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93年的边金阳在2003年出版了长篇魔幻小说《时光魔琴》。小说在北京、大连等城市的中小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众多媒体都对少年作家边金阳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虽然是魔幻小说，但《时光魔琴》有着明显的城市印记。主人公高吉拉身上藏着很多秘密，但也是一个典型的21世纪城市男孩。如果将《时光魔琴》的出版看作“90后”作家登陆文坛的标志，那么到今年已整整20年。20年间，“90后”作家群经历着人员的更替、题材风格的变化，但城市始终在他们的创作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回看“90后”城市文学走过的20年，大体可分为表达城市生活感悟、关注城市热点话题和建构城市空间三个阶段。作为深受城市文化影响的一代，“90后”作家对城市熟悉且亲近，他们笔下的城市无须通过与乡村的对照获得意义。无论写感悟、写话题还是建构空间，城市都是清晰的主体，这与前辈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有着明显区别。可以说，“90后”作家在城市文学创作上比较早地有了独立性，而城市文学孕育出的写法和审美趣味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90后”作家群的更迭与分化。 

　　以表达城市生活感悟的方式登场 

　　从有影响力的创作大赛起步，利用大城市的文化资源出书，通过互联网扩大影响，一批“90后”通过这种方式在十几岁的年龄就登上文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各类作文大赛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一批“90后”文学先行官都有多次获奖经历。通过大赛取得文学上的认可，使很多选手在获奖后还会延续自己参赛时的写作风格。因此，作文大赛对于早期的“90后”作家有一定的筛选和塑造意义。

　　一方面，全国性作文大赛一般都会有多轮次的选拔，包括现场的总决赛，这不仅要求参赛选手和家庭能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还要有一定的主观意愿，喜爱并重视文学。这无疑更适合生活在大城市、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另一方面，参赛选手普遍年纪比较小，生活阅历少，他们的创作主要依靠文学阅读、生活感悟和表达技巧。因此，以阅读拓展认知，以优美的语言、奇妙的想象和娴熟的技巧表达个人城市生活感悟，成为“90后”城市文学最初的面貌。

　　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城市是一个既自由自在同时又孤独隔绝的地方……这些相互矛盾的状态深深植根于现代大都市的社会结构与环境之中”。成长在大城市的“90后”，往往眼界更开阔，独处时间更多，有时间和能力感悟生活，感悟里又常常带着淡淡的哀伤和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这些特征都体现在早期的“90后”城市文学中。

　　 生活在天津的张牧笛是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90后”，她在2009年出版的《走走停停》、2008年出版的《夏日终年·我的初三日记》，都是对个人城市生活感悟的表达。《走走停停》的主人公青橙是个典型的城市女生，喜欢打扮自己，爱好漫画、音乐、旅行，喜欢写作，这些都明显有作者的影子。青橙成绩优异，但厌恶应试教育，将其视为压抑自由的青春之敌。或许是为了让感悟更明晰，张牧笛除了写出应试教育的压抑感，还虚构了青橙5岁时父亲的离开，赋予主人公挥之不去的伤痛。整部作品呈现的是青橙与同桌、闺蜜和笔友一起共度的快乐时光，背后则是她排遣苦闷和伤痛的精神历程。小说几乎没有矛盾冲突，时间日复一日地随着校园节律自然流淌，清新、纯粹，唯一的波澜来自主人公内心，她时不时地会感到孤独、悲伤，但又迅速地在与周围人的相处中化解。《夏日终年·我的初三日记》的自叙传色彩更为明显，书中的每一篇都是从一个微小的生活变化起笔，一朵花、一棵草、一场雪、一只风筝……作者努力在乏味的初三生活中搜寻一点儿新奇，给自己些许安慰的同时，也为感受寻求到安放之所。 

