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在宋元说话、杂剧、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由施耐庵或多位作者创作了《水浒传》。《水浒传》的成书，又促进了水浒戏曲的繁荣与发展。正如王晓家先生说：“‘水浒戏’与民间传说故事、话本小说和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发展，是互为作用，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对水浒戏的载录与研究，早在《录鬼簿》就记载元代水浒戏二十一种，明代的《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曲品》等也有水浒戏载录，甚至在《远山堂曲品》里有对《宝剑记》的情节、音律等简单评论，清代也出现了对水浒戏主题思想的批判等。然而，对水浒戏更深入的探索，还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水浒戏的整理与研究。一是水浒戏整理。这方面的拓荒者是傅惜华先生，他的《水浒戏曲集》可谓筚路蓝缕之功。一些古典戏曲整理也涉及了水浒戏，如《古本戏曲丛刊》《全元戏曲》《中国戏曲选》等。20世纪80年代王晓家先生的《水浒戏考论》收录自宋至1986年间共二百九十余种水浒戏，并对重要存目的水浒戏的本事、故事情节以及和《水浒传》源流关系进行了考论，是水浒戏研究的的集大成者。二是水浒戏的研究。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刘靖之的《元人水浒杂剧研究》、谢碧霞的《水浒戏曲二十种研究》、孙琳的《清代水浒戏三种考论》等，还有一些探讨水浒戏人物角色、主题思想等的论文。从水浒故事的研究现状来看，大部分学者关注焦点围绕着《水浒传》，对水浒戏的关注虽有延展与拓深但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水浒戏文献分布零散、时间久远、版本繁杂，影印本居多、整理不够系统、校注较少等，不方便学者做纵深研究。

　　如何支撑和推动水浒戏研究的新发展？首要的就是文献的整理，核心基础水浒戏文献的高水平整理研究是根本和关键。如上述所讲，对水浒戏文献的整理，傅惜华先生、王晓家先生、包括一些整理的古典戏曲著作，都涉及水浒戏。傅惜华先生的《水浒戏曲集》共两集，共整理校注水浒戏二十一种。第一集是现存元明清三代的水浒故事的杂剧，凡十五种，第二集是明代水浒传奇，共六种。每集都有“题记”，对水浒戏作者、内容的介绍以及收录书目的载录。傅惜华先生的《水浒戏曲集》成为学者研究水浒戏、引用相关文献资料的重要文献。王晓家先生的《水浒戏考论》不是对水浒戏的整理校注，而是对水浒戏产生的历史源流、本事来源、作者版本、目录载录、人物形象、思想艺术、演出情况以及和《水浒传》关系的探究。这部书对二百九十多种水浒戏进行了考论，虽不是对水浒戏基础文献的整理校注，但对后学整理校注水浒戏文献厘清了脉络。《古本戏曲丛刊》《全元戏曲》《中国戏曲选》也刊出了部分水浒戏。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宫廷大戏丛刊初编”整理了二百四十出本《忠义璇图》，将现存唯一一部全面演绎水浒故事的戏曲作品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这些水浒戏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到，以上的整理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等问题存在。水浒戏研究发展到今天，亟需一部汇辑更为完备、更适合现代人阅读和研究的水浒戏曲集。孙琳博士辑校的《水浒戏曲集成》（凤凰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书是作者十多年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其学术意义值得重视。不揣谫陋，概言如下，不足之处，望多多批评指正。

