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刑罚志》（以下简称《刑罚志》）是记载北魏法律制度沿革、变迁最根本的史料来源，它作为魏晋南北朝唯一完整流传的《刑罚志》，也是我们探研法律儒家化、理解中华法系形成史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刑罚志》在古代法律文献研究中既是重点，亦是难点。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来看，《魏书》在传抄刻印过程中缺页、遗漏情况严重，加之后人在整理时所作补缺多不注明出处，窜简、异文现象普遍，校勘难度颇大。从法律史的角度而言，北魏是中古法律演化的重要阶段，《刑罚志》包含了不少法律史研究的重大论题，相关成果虽已斐然，但始终缺乏综括性、能全面反映学术前沿的注释性文本。加之新出中华书局修订本《魏书》对《刑罚志》所作改动之得失，亦有待法律史研究者审读、评判。探索新的译注方式，既从法律史角度释读《刑罚志》，又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新的诠释，并展示北魏法律史研究的新动态，自然成为亟待解决的学术重任。

　　厦门大学法学院周东平教授及其率领的学术团队，在接续前辈法史学者既有译注成果的基础上，以轮读会的形式深入研读《刑罚志》，于202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研读成果——《〈魏书·刑罚志〉译注》（以下简称《译注》），正是目前关于该志注释、翻译、研究的最新力作。

　　注释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译注团队秉承“应注尽注”原则，对志文所涉法律史重要法律概念予以全面厘清、释读。《刑罚志》所使用的法律概念术语甚多，如“疑罪”“大逆”“门诛”“讯测”“覆案”“义赃”等，大多具有特定的法学定义和法文化内涵，对于并不具备相关知识储备的普通读者来说，若无详细注释则无以知其究竟。厘清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既能解决“读得懂”的问题，同时也能彰显本书作为法律史文献的底色。

　　不过《译注》并未停留于传统的文义解释层面，而是以“提供良善的《魏书·刑罚志》译注本”为宗旨，不仅在《刑罚志》的书写风格、版本比较等方面深入挖掘，而且结合北魏法律史研究的主要论题进行精心设计，对北魏的法律思想、礼法结合、法学内涵等问题进行深入挖掘，由此展现出别开生面的研究视域，亦为法律史文献学研究的发展探索到新的路径和方向。究其特色，概括如下。

　　第一，以史料考据为研究之本。译注团队严格遵循史料考证、辨析的基本原则，在充分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钩沉索隐，熟练运用诸种校勘方法，能够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例如，《译注》对中华书局新、旧点校本“祥刑”与“详刑”、“狱理是诚”与“狱理是成”的用字差异进行详细考辨，考证精审全面，堪称法律史文献研究的典范之作。

　　第二，全面引介、整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近年来，中古法律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以《刑罚志》的文本为基础，将已有学术成果整合在志文的解读中，展现北魏法律史研究的最新动态，揭示其发展趋势，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文本，已颇为迫切。是故，《译注》“着力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引介、辨析、整合”，尤其能够“及时吸纳包括简牍、考古、校勘等学科的新成果”，进而整合形成更高层次的认识，称得上是对北魏法律史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总结。

　　第三，审慎对待成说。《译注》在文本考辨过程中，对北魏法律史的若干重要论题进行深入发覆，提出不少新见，这尤其表现在文本校勘方面。目前，中华书局点校本为《魏书》最广泛的权威性通行本，译注团队分别以新、旧两版为工作底本和参对本，进行逐字逐句对读，并在句读、校勘记乃至极个别文字上，提出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例如，注123对“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做了全新的断句，有助于对北魏刑罚制度形成新的认识。

　　第四，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传统的法律史文献注释一般集中于对法律概念、术语的厘清，这样虽能帮助读者掌握相关术语，理解基本含义，但“却无法据此进一步全面领会由经典文献所牵引发散的诸如思想智慧、制度源流、社会联系、文化影响等论题”。因此，《译注》将所涉人物、事件、制度、职官、政区地理等尽皆纳入注释范围，从而实现法律史与政治史、制度史、地理史的有机融合，展现出更为全面多样的北魏历史画卷，这正是该译注系列区别于其他法律史籍译注的又一显著之处，亦为后继历代刑法志的释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当然，《译注》并非十全十美。由于采用轮读会的形式进行研读，一方面固然能够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校释者众多，在学术风格、水平等方面或有参差，虽已经过多次打磨，但注释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化问题，部分注释对学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整理还可进一步加强。此外，本书在排版方面亦有优化空间，全书的重点在于注释，但部分注释文字较为冗长，详略各异，由此也带来排版疏密不一的问题。对于部分内容过长的考证性注释，可考虑以附录的形式来加以呈现。

　　概言之，《译注》集资料性、学术性、前沿性于一体，阐发志文之书写风格，揭示蕴含之法律思想，聚焦法律之演化主线，挖掘潜藏之法学内涵，商榷版本之校勘差异，为法律史文献研究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这既是已有北魏法律史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新研究展开的重要起点。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