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文学上的一个“热闹”年份。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各种文学评奖纷纷出炉，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和获奖作品引人注目；老作家突破自我、不断超越，“90后”乃至更年轻的作家势头强劲、新作频出……文学在生产方式、存在形态、文体类型、接受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之快、内容之繁、体式之新让我们的批评跟不上趟、喘不过气。批评仿佛迷失在蓬勃生长、遮天蔽日的文学大森林里，旧有的概念、理论、范式、文体、话语左支右绌、欠缺活力，一切似乎都变得不确定了。但文学批评不甘心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它总是在寻找新的坐标系。这既是文学批评认识和把握文学的基本功能使然，也是人类阐释自我和世界的要求使然。回首2023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路，我们发现文学批评仍然在适应变化、积蓄力量、徐图渐进，不懈寻找文学变革中的确定性和可能性，突出表现在书写新的“城与乡”、重新发现“地方”、反思90年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再认识、创新批评体式等方面。 

　　一、书写新的“城与乡” 

　　乡村与城市，历来是文学书写的重点，尤其乡村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在叙述空间、叙事范式、人物形象、日常生活、风格特征等方面产生诸多新变化新面向。文学批评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深入剖析城乡书写中的新景观新元素，以此探寻新时代城乡书写的价值内涵和艺术特征。 

　　 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解读城乡书写。李震的《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围绕乡村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及其引发的三次文化裂变，探究乡村叙事的演变，认为新乡村叙事逐步形成文化乡愁、生态关怀、新乡村人物形象书写等新的叙事支点，由此带来美学形态和叙事范式的转变。赵顺宏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百年变革的文学书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有助于更深地把握这一史诗性巨变中乡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王尧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认为，伴随“新乡土中国”发展的“新乡土文学”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叙事，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广泛吸收和融合其他创作方法，在人物塑造、叙事方法和文本结构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卢桢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探究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叙事中“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他认为进入新时代，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追求“诗”与“思”的双重深化，在城乡空间叙事、不同群体特征、城市文化书写、城市生态想象等方面具有新的特征和气象。 

　　 二是凸显新的内容与书写方式。刘琼的《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乡土生活书写——关于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一文认为，《宝水》作为新乡土写作的代表，具有强大的现实感、鲜明的时代感和自觉的文学使命感。小说用文学的方式从城市进入乡村，写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传统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等新现象。杨庆祥的《当返乡者不再离开——评乔叶〈宝水〉》解读乡村书写在当下汉语写作中的新变，他认为小说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展示“有机”生活的可能性，超越与克服现代都市病；通过重建情感链接和理性链接，“返乡者”“在乡者”与乡村建立新的联系，共同推动乡村的现代转型。由此，《宝水》改写了鲁迅等经典作家开创的“返乡者”必将离开的现代文学传统。饶翔的《传统风俗中的山乡新变——论〈宝水〉兼及乔叶的乡土写作》认为，乔叶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既非启蒙式批判，也非乡愁式美化，而是内在于乡土的现实。小说以丰富而扎实的细节展现传统风俗中悄然发生的山乡新变，通过对乡建专家、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等典型人物的塑造，为乡村振兴留下宝贵的文学记录。白烨的《小婚事里的大时代》认为徐坤的小说《神圣婚姻》直面当下的都市生活现实，直击不同代际人们的恋爱与婚姻现状，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与切身的真实感，而小说写到的科研机构改制和科研人员挂职锻炼尤为精彩。孟繁华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学里——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题材”》解读《北流》《烟霞里》《野望》《宝水》《神圣婚姻》《月下》《金枝》《金墟》《逍遥仙儿》等现实题材作品，从逝水年华和“创伤”记忆、乡村叙事的“逆行者”、婚姻和风月的一咏三叹、历史还活在现实中、新生活和新世情五个方面分析这些小说的写作内容和写作倾向。张丽军的《当代中国故事的书写与审美主体的确立——中国“70后”作家长篇小说新论》认为，“70 后”作家从乡村走向城市与世界，从个体自我走向民族国家和历史深处，从单一叙事走向对新现实与未来总体性框架结构的审视、总结与建构，开启了具有中国根性传统的、面向世界的审美书写新景观。 

　　二、重新发现“地方” 

　　“地方”是近年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向度之一，也是批评关注的热点，如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命名如火如荼。这让我们想起当代文学曾有的地域文学热潮，但当下文学并非简单重复过去地域文学的方式和手法，而是带着重新发现“地方”的目的，以新颖的地理空间视角、深厚绵长的民族文化意蕴以及汉语独特的表达能力，精心想象和构筑新的“地方性”，依托空间维度和文化生态重新发现和赋形各个“地方”。 