　　看似繁华开放的城市具体到每个人，就瞬间有了边界，在目标的驱动下两点一线、三点一线地生活，日复一日，明确但不免乏味。张牧笛的创作具有典型的早期“90后”城市文学风格，即在或幸福快乐、或压力十足的现实中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局促和单调，以感受驱动作品，在青春校园故事中汇入城市生活感受。王唯州的《形象》、孟祥宁的《像向日葵一样成长》以及被白烨誉为“90后”文学较高标尺的周宏翔的《时间浪潮》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与张牧笛等人通过记录日常生活表达城市感悟不同，北京的顾文艳作为早期“90后”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家，更喜欢用想象的方式传递自己对于城市生活的思考和感悟。出版于2009年的《和氏璧的谎言》《爱因斯坦的电影院》都是富于想象力的城市寓言。《和氏璧的谎言》中的主人公石爱力吃了一颗被和氏璧诅咒的口香糖，在她面前说谎的人都会死去，首个死去的竟是石爱力一直很敬佩的父亲。要破解诅咒，石爱力就必须把自己变成对真话假话都有免疫力的超人，而她也在修炼中看到城市里无处不在的谎言。《爱因斯坦的电影院》讲述几个伙伴经历电影院一场大火，有的到了好人星球，带回死去的好人捍卫正义；有的则转世接受魔法师恶的训练，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善恶交锋。两部作品都有一定的荒诞派文学的特点，但超现实的荒诞情节背后是清醒的现实主题。关于谎言、善恶，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顾文艳在多元的城市生活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但又无法在自己相对简单的生活中打捞出足以表现它们的片段，所以只能借助想象，以超现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悟。与用现实生活传递孤独、伤感相比，顾文艳的感受触及更深刻、更沉重的话题，这赋予她描写的城市生活感受以新的个性，但因为触及的话题过于深刻、沉重，超出她的驾驭能力，即使想象再丰富，也难以表现真实与谎言、善良与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的二元对立和直接的向往真诚、善良的价值判断，映射出一个少年真实的内心感受与单纯的理想。 

　　无论是写真实生活，还是写想象的世界，作品中的城市气息都是非常浓郁的。能够以十几岁的年龄从城市生活中打捞出感悟并加以表达，反映出当时一批“90后”作家的早慧以及与年龄不相符的理性。这种特质在李军洋、后博寒等人的作品中化为一种视角，体现得非常直观。李军洋的《一路向北》是一个简单纯真的都市爱情故事，后博寒的《这是谁的90》记述了几个“90后”少年的真实成长经历。两部作品都蕴含了作者鲜活的城市生活感悟，包括对爱情的理解、对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但这些感悟是通过一种趋近于成年人的回看视角传递的。十几岁时的切身感悟，被成年人的回看视角赋予了青春已逝、纯真爱情难再、锋芒毕露阶段已过的意味。两位作者对确定性和成熟、理性的偏好由此可见一斑。

　　各种利益驱动下的人群混杂地生活在城市，需要高度的秩序和理性才能避免陷入混乱，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环境对人有着趋向于理性的塑造。能够早早地在简单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与生活表象并不相符的认识和感受，当时非常年轻的一批“90后”作家不仅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敏锐，而且有着明确的城市理性。可以这样说，在城市理性的统摄下，以优美的文字和丰富的想象表达城市生活感悟，是“90后”城市文学的早期面貌。由于表达的是完全沉浸于当下城市生活而产生的个人感悟，缺乏城市以外的视角和历史的参照，因此，作品中的城市是一个孤立的主体，城市生活感悟也不免有些平面化，缺少必要的想象和超越精神。

　　以关注城市话题的方式寻求转型 

　　在富于青春气息的生活摹写和故事想象中，汇入城市生活感悟，无疑可以引发更多人的共鸣，赢得更多的读者。事实上，早期“90后”城市文学的写作模式后来被很多“90后”作家用到自己的时尚文学创作中。2013年凭借卫生纸作画走红微博的张皓宸，在随后两年相继推出了《你是最好的自己》《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两部作品36个故事，都是青春记录与城市生活感受的结合。卢思浩写留学生活经历的《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写身边朋友故事的《离开前请叫醒我》，苑子文、苑子豪兄弟的《我们都一样，年轻又彷徨》《穿越人海拥抱你》等，都是对早期“90后”城市文学模式的沿用。他们的作品在互联网迅速走红，拥有了几百万读者。他们不仅成为“90后”时尚文学的领军人物，也几度跻身年度作家富豪榜。

