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以《美学概论》为代表的系列美学和哲学著述的陆续译介，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身份途经苏联而进入中国。此后数十年，列斐伏尔在中国学界多次登场、但反响不大，直到21世纪才在“空间转向”中声名鹊起，几乎被视为最重要的空间理论家。纵观列斐伏尔的思想历程，审美的脉络或隐或显地贯穿始终，早年与超现实主义的交集给他留下了一生的印记，尤其是“对景观、诗歌和艺术实践的活化力量（animating power）的信念”形塑了列斐伏尔关键时期的思想。美学的经验形态、观念方式和话语实践既在列斐伏尔追求的超越学科的知识空间生产中占据重要位置，也在其思想的跨域传播中获得话语再生产的空间；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列斐伏尔思想又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市化与全球化的风云变幻中产生共振与回响——这些构成了考察列斐伏尔美学思想“在中国”的宏观视野和路径标识。 

　　一、从马克思主义进步美学到“修正主义”的中国响应 

　　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列斐伏尔就逐渐成为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也受教条式唯物主义的影响。此后其思想和处境几经波折，尤其在20世纪中期的遭遇，导致了列斐伏尔在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起伏。其中之关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波斯特有清晰的考察： 

　　列斐伏尔是在自我批评中承认自己过失的第一批共产党知识分子之一。在1949年，他为自己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一种认识论的时候过重地依赖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并过于像一个哲学家来思考而道歉——而正是上述精神特质使他成为重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浏览一下他长长的出版目录就会发现，从其自我批评的那些年直到与共产党决裂的1956年，列斐伏尔退回到了相对没有争论的文学批评领域（这也是卢卡奇在政治正统时期使用过的策略）：他出版了关于帕斯卡、狄德罗、缪塞（Musset）、拉伯雷的著作，以及一本《美学导论》（Contribution à l’esthétique）。在日丹诺夫主义的禁令开始之前，列斐伏尔尽力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基于异化概念的观点。 

　　 这段论述如历史导图，实际上也标识了 20世纪下半叶列斐伏尔美学思想在中国的缘起发生、命运转折和主题演变。《美学导论》（ Contribution à l’esthétique ， 1953）由列斐伏尔1948—1949年发表在《法兰西艺术》上的论文编撰而成，是其从政治“退回”美学领域的代表作，1957年中译本以《美学概论》为名从俄译本（1954）译出。与当时苏联立场一致，中译本的“出版说明”将列斐伏尔定位为“法国进步作家”，并翻译了俄译本序言来阐明立场，该序言分析了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进步”与“反动”两种文艺倾向，认为该著的任务即是“阐释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向法国广大知识分子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最先进的和最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1957年“一德”的短评视列斐伏尔为“进步哲学家”，并与“俄译本序”一脉相承，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评价其“对形式的分析有精辟的见解，论证了形式主义实质上是破坏形式，成功地揭示出艺术作品的内在辩证关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在与蔡仪等人争鸣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引普列汉诺夫来阐述自然美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引述列斐伏尔“只有通过意识形态，自然才出现于艺术”等具体观点，来佐证他有关自然美的论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但朱光潜明确其所引列斐伏尔观点直接源于法文，并提及转译自俄译本的《美学概论》是对原著《美学贡献》的改称。 

　　 除了上述零星评论和引述，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虽进入中国，但并未获得话语再生产的空间。而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列斐伏尔在中国的命运也急转直下。1958年开始，列斐伏尔在中国以“修正主义”的反面形象出场。在他的多篇文章经由俄译转译入中国的同时，不少论述其思想特别是批判其修正主义的文章也陆续被译介进来。国内虽没有专门著述批判列斐伏尔，但严厉的批判却大量存在于出版者或编译者撰写的出版说明、前言、序言、编后记等“副文本”中。典型如1965年“供内部参考”的《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以“编后记”的形式对其美学论著展开全面批判，认为《狄德罗论》作了“完全人性论的荒谬的解释”，《美学概论》系统地阐发了“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缪塞论》从“情欲”出发的分析方法是“荒谬的”，《拉伯雷论》有明显的“反阶级分析方法的意图”，《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露骨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魔鬼变形记》和《论“现代化”的一封信》“反动的性质也是明显的”。这种批判从美学到哲学一以贯之，且愈演愈烈。1966年翻译出版的列斐伏尔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出版者说明”中以激烈言辞全面否定列斐伏尔，认为他在1956年之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充当现代修正主义的急先锋”。这些辅助性的外围“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直接表征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语境。细读列斐伏尔的“正文本”可以发现，这些“副文本”所展示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极端化的方式，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批判的。 

