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在中华五千年的民族精神传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文学在人们外在的社会生活和内在的精神追求中始终在场，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色。文学之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与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象征意味密不可分，汉字所建构的文学世界是我们精神的自然外化和延伸。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成长于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但其特色仍然源于我们的文学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了文艺理论生发的现实语境与历史源头，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应当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进行理论创新。 

　　一、传统与现代：历史语境的交叠 

　　 马克思主义文论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它将文艺理论的发展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语境中，为文论的建构展开了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的背景。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在理论观念和精神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照文艺现象的宏阔社会历史视野相通，二是认识文艺本质特性的内在精神相通，三是理解文艺价值功能的理论观念相通，四是看待文艺实践的人学价值理念相通。泓峻认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维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与各种思潮的对话、竞争，伴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与日渐成熟，逐渐凸显出来的。江守义提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和 20 世纪 20 年代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诸多契合之处：它们都通往理想，并将文学和现实联系起来，使文学在产生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传统“文以载道”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导致载道主体的复合性，而这种复合性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那里也有类似的体现。 

　　 当下，我们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文艺理论的发展自然也要反映这一历史趋向。张政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情境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自主文艺理论创建的五项基本原则。“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中国化时代化文艺理论建设的三大基本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中国化时代化文艺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定性。周志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李世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关涉古今之变、中外交往，具有传统、世界两个维度。与此相适应，文艺现代性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传统和世界两个维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特征。 

　　二、概念与反思：基础理论的重构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概念是理论生长的基本元素，概念不是抽象的思维载体，而是浸润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之中，文艺理论的当代生长，离不开对于概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的反思。邢建昌认为，反思性研究是一种滤去感性、回到本根、凝视自身的研究。反思性研究内在地要求文学理论把反思性作为思想在场的方式。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学立场，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意见的表达、经验的归纳和各种“主义”的论争中超越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观测文学和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视角、观念和话语。 

　　 回顾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王达敏提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文艺思想经历着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文艺进化观强有力地确立起来，一批新的文艺概念开始形成，守望传统的文艺思想家与现代文艺思想家一起共同再造中华民族新的文明。朱国华认为，文艺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可以以教研室的出现和运作方式作为观测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艺学教研室尚未出现，以弱态方式呈现的文艺学主要可以理解为课程和教材；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教研室成立后，政治成为将文艺学体制化的重要塑造方式；第三阶段，新时期40多年来，文艺学在通过教研室或学科的运作而获得相当程度自主性之后，其发展面临更大挑战。汪正龙提出，新时期文论研究、作家批评与诗学建构分别体现了元理论诉求，观察、创造素质以及文学史视野。理论家、作家和诗人作为一个文学共同体，构成了特殊的差异性对话和主体间性关系，三者融合可形成“大文艺学”的视野、架构与格局。 

　　 在对文艺理论基础概念和命题的反思方面，杨春时对文学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学的结构包括三个层面：深层结构是原型层面、表层结构是现实层面、超验结构是审美层面，分别对应文学的三种属性：感性、意识形态性和审美超越性，并形成了三种文学形态：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周宪提出，文艺批评的知识社会学首先触及为谁批评的问题，艺术品、艺术家、受众、批评家和艺术市场等五元结构均可以成为批评对象。其次是批评 （家） 与文艺界的关系问题，参与型与旁观型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处理方式。再次则关涉批评家的社会角色，阐释者与立法者的不同角色使文艺批评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最后是文艺批评的社会机制问题，有必要将文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李永新认为，后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把由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关于语言的“大理论”引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研究，通过对本体论语言观的考察揭示出文学理论与流动的历史之间存在丰富的可能性，形成与后现代解构策略完全不同的“小理论”分析。 

　　三、阐释与创新：方法论的探索 

　　文艺理论的建构必须以方法的创新为突破口，阐释学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为文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张江提出，建构作为完备学科体系的中国阐释学，中国本土阐释实践与经验是立足点。让阐释学说汉语，就要以汉语的概念、范畴、命题、范式为核心和基础，从汉语本源字义入手，重新审视有关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发掘潜藏于汉字乃至汉语思维方式背后的阐释学意蕴。当代阐释学的中国建构，不是简单地借用古代术语，也不是把西方阐释学当作纯粹的理论形态，而是结合时代精神和生活实践，恢复阐释学本身作为思想之源的根本追求，建构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新的阐释方式。 