　　“90后”作家群是一个人员不断变化、选择多元的群体，早期的城市文学写作者陆续退场，写作模式在时尚写作中延续，而一批坚持走纯文学道路的作家则开始了城市文学新的创作尝试和探索。

　　或许是受外界评论声音的影响，或许是出于文学创作的自觉，“90后”城市文学创作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一次转型，写作重心开始由对城市生活感受的表达转向对有关注度的城市话题的书写。

　　 2008年，李军洋的《沉淀》出版。作为参与过早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作家，对比他的新作《沉淀》和旧作《一路向北》，是考察“90后”城市文学转型的很直观的方法。两部作品都是城市爱情故事，《一路向北》写的是一段青春期的懵懂爱情，因为没有混杂过多社会的干预和影响，故事显得简单而纯粹，回忆视角汇入了作者的感悟，青春期的爱情幼稚单纯，是一生中最可贵的情感。相比之下，《沉淀》中的爱情明显增加了社会因素。首先，男女主人公有差异大的职业，文艺男青年与茶楼女服务员之间的爱情注定少不了价值取向、文化程度等因素带来的矛盾；其次，两人“当下”的爱情钩沉出男主人公过往的一段情感，叙事线索穿越时空来回切换，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境遇对爱情的理解，爱情受到的外部影响，都得到较为直观的展现。如果说《一路向北》是用一段脱离社会现实的爱情传递作者对爱情的感悟，那么《沉淀》就是在展示现实中城市爱情的复杂性。爱情从一种感悟和感慨，变成了复杂、受社会因素干扰的情感活动。李军洋笔下爱情的由虚转实，预示着“90后”城市文学现实主义倾向的出现。 

　　 2009年，一唏（本名白云飞）的长篇小说《小西天》出版，这是一部聚焦离婚家庭孩子成长的作品，主人公夏宇的父亲离婚后再婚，原生家庭的解体使他选择了寄宿学校，逃离家庭生活。在学校，夏宇与同学早恋了，但这段校园恋情不仅是青春期懵懂的真情流露，也有原生家庭破裂的影响，主人公希望用校园爱情弥补自己缺失的爱。《小西天》中的校园爱情不再单纯，里面混杂了爱情以外的很多东西。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理解离异家庭孩子的一些举动，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活、学习方面，也包括思想和情感方面。有意思的是，《小西天》也运用了成人回看的视角，当几个同学长大成人，回忆当年的经历，感慨那段日子的艰难，也确认了理想对自己的引领作用。回看姿态不仅生出感悟，还带有一定理性劝慰的意味。同样写校园青春生活，《小西天》已不再打捞并表达城市生活感悟，而是将重点转向对有广泛关注度的城市话题的呈现。 

　　 2010年，何天白的长篇小说《重点中学》出版。作品以江城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为中心，展现了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教育在学生、家长、老师、校长乃至市长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重点中学的高升学率背后，是教育活动中各方的扭曲与疲惫。城市家庭要延续的不仅是血脉，还有财富、地位和资源，在欲望的驱动下，延续经常会变为扩展和提升，而教育是这些城市家庭目标达成的最重要的途径。因此，教育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话题，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已成为很多城市新的中心。何天白以十七八岁的年龄触碰城市的中心话题，是很有勇气的，同时也体现了一部分“90后”作家推动城市文学转型的决心。由于尚置身学校教育，有视野的局限，也很难站在一定的高度和时间跨度上审视城市的教育问题，因此，作者选择在作品中尽量隐藏自己的声音，努力刻画学校教育的诸多细节，营造校园的学习生活氛围，虽然写校长、市长的内容略显平面化，但仍比较好地揭示出教育存在的问题，在细节处流露出自己的态度和期许。可以说，何天白的《重点中学》是“90后”城市文学转向关注城市话题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稍后出版的《我怀念的是那时的自己》（魏天一）、《六月，我们说爱尚早》（重庆苇子）、《北大梦》（刘景南）等聚焦中学教育的作品都有《重点中学》的影子。 