　　因此，经苏联转道中国的多重跨域旅程，以及从进步美学家到“修正主义”的身份剧变，既体现了列斐伏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历史境遇，也清晰地折射出当时中国美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量苏联美学理论作为新中国美学改造和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而被引入，但政治标准主导美学标准不但造成了视野的偏狭，也压制了外来美学落地和生长的空间。陆扬指出，《美学概论》作为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重构美学理论的尝试，对于中国学者的启蒙和示范意义“当是不言而喻的”，该著虽然在1957年经由朱光潜之手而直接关联到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但转道而来的列斐伏尔更像是“局外人”。 

　　二、边缘、异位与嵌入：从“西马”视野到日常生活审美批判的东方境遇 

　　经过十多年的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列斐伏尔在中国开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身份出场，尤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倾向”的代表人物，这也标志着进入新时期，学术界逐步向更本真的列斐伏尔回归。但具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手稿热”“异化热”等思想和学术潮流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视野下，列斐伏尔屡屡出场却总是身处边缘，仅展示出某些侧面形象或粗略的整体轮廓。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启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文本，首次从德文译出便是由列斐伏尔和诺伯特·古特曼在1933年完成的；而列斐伏尔写于1934—1935年并在193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根据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手稿”关于异化批判和“总体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构成了列斐伏尔美学思想的重要脉络。在中国，1983年以收录“西马”理论家为主的《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选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后半部分“人类的产生”，并认为“马尔库塞、列斐伏尔在三十年代论《手稿》的著作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主义色彩”。在1986年的《异化问题》文集中，以《再谈异化理论》为题选译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二版序言中的两节，译者以“修正主义”批判列斐伏尔，认为他试图以“日常生活”将马克思主义琐碎化、神秘化，从而达到“以异化之无所不在和永远不能克服，说明人类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前途是无望的”之目的，并指出该思想“后来被对他表示非常钦佩的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变本加厉地发挥了”。从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存在主义”视野到残留的“修正主义”论调，折射出列斐伏尔在中国社会和思想转型时期的复杂境遇。同样被视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与萨特在法国一度齐名，但两人80年代在中国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与被认为都对1968年法国革命风暴产生关键影响的马尔库塞相比，列斐伏尔在中国同样声名不显。 

　　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中国的推进，列斐伏尔仍未能摆脱边缘处境，而被“新浪漫主义”之名以偏概全。1988年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在法国部分首选了列斐伏尔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和《向着革命浪漫主义前进》（1957）。后来，冯宪光根据1957年这篇文章中列斐伏尔关于“新浪漫主义”的自我定位，将该范畴扩大并关联到“异化”主题和人道主义的“总体人”观念，由此来概括列斐伏尔美学的总体风貌，认为这种“新浪漫主义”清醒而冷峻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超越了卢卡奇和新古典主义美学等学院派理论，但因背弃科学马克思主义而“又有几分空泛和迷茫”。 

　　实际上，若以列斐伏尔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思想来考察其总体美学风貌，则无法避开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问题。1956年与法共的决裂，除了导致列斐伏尔直接转向文学批评领域，还让他摆脱思想束缚，通过深化辩证法实践和日常生活社会学“继续深入对浪漫主义，对审美经验、诗歌和文化行为，对革命政治中的个人独创性思维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特别是在1956年《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第二版新增的长篇序言中，列斐伏尔回顾该书写成后十年间的社会文化变迁，大量论述了卓别林、布莱希特和审美问题，在新语境下深化了其早期人道主义的异化批判。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西马”研究的宏观路径中，不少学者也将异化、人道主义、日常生活等主题综合起来考察列斐伏尔，但这些述介式的研究大都未能深入地探寻其中的美学思想脉络。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日常生活”为契机，列斐伏尔在中国逐渐被有意识地嵌入社会生活转型的现实语境来考察。1998年在“生活哲学”视野下选编的列斐伏尔与赫勒的文集，强调立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独立呈现这一重大转变，并借助列斐伏尔的论述，认为首要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而非“之上”来赋予其意义。2003年开始，刘怀玉的系列著述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的“同情式”研究，其《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作为国内首部列斐伏尔研究专著，明确基于“消费社会”入侵日常生活的现实语境，虽未申明日常生活的美学视角，但该著既对现代主义、消费社会与符号—想象、语言论转向、日常生活艺术化、诗创实践本体论等维度展开“文本学解读”，全面地阐述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美学内涵；同时也关联列斐伏尔早期的异化批判和“总体人”观念，以及后期的空间化转向，代表了国内列斐伏尔研究的新高度。 