　　 谢有顺在《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中从新南方写作的命名谈起，从历史上梳理了文化和文学上的南北之分，并提出写作之道要超越功利，也要超越南北，不拘泥于地方。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以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四个关键词探寻新南方想象的可能性，以跨越、逾越与穿越这三种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场作为对未来创作的期待。曾攀的《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认为新南方写作具有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等的现象及形式，这些维度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在汉语写作、海洋景观以及美学精神的多维探索中，新南方写作以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书写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陈培浩的《“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角度，探讨新南方写作延续20世纪汉语文学的自我革命这一命题。白杨的《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认为当下的东北文艺呈现出民间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和主旋律叙事形态，而“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等命名也存在固化、窄化理解“东北”的现象。吕彦霖的《当“北方化为乌有”——“新东北作家群”的90年代书写及其情感结构》以双雪涛的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为对象，探讨“新东北作家群”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书写及其情感结构。 

　　 李云雷的《〈家山〉：南方史诗与民族精神的重构》认为《家山》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南方的形态，对地方性的生动描述丰富了“家国”的内涵及其统一性，对民间生活形态的细腻呈现生成了一种生活史诗。徐勇的《如何传统，怎样重铸——论〈家山〉与现代中国故事的讲述》认为小说把现代政治、家族叙事和村庄的历史结合起来，实现了地域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结合。黄发有的《书写牧区巨变的抒情史诗》认为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通过描写支边干部与牧民在牧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密切互动，生动展现了汉藏融合的情感。汪政的《神奇土地上的信仰之歌——杨志军〈雪山大地〉》认为小说展现了几十年来藏区的巨大变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具有唯美抒情的浪漫主义审美气息，在对藏族语言与文学传统的借鉴与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郭冰茹的《器物、人情与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读〈燕食记〉》认为，《燕食记》是一部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的“岭南梦华录”，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提供了一个视角。小说将粤菜、本帮菜、粤剧、广彩等地方风物融入时代风潮中，以历史变迁写世态人情。关于器物和人情的“深描”，呈现出地域文化应对历史现实和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常”与“变”。陈国和的《论贾平凹“秦岭三部曲”的地方志书写》《通过分析贾平凹的《老生》《山本》《秦岭记》，总结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的特征，人本与物本的融合、观物类情和观我通德的书写策略、海风山骨的审美意蕴共同构成小说笔下独特的“地方”。贺绍俊的《重构小说的宏大叙事——论范稳的小说》和丛治辰的《对话与共存：论范稳的藏地想象》探讨了范稳“藏地三部曲”的叙事特征、精神内涵及其对滇藏边地多民族共同生活、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空间的书写。 

　　三、反思九十年代文学 

　　当下文学变革的诸多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因此，反思和评价90年代文学，是我们理解文学变革历程和原因的需要。通过对90年代文学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我们为当下文学批评寻找历史源流，同时在此基础上确认未来新的可能性。 

　　 陈晓明的《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经验出发，才能理解21世纪初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而90年代的文学又内蕴着20世纪的经验，因此在长时段视野中，90年代的精神、气质、力量和种种复杂的面向仍在当代文学中延续、并未终结。同时，重新思考和发掘“漫长的90年代”，才能使我们深刻认识和评价中国作家的晚期风格。由此，真正理解余华90年代《活着》等作品所表达的精神、态度和命运思考，才能对《兄弟》《第七天》《文城》等的独特意义，以及它们所体现出的余华的“晚期风格”。他在《“例外状态”：试论王蒙创作的艺术本性》一文中，谈到王蒙在90年代重写五六十年代的“青春生活”，出版了“季节”系列四部曲，这是历史的深刻书写，也是其拒绝“晚期风格”的“例外状态”。贺仲明的《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缺陷，其深层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缺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而精神资源问题深刻关系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发展，是产生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程光炜的《〈一个人的战争〉版本和修改研究》通过集中校订小说《一个人的战争》的前四种版本，围绕版本差异、不同封面、印刷错漏和编校质量等问题，在90年代作者、版本、出版方与相关图书管理政策的复杂关系中，解析1994年至1997年间，文学界围绕“个人”“女性”“私人生活”等问题引发的争论。张学昕的《小说家及其文本可能的宿命——兼及阿来、迟子建1980—1990年代的写作》认为像阿来、迟子建这样的作家，无论在20世纪80还是90年代，从未跟随文学潮涌或新变起舞，他们的创作始终与生活同行，保持着鲜明的、无法被模仿的个人风格，并不断超越自我。因此，勘察他们写作发生与文学生产环境的顺应与博弈，对探究作家写作及文本的宿命，无疑具有个案研究的重要意义。陈若谷的《1990 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形象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凸显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而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成为流动的生命体。薛红云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批评的分歧、错位与匮乏》结合历史语境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创作现象和批评术语出现的原因及其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刘晓钰的《“自然书写”的起点：苇岸与1990年代散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苇岸在散文创作中凸显自然的母题，凭借对地方自然世界的观察，提供了一种以自然事物为本体的“自然写真”，展现了自然观察者进入感官生态的境界，而与自然建立起有效的情感链接的过程，标志着自然书写在中国的真正诞生。张旖华的《灾害的镜像与创伤：1990年代生态散文书写反思》分析90年代散文对生态的表现及其灾害书写存在的缺陷。周敏的《网络文学与“90年代”的连续性》认为从90年代文学整体氛围中把握接受语境，可以更全面地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网络文学在中国本土的兴起，而从网络文学出发，也可以很好地理解“长90年代”的属性，即它之于“新世纪文学”的源头意义与阶段性特征。陈舒劼的《在历史的延长线与平行线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细描科幻文学从市场时代的价值焦虑与道德困惑，到科技时代的宇宙生存法则、主体标准更新、现实虚拟互动、赛博格化躯体等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变迁。 