　　 2012年，苏笑嫣的长篇小说《外省娃娃》出版，作品聚焦在北京借读的艺考生，不仅呈现这批特殊学生的借读生活，还重点挖掘了他们返回家乡参加高考时精神和心理上遭遇的落差与冲击。考回北京读大学，学习艺术，在北京落脚，开一家有品位的艺术小店……借读生的理想和人生轨迹因为短暂的北京生活发生了改变。苏笑嫣有类似的借读经历，因此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借读生的心理状态，小说对心理变化的描摹也非常细腻。同时作者也很清楚，与在北京落脚的难度比起来，借读生们的理想和勇气是多么的无力。因此，她没有停留在呈现现象、生发感悟的层面，而是将借读这种大城市特有的教育现象放在青年成长、教育资源分配等社会议题中加以观照。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背着画具穿梭在街头的借读生的身影，更像是作者在追问借读生们的出路与未来。《外省娃娃》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挖掘并呈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城市教育现象，还建构了一群北京外来者的形象。北京因为外来者形象的出现开始有了一些城市空间的意味，这在“90后”城市文学中出现比较早，它预示着“90后”城市文学未来转型的一个方向。 

　　同样，在2012年，疏星创作的聚焦校园网络暴力的小说《把耳朵捂住》、孙梦洁创作的关注城市再婚家庭的小说《世界病》相继出版。校园网络暴力、再婚家庭的生活状况，都是随城市发展而产生并且有一定关注度的话题。

　　以上几部作品很能反映“90后”城市文学的转型。它们在内容上不再专注于对城市生活感受的表达，而是转向校园和家庭，在熟悉的城市生活中寻找有关注度的社会话题，再通过贴近现实生活的叙事和细节刻画，把城市话题转化为城市故事。在形式上，这些作品多采用因果导控式的长篇叙事，以城市生活逻辑为驱动。作者的声音和情绪一般都会隐藏起来，通过叙事隐晦传递，这使得作品的写实性非常突出。隐藏声音和情绪也反映出作者在解读、评判社会话题方面的不自信。作品态度含混，缺少国家民族层面的隐喻，缺少对现实的历史观照，驻足现实而缺少前瞻与对抗的姿态，这是此一阶段“90后”城市文学的遗憾所在。

　　2010年前后出现的“90后”城市文学的转型，以有关注度的城市话题取代了城市生活感悟，作品不再依靠作家的主体感受驱动，情节性和现实性都有所增强。重感悟与重现实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取向，面向的也是不同的读者，因此这次转型也部分地加速了“90后”作家的分化。一部分作家继续写城市感悟，笔法愈发醇熟，并通过市场运作受到很多少男少女的青睐，成为文学明星；一部分作家专注于对城市现实的挖掘，努力续接文学传统，为几年后再次出现的“90后”城市文学转型蓄力。

　　在城市空间建构中逐渐成熟 

　　 城市是文学持续关注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对城市空间的建构一定程度上可算是城市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90后”城市文学在经历了写城市感悟、写城市话题后，终于随着王占黑、郑在欢、范墩子、小托夫、梁豪、庞羽等人的相继登场，开始了城市空间建构。这批作家在身份上有一定的共性，都来自中小城市和乡镇，属于大城市的外来者，又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他们作品的出版一般都比较晚。相对于早早登上文坛的“90后”作家，这些后来者无论看待城市还是看待同代作家都有了类似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人”的眼光，这样的眼光对于他们走出沉浸的城市、重新建构作品中的空间都是有利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表征策略往往是，乡村空间被预设为无形的‘他者’。换言之，两种空间的不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两套迥异的社会关系演绎”。长期沉浸大都市而缺乏“他者”视角，很容易忽略城市的空间性。因此，这些后起的“90后”作家，作为大城市的外来者，最有可能在作品中建构起城市空间。 

