，大大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结论的严谨性。典型例子莫过于通过对酒器组合的考察，尝试复原先秦祼礼。

　　首先，作者考察了“礼书”中的文献记载，认为祼礼不宜简单理解为“灌地降神”之礼。其次，通过考古学分析，提出细腰觚、柄形器与棒形器组合即文献所载之祼器“瓒”，常与三足爵配合使用，同时尊、卣亦可配对，并与觯形成组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墓葬中常见觚、爵、尊、卣、觯五器集中置于漆案或铜禁之上，说明它们在当时已成为配套使用的酒器群。在文字学层面，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爵、尊、卣、觯等青铜器自名，证明它们均可充当祼器。综合以上研究，作者重构了祼礼的基本流程：首先将卣内贮藏的酒在尊中调制为鬯酒，继而用斗将尊内的鬯酒挹取至爵内，再将爵内的鬯酒浇灌在瓒内的柄形器上，浇灌过程象征祖先享用了鬯酒。而祼礼所用之酒亦可饮用，此时则以觯盛酒。整个仪式中，盥手、涤器皆需使用水器，如盘、盉，由此，墓葬中形成“酒器群+水器群”的大组合模式。其思考贴合考古发现与文字记载，对今人重新认识殷商西周酒器组合提供了一定启发。

　　全书带来的启发不止上述内容。在对青铜礼器组合分析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将讨论提升至商周礼制变迁层面。关于商周礼制差异，以往有王国维提出的“殷周剧变论”，强调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性转变。此后，考古学领域学者结合出土器物提出新见，如杰西卡·罗森女士提出“礼制革命”应发生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罗泰先生则认为改革应出现在西周晚期。相较于前人，作者主张商周礼制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前段的偏早阶段是初始阶段，周礼大量吸收、继承了殷礼；西周中期前段的偏晚阶段到西周中期后段是调适阶段，周礼对殷礼在继承中加以改造，同时也进行了部分抵制；西周晚期到两周之际是完成阶段，殷礼的诸多要素或已衰落，或已经过改造，完全转变为周礼。这一认识相较于以往的殷周剧变与礼制革命主张，可称为“渐变说”或“演进说”，似更贴合殷周礼制发展轨迹。

　　当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仍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作者将列鼎文化的起源追溯至商代晚期形制相同、大小相等的成组鼎，但这类同形同大的鼎可能仅为同批铸造的成套器，甚至可能分葬于多墓，其制作初衷未必具有明确的礼制意图。又如，书中对于兽面纹大圆鼎的讨论，商代墓葬中的兽面纹大圆鼎有且仅有1件，至西周早期增至2件，而进入西周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变体兽面纹大圆鼎，仅有1件，最终演化为东周时期的镬鼎，多为1至2件。这一数量上的起伏表明，该类鼎的“唯一性”并非长期稳定，其礼制含义或许存在动态调整过程。

　　该书关于商周青铜礼器组合的研究，目前仍以典型器物为例展开讨论，而实际上商周青铜礼器在数量与种类上远超于此。因此，从文明与礼制视角出发的青铜礼器研究，仍有继续拓展的余地。例如，在祼礼复原之外，作者或可进一步依托青铜礼器材料对燕礼、乡饮酒礼等礼仪活动展开深入探讨。期待作者未来在这一方向持续深耕，推出更多具有启发性的成果。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