　　 李春青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在20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 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 “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 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 “生产性”。南帆运用阐释学方法对于文化研究的症候进行了诊断，他认为，“文化研究”显示出文学批评冲出学院围墙、进入日常生活的努力。“文化研究”也带来新的问题，哲学或者历史学的结论不能真正代替审美。“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分问题来自现代阐释学的“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有效的阐释是有限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阐释主体的视野边界。因而，文学批评是阐释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新的阐释是以建构和维持意义空间的方式积极加入历史文化。张跣比较了中西阐释方式的不同并提出，中国训诂学立足“语词之链”，着眼于文本的自在规定性，它扎根语义本位，坚守确定性追求，秉持客观主义历史观，坚持在方法论范畴内自我完善和发展。西方阐释学立足“时间之流”，着眼于文本的关系规定性和文本意义的实现方式。西方阐释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阐释学循环的深化过程，是关系规定性不断扩展的过程。李建盛提出，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确立了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典范，20世纪的本体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者悬置作者意图，聚焦文本分析，共同构成了拒绝作者意图论意义阐释的大合唱。在分析西方作者意图论的困境和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理论回应基础上，可以辨析如何看待作者意图在意义阐释中的作用以及意义阐释重心何在的问题。孙士聪认为，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 

　　 与西方阐释学注重个体的精神建构不同，中国阐释学更加注重阐释的社会效果，“公共阐释”为其鲜明特征。谷鹏飞提出，公共空间作为人类公共活动的结晶，虽具备技术化圈定的物理空间属性，但更为本质地指向社会存在、伦常规范与美学符码等象征空间属性。三类不同公共空间的生产与阐释，本质上是对人与人性不同面相的生产与阐释，其最终目的在于探索一种通向未来的“可能的人”与“可能的世界”。段吉方认为，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傅其林提出，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韩振江认为，公共阐释意即在公共空间中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交流的阐释行为。公共阐释论在哲学上是基于人类个体和社会的存在本体论的空间阐释学转向。 

　　四、中国与西方：理论资源的整合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着中西两种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现代化、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基本课题，重要的是将中国与西方的理论资源不仅当作既定的理论命题，而同时作为方法，赋予其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党圣元提出，“编年”体式作为方法，有利于研究者将文献辑录和叙录、理论阐释和辨析、历史场景还原和叙述等数者融会贯通，从而展现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之“大批评”“大文论” 的风貌。通过“编年”方法，既能将文献学有效地引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与书写之中，又可以在方法和成果两个方面都取得一定程度的学术创新。李建中考察了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他认为，从先秦元典、两汉字书到六朝文评、唐宋诗话、明清评点，前学科时代的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既有历时性层面的“批评文体”之异，又有共时性层面的“经史子集”之同。古典意义上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内蕴“经”正文宗、“史”贯文源、“子”拓文渊和“集”汇文澜的兼性智慧，从而在研究主体、诠解视野、释词路径和语义价值等方面形成经学训诂范式、史学溯源范式、子学博通范式与集部诗性范式。总结归纳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可为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提供关键词研究的话语体系及其兼性阐释。袁劲提出，文论关键词研究于概念的本质属性之外，还留意词语的边缘意涵，通过对词语非本质意涵、跨学科属性、具象化形态和思想史语境的观照，关键词研究正以其特有的旨趣、视角与方法，为中国文论研究开拓出新的进路。 