　　 王占黑是“90后”作家的代表，她凭借《空响炮》和《小花旦的故事》先后摘得“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佳作奖等奖项。王占黑的作品都是讲述城市故事，但她的写作重点不在城市的时尚繁华、车水马龙，或人的欲望与拼搏，而是将目光主要投向被城市发展边缘化的老舍宅，集中讲述生活在那里的下岗工人等城市边缘人的故事。王占黑在嘉兴的工人新村长大，她熟悉工人的生活，对产业升级、减员增效给工人家庭带来的冲击有切身感受。因此，她笔下的老王、葛四平、阿祥夫妇等一些下岗工人形象，都是生动鲜活的。老舍宅作为这些人的生活空间，也随之被建构起来。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里没有拔地而起的高楼，没有熙攘的人群，只有破败的老式单元楼、凌乱的水果摊、五金店、小吃店和香烟缭绕、人头攒动的老年活动中心，处处流露着封闭陈旧和落后懒散。老舍宅地处城市，是不折不扣的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但它在经济、文化和整体面貌上都已经与城市隔绝，带有飞地的意味。 

　　王占黑笔下的老舍宅，作为城市空间带有一定普遍性，几乎所有城市都有类似空间的存在，它既不是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代表，也不是城市历史传统的见证，因此长期与城市文学失联。20世纪末的底层文学虽然也关注到下岗工人群体，但当时的作品主要将下岗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将笔力置于塑造人的生存困境和对出路的探寻，城市、城市生活在作品中都是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作品渐渐淡出了城市文学的视野。王占黑以个体生活经验，在城市中重新找到并建构了老舍宅空间，不仅开启了“90后”城市文学空间建构，也丰富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叙事空间。

　　与王占黑在城市中寻找并建构被遗忘的空间不同，郑在欢主要以城乡破壁的方式尝试对文学城市空间加以拓展。他在2017年发表了小说《外面有什么》，随后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2021年又出版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两部小说集。在这一系列作品中，郑在欢逐步建构起特征鲜明的“小镇青年”群像，他作品中的城市空间正是通过这些介于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小镇青年实现拓展的。

　　 城镇化进程中的小镇，紧邻城市，比传统的乡村更容易受到城市文化影响，小镇青年或原地感受城市文化的间接冲击，或进城去寻求新的城市生活。《外面有什么》中的文生一家进城务工被歧视，难以融入城市，只能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在郑在欢笔下，看似老套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情节，多了主人公心灵、情感上对城市的顺应和认可，城与乡有了精神层面的联系与呼应，城市空间不仅在城乡对照中得以建立，还在心理层面得以拓展。《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由二十几位奇奇怪怪的亲人、老乡的故事组成，虽然写的是乡镇，但广州作为一个遥远的存在对乡镇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有人离开去广州，又有人从广州回来，离去者和归来者都把广州与驻马店城郊联系起来，乡镇因此成为城市空间的投影。《团圆总在离散前》中，一群城市务工青年返乡过年，他们似乎已融入了城市，难以适应乡镇生活，这形成了城乡空间的对立，但在离家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上，对家乡的眷恋又在每个人的心里悄然升起，之前建立起的城乡对立被轻易化解。郑在欢笔下的小镇青年，在大城市、在乡镇都能找到归属感，两个原本对立的空间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连通的可能。 

　　城乡空间的连通，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城乡对照而产生的单一的价值判断，使郑在欢的作品显现出一种难得的不确定性。《团圆总在离散前》中的小镇青年，因为各种原因不打算返乡过年，但又都阴差阳错地回到家乡。财富的攀比、对传统的态度、彼此之间的冲突，在大年初六回城前的最后一餐饭上统统化解，对家乡的归属感在离乡进城前的最后时刻终于出现。整个叙事中，每个人物回家或不回家似乎都是合理的，传统的小镇可能会被这群城市归来者改变，但也可能改变返乡的青年，小镇青年返城后可能会因返乡的经历感悟有所改变，也可能返乡的触动很快就被城市化解……太多合理的不确定性存在于叙事中，城乡关系和故事都变得更复杂，更意味深长。