　　一、推本溯源，内容完备

　　厘清“水浒戏”概念、“水浒戏”和《水浒传》的关系以及“水浒戏”研究发展的脉络。关于“水浒戏”的概念与范畴，学者专家还是有不同认识的。宋元时期出现了演绎水浒故事的杂剧，这些杂剧是否都属于“水浒戏”是颇值得思考的。胡适先生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提出“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有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在考证具体的水浒戏内容和《水浒传》故事的关系时又指出，元人戏剧里的李逵（黑旋风）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李逵；元曲里的燕青，也不是后来《水浒传》的燕青；《水浒》只有病关索杨雄，并没有病杨雄的话，可见元曲的杨雄也和《水浒》的杨雄不同。董国炎先生的《论元杂剧黑旋风戏多数不是水浒戏》中通过对元代黑旋风戏的内容分析，结合元代政治文化因素，认为“多数黑旋风戏是调侃嘲讽一个绰号黑旋风的土财主，他冒充文人以获取‘儒户不当差’的好处”，这和《水浒传》里的李逵是截然不同的；又探讨了水浒戏融入《水浒传》需要内在的依据，认为元杂剧中的黑旋风戏不是水浒戏。傅惜华先生整理《水浒戏曲集》则把黑旋风戏归入水浒戏，王晓家先生的《水浒戏考论》亦是如此。

　　针对“水浒戏”存在的问题，孙琳博士的《水浒戏曲集成》在前言里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水浒戏曲集成》梳理了“水浒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对“水浒戏”的范畴进行确定，认为“作为世代累积性的小说作品《水浒传》固然影响最大，但在‘累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史实、民间传说、戏剧、说话等，理应亦隶属于‘水浒’之中，故有关‘水浒’人物或事迹的戏曲，无论是否为小说《水浒传》所吸纳，均应被作为‘水浒戏’来看待。”第二，以《水浒传》为坐标，探究水浒戏与《水浒传》的关系。第三，梳理自古以来“水浒戏”研究的脉络。

　　时间为经，类别为纬，经纬交织，呈现出水浒戏在杂剧、传奇、折子戏、子弟书等演变的全图景象。《水浒戏曲集成》收录水浒戏剧种完备，工程量巨大。“水浒戏”时间悠久，内容驳杂，剧种各异，搜罗完整已是困难的事情，文献整理辑校更是一个大工程。该套书共四编五册，囊括元、明、清三代不同版本的水浒戏共148余种。前言是对水浒戏研究背景、现状的梳理，主体内容包括四编内容，在编排时，如遇到同一种内容的戏曲，作者往往打破时间为经的顺序，以内容为先。第一编辑录不同版本的水浒戏杂剧共24种，从中能看出李逵黑旋风戏、燕青戏比例较多。第二编辑录水浒戏传奇12种，从这我们也看到作者没有仅仅按照时间的顺序，而是以戏曲内容为先。如讲“病关索大闹翠屏山”的故事，作者把清代《翠屏山总纲》和民国手抄本的《翠屏山》放在一起。第三编辑录了《忠义璇图》，作为一部完整的演绎水浒故事的宫廷大戏，篇幅之长，加上残本两种，占据了两册。第四编主要是折子戏，收录清代的折子戏以及弹词、昆曲、皮黄、乱弹、子弟书等共109种。

　　就整体结构而言，全套书分由前言、凡例、主体内容三个部分组成。此外，为尽可能方便读者，本书编列较为完善附录，包括所见到的残本水浒戏、对二百四十出水浒戏内容提要的概括、常见繁体异体字等。

　　二、踵事增华，锐意革新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文学创作是作家自己独立的思考与想象，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学术研究需要确凿的史料证据、严密的逻辑与准确的语言表达，并且它一定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汲取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扎实苦干，融合自己的多年研究心得，也许会有一定的突破与成就。孙琳博士在辑校《水浒戏曲集成》之前对水浒故事相关的小说、戏曲等做了大量阅读、整理和研究工作。读博之前，就出版了专著《<水浒传>续书研究》，博士师从袁世硕先生，期间做了大量的水浒戏研究工作，并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水浒戏曲集成”，往返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颇有收获，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多篇水浒戏研究论文。近十年的涵容沉潜、研精覃思，笔耕不辍，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二百六十余万字的《水浒戏曲集成》。

