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为当前文艺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两个结合”为指导,2023年的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紧密联系文艺创作与实践,融汇古今中西的文艺理论与美学资源,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围绕基础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等问题域,在探索文艺美学的融合创新之路上做出了不少推进。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两个结合”的重中之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高建平提出,在美学领域里具体实现“第二个结合”,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方法去挖掘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并在现代语境中加以阐释。这种结合,“一方面可使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中国的,另一方面又可使中华传统美学成为现代的,从而建立起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同样,在如何更好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董学文提出要重视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方法论,正确认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传统文化始终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这些方法论是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向导和指针。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路向和途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文艺美学也以自身特有的维度和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进行了探索。王杰讨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式文艺现代化和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篇讲话“深刻地把握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审美范式的转换,并概括出一种新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结构与情感结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彭锋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在借鉴西方现代美学、继承中国传统美学、面对中国现实审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性”“中国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是其关键。美学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要继承提供中国性的中国传统美学,也要借鉴提供现代性的西方现代美学,还要发展提供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梁玉水讨论了中国式审美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式审美现代性形塑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路,以其复杂、独特的发生路径、演进逻辑、建构方式、具体内涵和表现特征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审美之维和审美现代性的崭新形态。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把经典原理与当前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更新理论观念与研究视域,思考并回答当代问题。宋伟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品格、范式革命与现代意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美学和近代认识论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自由解放如何可能”,由此实现并完成了实践生存论意义上的美学范式革命。彭富春提出,马克思主义从它创立之后就不断在创新,经历了从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等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的创新根本在于立足于当今的生活世界,克服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何信玉、王杰深入讨论了在当代视域下重提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传统既根植于西方美学史与德国美学,又扭转和打破了形式主义美学,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革命性的影响作用,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基础理论研究与路径新探索
面对当代审美活动领域的扩张,理论的建设是文艺美学的重要课题,不少学者适时总结吸收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思想资源与理论经验,立足当下语境和现实问题,对文艺美学的研究路径和基础理论作出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如何把握文艺美学的特质,及其与艺术学、美学之间的关系,是文艺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高建平总结了美学研究从“文艺美学”到“艺术美学”的发展之路,他认为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中国美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文艺美学”的提出,对这种研究状况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和调整,“在美学研究的发展和文艺学的美学转向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双赢的效果”。艺术学研究不能和美学脱钩,加强二者的结合对当前发展艺术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法对“文艺美学”如何定义进行了探讨,认为“文艺美学”是中国独有的学术概念,文艺是“中国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与西方以艺为核心的艺术体系互动的结果”,美学是“中国的美体现在天地的普遍之中和西方的美体现在典型的艺术之中互动的结果”。“文艺美学”体现为两种方向,即学科体系上的文之艺的美学和体制结构上的文与艺的美学,这一术语展现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复杂与多样。
古代美学和现代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其理论方法也值得不断提炼和借鉴。杜卫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方法论进行了总结,即从中国本土问题出发,借鉴西方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方法,建立中国的美学理论,并由此激活传统美学思想。“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本土问题意识、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创的学术性的有机融合”,对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这也是当下中国美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方向。朱志荣提出,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需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要追源溯流,在发展历程中审视历代美学思想,揭示其生成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同时要“总结美学史的传承发展规律,会通适变,在古今、中西会通中体常尽变,推动美学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服务于当代的理论建构和审美实践等现实追求”。刘成纪认为,美学是一种既被制度规划同时又为现实政治提供理想引领的学科,中国传统礼乐在根本意义上是美和艺术的问题。虽然在现代学术视野中,审美已经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情感愉悦问题,但不应遗忘美和艺术也具有与现实相关的维度。
西方美学同样为当代文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吸取的理论来源。卢春红对当代美学复兴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思考,她认为,从鲍姆嘉通开始,美学与哲学的关系经历了由外在对象到内在逻辑的双重纠葛。当下美学无论是重构还是新建,都必须以艺术为切入点,厘清艺术哲学与美的艺术的纠缠、美学与哲学的交错。苏宏斌基于现代思想的变革和现代艺术的发展,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美并不是自在的物,而是“物在直观行为中的显现”,是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的共同产物,本质直观产生介于感性表象和理性概念之间的图式,这种图式对形象的取代,也构成从近代具象艺术到现代抽象艺术变革的关键。