　　还有一些“90后”作家，以新的叙事探索较为隐蔽地完成了城市空间建构，王苏辛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她的《白夜照相馆》《荒地》《下一站，环岛》《再见，父亲》《猴》等作品，虽然都是城市故事，但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城市原型，也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城市标志，城市空间本身是模糊的。不过这些作品中的城市对人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却是清晰的，以人被城市空间塑造为写作重点，是王苏辛城市空间建构的主要方式。

　　与王苏辛类似的是范墩子。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由13个乡村青年的故事构成，每一个故事都暗含着城乡关系的对话，尤其是《我从未见过麻雀》这一篇，作者以超现实的手法让主人公与麻雀进行荒诞的对话，他们的对话空间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转换，一个虚幻的城市空间作为乡村的参照被主人公想象性地拼凑出来。范墩子2021年出版的《抒情时代》再次运用了建构虚幻城市空间的方法，作品以两位小城青年的生活经历，折射城市空间对青年人命运的影响。

　　喜欢幻想的李唐，在《保洁员》中将现实的楼道建构成城市打工人独享的快乐天堂，城市人不会驻足的局促空间成为城市外来者的乐土，庞大的城市与窄小的楼道，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显露无遗。小托夫的《窥视者》中，防盗门猫眼成为一个重要视角，庞大的城市空间被城市人习以为常的猫眼压缩得异常狭小，城市空间的冷漠通过猫眼得以呈现。国生在《聚会》中以一个条件优越的外来者被城市接纳、被城市人羡慕的故事，打破了城市空间的封闭与排他性。

　　 整体而言，近年来一批后起作家初步完成了“90后”城市文学的空间建构，与以往的城市空间相比，他们建构的城市空间有一定的新意和时代气息。所谓新意，一方面表现在对被遗忘的城市空间的寻找，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外扩；另一方面表现在人物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城市的外来者还是边缘人，新一代的青年人都在城市找到了归属感，他们只是身份上的“他者”，精神上他们就是城市人。这也与现实中多数“90后”作家的情况相吻合。所谓时代气息，是指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关系尤其是青年人对城乡空间的感受都在发生变化，而以城乡破壁的方式将两个对立的空间连通，既符合城市发展实际，也从城市角度对新一代青年人做了一次精神和心理上的侧写。当然，“90后”城市文学的空间建构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最突出的就是城市精神的缺失。新的空间、新的心理机制是否代表一种新的城市精神的崛起，是否与传统的城市精神构成对话，目前我们在“90后”城市文学作品中尚找不到答案。 

　　沉浸于城市表达个人感悟、在熟悉的城市生活中寻找有关注度的话题、建构新的城市空间，是“90后”城市文学经历的三个阶段，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三种类型当下仍都存在，共同推动“90后”笔下的城市走向多元。整体来看，“90后”城市文学是一个没有实质“他者”，无须对照的主体，是与城市融为一体的文学表达。这一方面验证了“城市是属于青年群体的，因为只有青年群体才会把生活与行动，把爱与恨，把渴望与绝望，把进入与逃离都与城市全面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90后”城市文学的文学史价值。20世纪90年代，一些作家极尽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学书写，无论是新市民小说，北京、上海的大都市传奇，还是城市题材的非虚构作品，都显露出很强的对城市的反思和疏离，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的表达是稀缺的。

　　我们也应看到，突出的主体性的反面就是城市的孤立性，感悟平面化、宏观文化层面观照不足、精神建构缺失等遗憾都留在了“90后”城市文学20年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在融为一体的状态下完成对城市的再次辨认，进而实现对城市新的反思和超越，需要“90后”作家在不断探索中给出答案。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