　　之所以说《水浒戏曲集成》是踵事增华，就在于孙琳博士是继承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使其更加完善与美好。从作者的《水浒戏曲集成》还有他的其他相关论著，我们大概能看出孙琳博士扎实的文献基础、广泛的阅读能力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并能够反思，我想是《水浒戏曲集成》得以面世的首要前提。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学术的些微进步，永远离不开甘为人梯的前辈们的指引与帮助。此书整理过程中，参考了前辈学者整理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资料，并多方咨询和请教多位专家……”深入把握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基础，《水浒戏曲集成》参考了《元曲选》《古本戏曲丛刊》等戏曲选本，也参考了后人的整理资料，如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傅惜华先生的《水浒戏曲集》、王晓家的《水浒戏考论》等等。从上述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水浒戏曲集成》对前辈学者有继承，更多是完善与拓展。作者在搜集水浒戏曲时，尽量穷尽了能够找到的版本，从收录水浒戏的数量，比勘、点校版本就可见一斑。

　　学术研究还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在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水浒戏曲集成》体现了不盲从、不迎合的大胆锐意革新精神。“水浒戏”研究不是一个新话题，算是老生常谈。但孙琳博士却能发现别人未发现，除了苦心孤诣的探索求学精神，还有一种敢于革新的精神。就《水浒戏曲集成》来说，前有傅惜华先生的《水浒戏曲集》等核心基础文献，怎样有创新之处呢？这就需要一种问题精神和创新意识，他从收录辑校内容来看，具有以下创新性。第一，把同一戏曲不同版本同时收录点校整理，如《黑旋风双献功》收录脉望馆本和《元曲选》本，以便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第二，对现存的残本水浒戏也进行了点校整理，如《木梳记•宋公明智激李逵》《忠义璇图》的两种残本等。第三，对每部戏曲设有剧目简介，着重介绍了作者、剧本内容，版本以及和《水浒传》的关系。第四，针对宫廷大戏《忠义璇图》，不仅全部选录，而且对每一出的内容提要进行概括，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第五，尽量复原原本，将异体字、简写字等以原貌呈现，以脚注形式显示自己的看法，甚少“径改”，虽人为地自己增添了不少麻烦，却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三、求真务实，尊重底本

　　文献勘对、校注整理工作绝对是一项要认真、要过细的水磨功夫。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因为基础文献的整理是引领这一领域往前发展的起始阶段，它影响着以后学者使用或者研究问题的正确性，基础文献的整理一定要真、精。梁启超认为，“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又指出文献学的三个标准是求真、求博、求通。对于水浒戏的文献整理，一定要搜罗大量的水浒戏基础资料，选择底本和参校本，校注文字，对于一些问题加以说明。

　　《水浒戏曲集成》收录了不同版本的水浒戏共148种，如何做到真实载录并点校呢？作者在“凡例”说明了选择底本的标准，“同一戏曲的不同版本如果曲文差异不大，则以时代较早、保存较全者为底本，以其他版本为校本，标注出其曲文差异之处，如果差异较大，则将不同版本同时收录。”如《大夫小妻还牢末》现存脉望馆本和《古名家杂剧本》，两种版本差异较大，作者全部收录其中，李逵的黑旋风戏亦是如此。如果仅仅按照水浒戏底本的原始状态收录，也就失去了整理校点的意义。《水浒戏曲集成》工作量巨大，还在于对底本、善本的重新整理与再认识。作者在校注的过程中，对力求尊重底本原貌，对底本出现错讹、脱衍等文字，照录原貌，采取页下注的方式更正。此外，对底本出现抄写、不清晰的字，作者也进行了必要的说明与整理，在“凡例”和主体内容中均有显示。

　　总之，《水浒戏曲集成》收集不同版本的水浒戏内容丰赡，结构完整，文献功夫颇深，为研究水浒戏的学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文献。当然，水浒戏曲的整理与发掘有相当的难度，不可能一蹴而就。校勘古籍没有人能够做到毕其功于一役，正如北宋学者宋绶曾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明代李维桢“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有”。《水浒戏曲集成》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献整理很难真正做到“博”，虽经十数次校改，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亦有可能会出现错字、别字等问题，正如孙琳博士所说“战战兢兢”，这或许也是从事古籍整理者们共同的感受。相信在读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集成”会不断向“全集”过渡，而对“水浒戏”与《水浒传》的研究也会不断深入。

　　（作者董艳玲，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山东省水浒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