　　 对中西理论资源进行整合，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当代的文艺发展实践，孙绍振提出，由于西方文论在文学文本解读领域的失语,建构中国学派的文本解读(细读)学正当时。将细读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法，具体包括：艺术感觉的 “还原”、 从效果还原出情感之因、 以手稿本事和文本比较、不同形式的比较、情感逻辑的 “还原”、价值的 “还原”、历史性“还原” 和比较、流派的 “还原”和比较、 风格的 “还原” 和比较、同一作家的不可重复的风格。王一川试图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与古代心性论传统的关联，认为过去十年间，心性论传统与现实主义融合为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这表明，外来现实主义文艺与中国心性论传统终究可以找到融合生长的合理途径。张晶提出，气氛美学是近年来美学界的一个新的论域，对于中国古代诗词而言，气氛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审美空间，它是经过诗人创作而营造的充满情感的空间。中国诗学的通感艺术手法是“气氛之物”的深刻体现，而且是以语言的内在媒介感发挥其作用的。以“气氛”来观照中国诗学，可见出别一景观。 

　　 西方文论是我们建构中国文论的重要借鉴，我们对西方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到互鉴的历史过程，曹顺庆提出，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金惠敏认为，中国西学具有四大特性：中国性、比较性、世界性、对话性。中国西学是中西方之间的一种对话行为，而所谓“对话”一定是间在性对话，如果接受这一间在论的视点，那么中国西学沿袭已久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将走向终点，我们将迎来一个国际学术星丛共同体的新时代。傅修延考察了叙事热兴起的根源, 认为今人对叙事的本质与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叙事的主体为有伦理立场的人,叙事因此必然体现或促成某种价值观，而叙事带来的价值认同又能凝聚起分散的个人力量,形成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可思议之力”。叙事学家不能脱离书斋之外生动活泼的大众叙事实践, 要学会透过纷纭复杂的日常话语去把握社会脉动。侯帅、李明彦提出，“原型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是其他外国理论传入中国的一个缩影，是原型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冲击与交融的过程，也是异域理论于东方土地上不断释放亲和性的过程。 

　　五、融合与新变：时代的命题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展，当代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更新，文艺理论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各种因素的融合中孕育着新变。刘方喜提出，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蒸汽机等实现了机器能量自动化，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机器（计算机）智能自动化，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二次现代化革命，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曾军认为，以 ChatGPT 和“文心一言”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展现了“ AI 生成”的巨大潜力。通过算法进行运算是计算机编程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的根本差异,这也是理解人工智能的重要维度。把算法引入文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解算法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还要理解文学研究自身不断“数”化的进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文学研究有可能实现对文学意义的“总体阐释”。王宁提出，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因而标志着另一种新的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标志着具有转折和范式意义的新文科已经诞生。数字人文命题的提出绝不只是科学技术加上人文，而是可以同时涵括二者，并达到其自身的超越。 

　　 数字时代，元宇宙等概念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想象方式，文艺理论不仅仅作为既往文艺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承担着拓展可能世界的使命。王峰认为，元宇宙与现实生活并非对立关系，元宇宙与现实生活可以进行整体性综观，二者的对立是一种二元论思考模式，必须进行一种“解异差”，在差异中将元宇宙与现实生活重新把握为一体，凭借对现实生活与技术性元宇宙的双重直观，生活与审美获得重归一体的力量。王黎杨全提出，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出神话复兴的趋势。这种神话并不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脱离，也不只是技术运用的效果，而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赵炎秋、刘帅提出，新物质主义与全新身体动态的耦合，孕育出“复数生命”“跨身体”以及“赛博格”等一系列身体物质性话语概念。众多身体物质性话语也以一种非人类主义姿态积极擘画了新世纪的人文景观：一方面它在物质身体观念的改写进程中召唤出一种全新的生命伦理，另一方面它也同步推进了文学场域中的身体物质性研究，重塑了当下的文本本体和批评话语。杨光提出，数字技术“界面”与商业资本“平台”正在通过“遗忘机制”发挥效力，数字式的“遗忘”在涣散的状态、递归的循环以及压抑的遮蔽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反思“遗忘”在数字技术环境与网络文艺活动中的作用，指向对当前数字主体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切。 

　　综观2023年文艺学的发展动态，我们看到，文艺理论的发展越来越走向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越来越贴近更具体细微的现实生活，当代文艺理论正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进行理论创新，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必然是回应了时代之问，同时又兼具历史与文化的厚度。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