　　 在日常生活美学研究中，作为西方日常生活理论重要代表的列斐伏尔却姗姗来迟。21世纪初“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的焦点在于打破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界限的“审美化”问题，对何为“日常生活”并未深入展开，也暴露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资源开掘上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缺失，难免造成“头重脚轻”。直到2012年陆扬的专著《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面世，列斐伏尔才得以作为理论资源被引入。陆扬认为，正如列斐伏尔所阐明的，审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要害在于从后者中发掘“言所不能言的革命意义”，而非追逐审美的时尚化、市场化趋势，鉴于审美对日常生活的颠覆和重构已然包含在后者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当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批判”。陆扬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文化研究转向”的中国本土名称，其对列斐伏尔的引入已然有基于中国语境的反思考量。 

　　三、“空间转向”与空间思想的审美/文化转场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立足西方都市化进程对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全面而深刻的塑造，列斐伏尔思想主要围绕日常生活批判与都市和空间理论展开。到了90年代，伴随着都市化进程与全球化空间生产的交织，在法国本土遇冷的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经由美国学术界的高扬而辗转进入中国。1991年《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出版后，1993年台湾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学者夏铸九、王志弘将原《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1988）扩充再版，首次选译列斐伏尔两篇著述，强调从“空间的文化形式”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空间形式”本身的转变，标志着列斐伏尔空间思想开始被译介入中国。在大陆则由美学领域开始，1999年出版的《西方美学通史》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视野下聚焦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和空间理论，认为重新确立“空间”在社会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是“文化批判和研究的中心观念之一”。进入21世纪，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在建筑与城市规划、都市研究、哲学等多领域和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在“空间转向”下的审美与文化转场中逐渐成为文学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 

　　 首先是“后现代”美学转场。2003年包亚明围绕列斐伏尔编著了《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设书译介了其数篇著述，成为此后十余年学术界广为引述的文献；其中收录了迈克·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等文，也呈现了列斐伏尔“现代性/后现代”的复杂定位。列斐伏尔对于“后现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审美批判的内涵，正如韦格纳指出的，他关于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作为“抽象空间”造成了感性表征空间的分裂的思想，影响了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化进程。在新世纪之交，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7）、包亚明主编的聚焦福柯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01）、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2003）、迪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2004）、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2004）和《第三空间》（2005）的密集译介，在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将列斐伏尔裹挟在内的后现代地理—空间思潮，而后才是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2008）等专著被译入。其中索亚对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后现代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者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索亚反复声明“最有趣和最具洞见的空间及空间性的思考新方式”来自后现代主义，并明确以列斐伏尔为路径通向在“真实/想象”之间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间”,进而借道博尔赫斯小说，认为“将《阿莱夫》的意义与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联系起来，可以从根本上打破空间知识旧的樊篱，强化我所要说的第三空间的彻底开放性”，由此以审美方式完成对列斐伏尔的后现代再生产。索亚开放式的“第三空间”显然不是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也不能等同于后者的“表征性空间”。但经由这般后现代解读之后，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常被直接或间接地以索亚的审美方式简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误读与误用。 

　　 其次是社会和都市“空间生产”的文化转场。索亚以“他者化—第三化”方式将列斐伏尔引向后现代差异文化政治，围绕种族、性别、阶级等与社会空间密切相关的主题，构成了空间理论与“文化研究”相勾连的向度。这一向度既使得列斐伏尔在空间视域下的文化研究中屡屡出场，也构成了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认为，在都市文化研究中“无论怎样强调亨利·列斐伏尔的思想及其巨大影响都不会过分”，但该著在以列斐伏尔开场之后便进入“第三空间”，遵循文化政治的路径探讨都市空间与后殖民、性别及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外，列斐伏尔在中国更多是作为理论视域被直接引入都市文化研究的。2008年汪民安等人主编的《城市文化读本》和薛毅主编的《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共编选了列斐伏尔的近十篇著述，且都以“空间/政治”关系为脉络，这与勾连“文化研究”的理论向度主题不同、但思路趋近。这样的思路也表征了都市文化研究中列斐伏尔的理论位置，即他总是在政治经济学定位下被宏观地“前置”，从而与齐美尔、本雅明等人关于都市感知和空间体验的微观美学形成视角错位和互文参照。“空间生产”作为列斐伏尔的标签已然成为流行的宏观理论范式，在此之下对都市空间形态的文化解读，以及都市场域中的文化现象研究，都容易背离列斐伏尔——列斐伏尔时常警惕“无所不包”的“文化”范畴，认为其容易导致以空间的“文化模型”遮蔽空间本身。 