　　四、文体类型的再认识 

　　类型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往往被认为“低人一等”，易产生模式化、套路化，艺术价值不高。当下各种文学创作的跨界现象普遍存在，其重要表现就是所谓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互相融合渗透，二者由此发生诸多改变，这使得批评家重新发掘类型的价值和意义，对文学作品的文体革新有了新的认识。 

　　 吴俊的《〈千里江山图〉贡献何在？——兼谈类型文学的文学史意义》认为，从文体文类变革的意义上，《千里江山图》是当代文学以类型文学为标志的一部先锋派作品，它改变了已有的类型文学创作经验，显示出文体文类的跨界特性，由此也启发我们重新认识类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何言宏的《谍战故事、非常特工与别样摩登——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论》认为，作家以文类开放的先锋精神，将谍战类型与先锋文学融合，突破先锋小说的自我指涉向历史开放，继续探寻小说新的可能性。王金胜、初晓涵的《先锋性／大众性：新的革命历史叙事如何可能——以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为例》认为小说借用类型小说的形式，将大众审美趣味融合在革命主题及其先锋实验性的表达中，在总体上形成主流、精英和大众文化元素互动交融的内在格局，展示出如何借用文学惯例而又突破既有成规的囿限，实现文学创新的可能路径。刘大先在《书写多维度的当代中国故事——论范稳〈太阳转身〉的技法与观念》一文中谈到了类型文学严肃化的趋势，他认为范稳将通俗的侦探类型小说，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同时结合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出化繁为简地书写多维度的当代中国故事的能力。张元珂的《论中国当代汉语小说中的若干方言实践问题》则从小说方言书写入手，探讨方言如何转换为文学语言、如何推进小说理念和文体更新。 

　　 王兆胜的《中国现当代散文概念辨析与话语建构》从概念角度对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加以阐述，尤其谈到提出散文的主体文体，目的在于确立散文的文化自信与文体自信，散文的主体文体最后要落实在散文家的人格境界、操守上，是自我形塑的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这是给散文文体赋能、赋值的关键。汤哲声的《中国百年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与侠文化的现代构建》认为中国百年武侠小说具有现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民众意识，在美学呈现上赓续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兼类多种新文类、创化新文体，构造了现代“武侠美学”。对武侠小说的价值评估则关乎科学地构建中国百年文学批评体系这一重要问题。李玮的《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新变（2018—2022）》一文，以“后类型化”概括2018年以后的网络文学类型发展趋势，认为其主要表征是“反套路”、元素融合等“去类型化”创作，以及出现大量“类型之外”的新经验和新形式，这使网络文学在构建时空、塑造主体和反思资本等方面表现出先锋性。 

　　 谢有顺的《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认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兴起，引发了小说叙事和小说文体的全面变革，但过度强调文体探索也导致了语言游戏或修辞崇拜。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一切的文体革命都是为了让小说变得丰富、复杂且充满可能性。晏杰雄的《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认为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与方志体门目体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接；二是赋予古代方志体现代空间小说的质感与张力；三是从方志体叙录的博观约取扩展到博观微取；四是从方志体的非虚构引渡到文学的虚构，拓展和丰富了记叙语体。刘月悦的《论谍战英雄传奇的文体创新》将21世纪以来的谍战题材小说称之为“谍战英雄传奇”，发掘它们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英雄传奇文体基础上，如何在情节构造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此外，江玉琴的《科幻小说的时间想象及其社会文化机理》、冯原的《中国科幻想象的认知建构》、鲍远福的《网络科幻小说的想象力资源及其审美范式》、吴维忆的《当代中国科幻“非人”想象的生态意蕴》关注科幻文学想象力研究，从时间想象、认知建构、网络科幻美学和非人想象等角度对科幻文学类型作出独特的理解。在《中国科幻：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流动》的访谈中，江晓原认为思想性和想象力是科幻文类的两个重要特征；宋明炜认为一方面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在重复的模式化写作中，会出现创新性衰弱的现象，另一方面科幻的先锋性、前卫和独创性逐渐影响着其他文学类型；陈楸帆认为传统科幻小说正突破界限，与推理、恐怖和言情等类型作品的融合，创造出新的混合类型和叙事风格。 

