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际关系是老课题，制衡也不是新概念，而以制衡视角研究中东国际关系更具启发意义。所谓制衡，指的是一种旨在阻止大国谋求霸权以保持势力均衡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大国行为）。作为现象的制衡由来已久，可上溯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期，下迄21世纪大国之间的博弈。针对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制衡现象，西方学界形成了一套制衡理论，并在外交实践中得以运用。正因为学术界注重研究大国的制衡行为，所以对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制衡现象重视不够，至少国内学界还没有对此进行深入讨论。谢立忱、齐淑杰针对这一论题的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其结项成果《制衡视角下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属于学术上的尝试，也为中东国际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增色不少。

　　发现制衡行为与研究制衡问题

　　中东国际关系多变，让人觉得中东国家的外交行为扑朔迷离。该书发现，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中东国家关系其实有一定规律可寻。比如，中东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外交行为或策略中，制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他们的专题研究从制衡视角出发，反而能够解释中东国际关系中一些看似悖常的行为或策略。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制衡是美苏等大国实现在中东地区利益的行为偏好，也是中东国家相对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为。传统的制衡方式主要是“硬制衡”和“对称性制衡”，而中东国际舞台上还存在“软制衡”和“不对称性制衡”。该书把制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中东，解读中东国家的制衡行为和中东国际关系，增强制衡理论对复杂国际政治的解释力，也拓展了传统制衡概念的内涵。

　　在书中，作者把“中东”这个研究对象分为四个类型：一是“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软制衡’现象”；二是“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制衡因素”；三是“非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制衡因素”；四是“大国在中东舞台上的制衡行为”。作者“将影响制衡行为的权力、利益、规范、认同和认知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分析影响中东国家外交行为的多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书中没有过多地套用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宏大理论，因为作者要构建一种更为适合解释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该书的理论研究采取一种折中主义，“将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还“将影响国家行为的观念性因素与物质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方法上采用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使个案研究与理论相互参照。对阿拉伯国家、非阿拉伯国家的制衡行为有纵向和横向比较，在比较中看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属性的中东国家制衡行为的异同。书中运用了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方法，设立专章讨论“不对称性制衡”。为更好地解读制衡现象，选取了“第三次中东战争”“伊斯兰国”“东地中海天然气博弈”等个案，也讨论了“战后中东国际关系嬗变的驱动力”。

　　以制衡视角解读中东国际关系的优势

　　从研究价值看，首先，该书所展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对错综复杂的中东国际关系的理解。从制衡视角分析，可以把握中东国家外交行为的规律和中东国际关系的特征。其次，有利于丰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东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虽多，但过于分散，不够系统。基于制衡视角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深化和补充。最后，这项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之间的分割现象，促进这两类研究者的对话，发挥互补的优势。比如，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中东区域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完善和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中东区域研究者借用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促进中东区域研究。

　　作为一本成熟的著作，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第一，阿拉伯国家在采取制衡行为时，要应对的往往并非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硬实力威胁，而是软实力挑战。软实力在阿拉伯世界关涉一国的政权合法性与生存。如果一国的行为被认为不符合阿拉伯世界的集体认同和规范，那就是不正当的，会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和批评。第二，相较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制衡现象更为复杂。具体表现在相互关系受到“软制衡”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硬制衡”因素的影响。第三，非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多是来自外部，制衡对手更多依靠的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而不是无形的文化资源。第四，历史时期大国的中东政策无论“分而治之”，还是扶植代理人政策、遏制战略，均属于某种“制衡之术”。第五，中东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制衡。这既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不足有关，也同有关国家利用非国家行为体制衡对手的动机相关联。在整体上看，制衡是影响中东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因素，中东国家的制衡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东国家采取制衡行为的动机、方式和类型等也有别于其他地区。

　　分阶段来看，冷战时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到“软制衡”因素的作用。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主要诉诸军备竞赛与军事联盟体制，相互进行“硬制衡”。冷战后至2011年，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规范与认同等因素的传统作用降低，致使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制衡特征明显变弱。2011年以来中东国际关系的制衡特征反而逐渐凸显，混合了接触、防范、制衡等战略手段的对冲战略，成为中东国家的理性选择。

　　制衡视角下另一种可能的研究路径

　　从根本上说，《制衡视角下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着眼于“国家”，重点是冲突和外交政策的运用。因此，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占主体，而对“利益因素”的分析还是有限的，甚至是模糊的。在解释制衡行为的理论中，“权力制衡论”和“威胁制衡论”可归结为一种类型，关联度很高，而“利益制衡论”基于深层的分析，是前两种制衡论的内核。而且，该书讨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制衡主要是制衡现象，而讨论非阿拉伯国家的制衡时，主要着眼于制衡因素。客观地说，“制衡现象”和“制衡因素”之间有差异。

　　“制衡视角下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这个选题，也可以换个写法。比如，不以“阿拉伯国家”“非阿拉伯国家”来划分研究对象。因为在“非阿拉伯国家”这个大类中，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放在一起讨论，反而不利于讨论具体的制衡行为。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代性特征，这几国的差异大于共性，讨论制衡行为时容易做出似是而非的判断。而在阿拉伯国家中，肥沃新月地带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与海湾国家之间，埃及与沙特两国之间，在一些具体外交行为的判断上要取得最大公约数，也存在困难。即使在制衡视角下，也可以尝试另一种可能：根据利益因素，分阶段考察中东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与大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在世界民族之林，不可否认，每个主权国家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正常的，制定功利性的对外政策也无可指责。毕竟国家利益是每个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中实现的欲求和需要。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势必削弱甚至伤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冲突不可避免。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也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动，每个国家的现实利益是不能忽视的，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难以消除的。立足于本国利益，努力的方向往往不是有利于构建世界共同利益，而是寻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安全环境。阿拉伯各国的外交目标，往往大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标榜的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利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的外交意图，也远远超出外交部门发言人所说的国家目标。利益制衡的外在表现是，着眼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可以对恭顺的小国动用武力，也可以在战争一触即发时撤回军队。这种复杂情况提示我们，在分析中东国际关系时，除了考虑中东国家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还要考虑国家利益的普遍性特征。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