　　 最后是“空间转向”之下的理论研究与批评转场。2005年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补充了“空间理论”作为最后一章，其主题从福柯到列斐伏尔，再由索亚“第三空间”和《阿莱夫》而“重读文学空间”，显然依循了后现代美学的思路。作为学术性较强的理论教材，该著广泛开启了文艺研究的空间视野。然而，在“空间转向”之下的相关文艺理论研究中，对列斐伏尔总是重视不足、阐释不够。此外，列斐伏尔也在西方学术界“地理批评”和文学空间研究的新语境下被携带转入中国，但大致而言，列斐伏尔在其中常作为启发性的理论视野而非主要的思想资源，因此也未能引发国内学者的进一步重视。与此同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却在批评场域中形成了流行的研究模式。陆扬指出，到《空间的生产》英译出版及索亚的《第三空间》问世，“空间转向为文学批评所提供的理论积累，至此可谓水到渠成”，但由于缺乏全面引介和深入研究，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在大量的批评实践中，常被以“索亚式”思路简化为“物质/精神/社会”之类的三元模式，进而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在以空间为主题或以“第三空间”为视角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总体看来，列斐伏尔空间思想在中国的审美/文化转场往往未能切近列斐伏尔本身，转场效应也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内涵抽象而外延宏阔，其启发意义和阐释效力被不断地引申和泛化，同时与新颖、深刻的“生产”概念相结合，便使其在当代社会的“空间化”浪潮和文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热潮中成为流行视角或趁手工具。另一方面，列斐伏尔以“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的辩证法为典型的系列命题且表述晦涩而诡谲，存在多维解读乃至误释误用的可能性，尤其在经过多重跨域“旅行”而置身当代中国社会空间和历史文化语境时，这种可能性在传播与接受、理论与现象、阐释与语境等张力交织中进一步复杂化了。 

　　 四、走向“空间感性学”：普遍意义与中国语境 

　　 究其要旨，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是围绕“社会空间”作为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具身场域而展开的，他将社会“空间化”的同时也将空间“社会化”，其视野涵括了作为审美文化场域的文学空间。而在“空间转向”之下的审美/文化转场中，列斐伏尔或被精细“重构”与有意“改写”，或被粗放“挪用”与无心“误读”，其作为理论对象和批评视角，似乎总与文学研究构成一种偏于外在的关系，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看起来总是与文学若即若离。实际上，就文学与空间内在的构成性关系而言，首先是文学文本作为一种审美“地图”，其中表征的客观实证空间与主观想象空间一体难分，“一切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空间描写，也都是‘文学地图学’”；而从更本源的层面来看，文学审美活动无法摆脱空间维度，它总是嵌身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空间及其交互运作机制中。因此，探寻文学与空间的关系，首要在于廓清勾连文本内外、融合诸空间维度的审美发生和运行机制，阐明一种“空间美学”。对此，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已然以辩证方式打开了极具启发性的视域。 

　　 首先，列斐伏尔强调在辩证中回归感性的“表征性空间”。“表征性空间”与理性化、概念化的“空间表象”及更具物质性特征的“空间实践”相区分，它是充满想象和象征、有生命活力和情感内核的体验空间，“它包含了情感的轨迹、活动的场所以及亲历的情境……可以是方向性的、情境性的或关系性的”。因此，列斐伏尔虽然对空间展开符号学、语言学解读，但反对把在空间中的“栖居”还原为一种对空间的“阅读”，强调可感知、可体验的空间“肌理”（texture）而非其“文本”（text）。其次，列斐伏尔对“高估文本”的审美形态保持警惕，认为语词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空间表象”蕴含着概念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机制，而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戏剧等作为“非词语”的表意系列，因其空间性、体验性而可成为“书写物”的反思参照。最后，列斐伏尔提出在“表征性空间/空间表象”之间辩证生成的“第三空间”，并以剧场空间为典型：“在剧场空间里，虚幻的和真实的对应物相互影响，凝视和幻象相互作用，幻象中的演员和观众，角色、文本和作者汇聚一处，却永远不会融为一体。通过这种戏剧性的相互作用，身体能够从一个‘真实的’直接体验到的空间（乐队池、舞台），进入一个感知的空间——第三空间，它既不是舞台的空间，也不是公众的空间。同时兼具虚构和真实，这种第三空间是经典的剧场空间。”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作为第三空间的剧场空间既都不是，但又都是“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前者对应于舞台空间，后者则是通过戏剧行为本身而被确立起来的“那个注入作品和瞬间中的、被间接却又直接地体验到的空间”。 