　　五、创新批评体式 

　　文学批评自身如何更新发展，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展开思考，但批评体式的创新发展可以作为一条重要的路径。文体不仅是批评的外在样貌，而且是批评内在理念的呈现，更是读者感受批评的直接方式。有感于目前批评的枯燥生硬和知识化操作，批评家希望出现更多灵活多样、体现个性和富有美感的批评文体，而新媒介文艺批评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批评体式的创新问题。 

　　 一是在反思“学院派”批评的基础上倡导多样化的批评文体。何言宏的《论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新变》一方面指出以“论著体”为文本样式的“学院体”批评日渐成为问题并导致了诸多不满，另一方面倡导面向古今中外批评文体的丰厚传统，坚持和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富有成效和影响力的对话体批评，充分开放和多样化地实践随笔体批评。姚晓雷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困境及突破路径》在分析“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作用和弊端的基础上，提倡重铸与“文学化”有机融合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肖进的《作为批评文体的评点及其当代意义——从“茅评本”谈起》则以茅盾对当代文学的评点为考察对象，思考作为传统批评文体的评点如何进行现代转换。何平、顾奕俊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审美嬗变与新时代走向》一文中认为，在媒介形式与文学公共空间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我们应关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批评声音，它们无论篇幅、形式、专业程度的差异性如何突出，都是文学批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以后的现实反馈。同时，文学批评从业者需要真正意识到批评文体形式屡遭忽视的丰富性与层次感，从套路化、狭隘化的“学院派”文学批评范式里挣脱出来，将传统的诗文评、作家批评，包括俨然成气象的媒体批评都纳入文学批评的择取范畴、关注对象。 

　　 二是追求个性化和美的批评文体。张清华的《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提醒我们在文化研究热、文学社会学研究热、历史研究热的情况下，提升对文本与文学性价值的关注。他以胡河清的批评实践为例，提倡以经验、常识、中国话语，以及人本中心与文本中心并重的方法，使批评文体更有主体意味与个性风格。陈剑晖的《诗性批评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兼论学院派批评的困境与危机》在反思学院派批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性批评范式构想。诗性批评涉及感性与经验介入、感情调性、心灵内省、想象与再创造四个层次，其文体要求则是美文式文学批评，它具有诗性笔致、絮语随笔体、重视文气等特征。周荣的《绿皮火车、ChatGPT 与文学批评》提醒批评者警惕与克服自我身上的“信息茧房”，从生活的积累和洞察中延伸自我的经验与感知，深度链接自我与世界，这是锻造批评个性、确保批评的血肉感与烟火气的需要。薛蒙、张均的《阿城的“江湖记”——小说〈棋王〉的原型问题及其他》是“本事批评”的范例，文章通过分析小说对故事原型的改写，阐述作者“心中的江湖”、个人心理及江湖悟道的叙述机制，对《棋王》作出独到的理解。 

　　 三是探索新媒介文艺批评体式。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批评：误区、难题与悖论纾解》从网络文学批评存在的“垃圾论”误判、“鄙视链”自矜和“场域茧房”阈限等误区，以及“巨量阅读恐惧症”和标准暂付阙如难题入手，思考如何在媒介融合中“破圈”批评壁垒，借力人工智能更新批评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网络文学批评。邵燕君的《“数码人工环境”与网络文学专业批评》从梳理数码人工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内含演变入手，探讨新环境下“学院派”如何重建专业批评。黎杨全的《走向跨次元批评——对当前“二次元”概念的反思》从反思批评中常用的“二次元”概念入手，倡导走向跨次元批评。此外，南帆的《网络空间与文学批评谱系》探讨“网络文学批评”的含义及数字人文对批评的影响；杨杰的《融媒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阐释与公共空间构建》探讨融媒时代如何重构文艺批评的公共空间；凌逾的《融媒介文艺批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则从话语形态、美学价值和传播机制等方面思考融媒介文艺批评实践；江秀廷的《网络文学原生评论的形态、特征与意义》从评论主体、存在空间、话语内容和形式等多个方面界定何谓“网络文学原生评论”。 

　　纵观2023年的当代文学批评，一方面回溯历史和文化源流，走进历史深处探求文学新变的动力、进程和机制，由此为文学本相积淀确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努力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从时代之变考量文学未来之路，由此为文学发展赋予可能性因素。在一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文学的面孔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失去和获得常常形影不离，挫折和信心往往相伴而行。文学批评面对文学变革，在不确定性中坚定寻找更多的确定性和可能性，这就是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画像，也必将勾勒出清晰可亲、活力满满的面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