三、中西文艺美学的交流与互鉴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交汇、碰撞与融合对于建构当代文艺美学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比较是中西互鉴研究的一种有效切入路径。2023年,《中国文学批评》继续持之以恒地对中西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核心关键词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辨析和比较研究,组织了包括“境”“文”“味”“生”在内的多组专题,获得了学术界良好的反响与呼应。宗白华对于意境的研究具有突出的中西汇通的意味,王怀义重新考察了宗白华的“境层”概念,认为宗白华将艺术境界分为“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和“最高灵境的启示”三种境层,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融通、逐渐层深,意在为主体和艺术生命精神的双向开拓提供条件。张生认为宗白华的艺术意境说主要受到了德国美学理论的影响,并因依托他们的理论建构出意境的空间性之深而独树一帜。周思钊在西方环境美学的视域下,对王昌龄“物境”说进行了激活,认为物镜并非低层次的审美范畴,力图发掘“物境”在当代语境中的自然美学内涵及其理论价值。
“文”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而基础的关键词,同时也是西方文论的核心之一。刘方喜认为,汉语“文—肌理(文理)”与西语“text-texture”皆在本义上指物体的视觉形式及其特性,转而在引申义上指文学作品的形式及其特性,通过二者之比照可以准确把握中西文论文化时间上的历史性、空间上的民族性与通用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建构更为圆融的文学作品论。刘桂荣考察了“天人”视域中“文”的内涵及意义,认为中国古代之“文”非现代“文学”之学科所指范围,“天地之文”是“文”的基本意涵和视域,包括天文、地文及天地间万物、万象之文。在当下语境中重塑中国古代“文”之源头活水,具有破除学科辖域化、生发“文”之大生命意义的当代价值。蔡佳俊同样认为,“文”在儒道哲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分解为“天地之理”和“天地之心”两面,“文”的本义即以天地之心去感受天地之理而得到的“自然秩序之美”。
“味”是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重要的元范畴。张郁乎认为,不同于西方美学中对味觉的轻视,“味”是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发展的过程和展现的内容来看,“味论”总是与人们对文学的观点相关,而与艺术的觉醒同步。黄仲山讨论了在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趣味”的相同内涵特征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戴文静考察了《文心雕龙》元范畴“味”在英语世界言述场域中的各类译释,认为“taste”与元范畴“味”的涵括性和持续性两方面含义相对接近,且都经历了由生理感官概念向审美范畴的转换,具有一定的互通、互释性。陈思、何畅以严复的《美术通诠》为例,讨论了严复以汉语中“味”范畴相关的概念对译西方“趣味”美学中的相应理念,呈现了中西在“味”论的观念、功能、技巧之间的对话。
中国审美观念中的“生”,是在中国文化哲学影响下形成的有别于西方艺术观念的重要审美范畴,体现出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艺术领域中的投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崔树强认为,书法凝结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思想和文化精神,是一种关于生命超越和生命安顿的艺术。书法既表现了生命,也安顿了生命,并引领人在笔墨优游之中实现生命的超越。朱海坤认为,“生”是中国古代用以概括文艺创造方法的重要范畴,以此为核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新诗学。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参照下,中国古代生新诗学显示出独特的诗学内涵和理论价值。朱俐俐则关注到了艺术生成的表述问题。中西艺术精神和美学智慧都强调艺术生成过程的生命意涵。在新媒介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艺术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系统,艺术生成依赖实践活动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无限生成过程即艺术品本身,也是作品的生命系统本身。以生成言说今天的艺术实践,并未削弱人的主体性,反而正彰显了实践过程中人的自由活动与自觉意识。
在中西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为文艺美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镜鉴。陈剑澜对王国维的审美论思想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王国维尝试用康德、席勒、叔本华等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来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这一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王国维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旭光认为,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对“精神愉悦”的肯定、颂扬与培育,即“清乐”。“清乐”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愉悦,是心灵不为物欲所累时的自由情感,它是中国古代对美感或审美愉悦的称谓,也是中国古人审美自觉—自律的标识。
四、交叉融合中的当代文艺美学
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成为学科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路径,文艺美学与艺术学、文学、教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争鸣与交叉融合,为文艺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美育是文艺美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领域,是文艺美学必须关注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周宪讨论了美育何以引导人向美而生的问题。他提出,美育不是表面性美化修饰,也不是浅层的艺术欣赏,而是通过审美精神的塑造引导人向美而生,美育必须从审美素养的提升,走向更高的人文教养的涵育。王德胜则围绕作为美育的艺术、艺术史如何可能展开了讨论。他认为,美育是以人为核心、以“成人”为目标,艺术和艺术史并不天然、直接地构成人的美育,而需要超越一般知识构造的内化追求,在自身内部形成与美育“成人”目标的有效对接。在实践路径及手段层面体现美育育人的“化人”成效,是艺术、艺术史与美育关系建构的基本落脚点。金浪对中国现代美育运动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视野来看,中国现代美育运动的兴起其实与五四时期作为社会问题的青年烦闷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普遍流行的青年烦闷及其导致的相关社会现象的刺激下,新文化阵营开始关注情感的重要性。
美学与自然、环境、生态之间的交叉视域近年来一直是当代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曾繁仁提出了生态美学的学科定位及有关问题,认为广义而言生态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狭义而言则是当代的自然生态美学,它不同于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共生之美。中国的生态美学“应该力争真正能够呈现生态式多元互补的发展态势,并在与国际对话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胡友峰对自然美的生成机制进行了讨论,认为作为“物性敞开”的自然与作为诗性审美的“主体”在“生态性”中相互交融,实现了“自然”、主体、物性、诗性与生态性等多重元素的交互融合。薛富兴提出了一种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在环境美学视野下,博物学可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和理想范式,立足于环境美学,可以发现博物学与自然审美之间的交汇点,“两者共享对自然之好奇心、非功利地对待自然之自由精神,以及对自然之真和自然之美的赞赏”。
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对文艺作品的生产模式、风格类型和传播渠道进行了极大的拓展与改变,也对文艺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经深入设计等相关艺术领域。祝帅认为,尽管传统的人工设计仍未被完全取代,但随着人工智能生成设计的普及和建立话语霸权,其审美范式将会从模仿现有的设计逐渐发展到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规律和法则,并逐渐影响到公众领域的审美变革。电子游戏是当代技术的代表之一。姜宇辉对科学、审美与修辞之间的电子游戏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游戏的艺术性往往体现在其情感的深度,因此,从情感的角度对电子游戏进行反思势在必行。通过对情感研究历史脉络的大致梳理,可以清晰看到科学、艺术和修辞学这三条彼此分合的路径。
总体来看,2023年中国文艺美学研究继续朝着古今中西汇通、路径多元并存的方向发展,理论建构更加注重中国立场,同时加强了学科内部与外部的交流与融合,力图探索出一条文艺美学研究的融合创新之路。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交叉研究中如何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如何保持学科的延续性等,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思考与努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