　　 由此可见，较之索亚他者化、开放式“第三空间”对后现代式审美路径的依赖，列斐伏尔的“第三空间”更进一层，其所直接阐明的就是“审美/美学”自身的空间，也构成了一种关于“空间”的美学。而恰如现代都市常被视作展演历史和人生的“舞台”和“剧场”，我们可以将列斐伏尔的“剧场空间”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而非隐喻层面延展其空间美学内涵，这种空间美学既关涉齐美尔或本雅明式的都市与空间体验，也勾连布朗肖或巴什拉式的诗性文学空间。与此同时，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始终高扬“身体”，认为空间始于身体，空间秩序只能根据最切近的秩序即“身体的秩序”来解释。在他关于空间生产的辩证考察中，既循现象学思路、以身体为中心谈论人在空间中的感知与体验；更以尼采式的激情将本能、欲望、日常身心节奏与“表征性空间”生产贯通，使得“感官身体”与马克思式的“劳动身体”相互交会，在“爱欲与斗争”中强化“差异空间”生产，彰显他一以贯之的批判立场。因此，与其说列斐伏尔是在空间辩证中生产“空间美学”，毋宁说是在空间/身体交会中生成一种更具本源特征的“空间感性学”。 

　　从这种辩证生成的“空间感性学”反观其美学思想历程，可以更好审视列斐伏尔美学思想的总体风貌及其启发意义。不仅可以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看作其空间思想的“先声”和“序曲”，在其中追溯“后现代”时空转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缘由；更进一步来看，贯穿列斐伏尔都市和空间主题的批判旨归，与他前期关于异化和“总体人”的人道主义存在论美学密不可分，其背后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实践论的革命战略，又有发端于超现实主义及尼采式的美学思想，这些也是构成其空间感性学的内在维度。因此可以说，“空间”作为列斐伏尔思想的集大成所在，也是其美学根脉的缘生之境。 

　　 近年来，国内对列斐伏尔空间美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展开，如路程探讨了尼采对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影响，并围绕“差异性空间与感性回归”等线索论述艺术、身体、差异与空间的美学关联。此外，对列斐伏尔早期美学思想的重新关注，以及对“节奏分析”的理论研究乃至对其晚期思想的整体性考察，都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列斐伏尔的美学思想研究。而随着《日常生活批判》（2018）、《都市革命》（2018）特别是《空间的生产》（2021）中译本的面世，列斐伏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正走向新阶段。尤其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系在2019、2020、2022年举办了三届以列斐伏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既在历史视野和多学科交叉中推动了列斐伏尔思想的系统和深入研究，也在传播应用、语境反思和本土化追求中不断地彰显列斐伏尔的当代意义。因此，立足中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再访”和“重审”列斐伏尔，并在跨域对话中“重构”和“再造”新的话语空间，是列斐伏尔“在中国”的当代旨归。 

　　就目前文学研究的前沿而论，当西方“地理批评”和文学空间研究方兴未艾并不断进入中国之际，在具有中国本土化追求的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建构中，列斐伏尔具有范式论意义的空间思想一直被忽略。基于传统人文地理学空间观念、追求与文学史学科并立的“文学地理学”，以及归属“空间阐释学”谱系的“文学地理学”和追求超越传统与西方的“新文学地理学”等，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实际上，对本土性话语的强调，往往也容易造成对普遍性视野的遮蔽，进而失却对现实语境的辩证考量。 

　　若进一步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将更加彰显列斐伏尔空间美学思想的参照价值与对话意义。从迅猛的都市化进程所引发的城乡空间内外的社会变革，到高铁干线和密织的高速公路网络所带来的巨大空间格局变迁与流动性生产；从智慧城市、智能产业与数字化“元宇宙”引发的“后地理”空间生产和场景再造，到5G通讯、智能手机、线上消费与短视频、直播所带来的时空距离重构和日常生活再造——多层面、多维度的空间新境况交织叠加，不仅使人们通过在其中的亲历与感性体验，重塑了自身的生存经验、情感结构和审美机制；也生产和表征了复杂多样的审美和文化形态，形成了一系列有待进一步阐释的美学问题。对此，列斐伏尔更具本源特征和普遍意义的空间美学思想，或许将是需要深入发掘、可勘进一步对话的思想资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