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发表在《钟山》。这部56万字的小说文本发表后，在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社会性阅读口碑也屡创新高。我们不能忽略《有生》发表的节点——从题材角度而言，一方面“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民族寓言、家族史诗如群山连绵”，民族视角下的宏大叙事不胜枚举，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曾经被誉为百年中国文学主潮的乡土文学正在历史性地溃散，“乡土文学作为百年中国主流文学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就文学发展现状来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对乡土的、长篇的、严肃的文学造成了巨型壁垒，在碎片化、倍速化的读屏时代，《有生》却能够多次加印，以“破圈”的姿态横空出世；循着历史的线性坐标看，此时人们也更注重关于生命本身的存在、力量、意义的内转化思考。总之，在民族话语、文学语境和时代事件三个维度上都处于百年变局的交点上，《有生》通过祖奶乔大梅曲折传奇的百年人生和她作为“接生婆”接引上万人到世间的经历，呈现出的是一部有别于中国乡土文学传统的万物众生相，也是一部回归生命主体、而非历史发展定义下的“内转化”叙事，在个人史、地域史、心灵史、民族史的递进中展开了一次关于史诗化叙事的突围，特别是在乡土经验的视角、女性意识的呈现、抒情变奏的美学特征等方面凸显了作者在文学表达中的有效探索。 

　　一、缝隙的张力：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乡土经验 

　　《有生》讲述了祖奶乔大梅从河南虞城逃荒到河北张家口，落户到宋庄后的成长、生育和接生的人生经历。小说以此为主干、以她接生万余人中的五个代表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的故事为枝干，并由此蔓延开，形成了一个从“伞柱”到“伞骨”再到“伞布”密合交织的“伞状结构”，建构起一幅以祖奶为核心人物、以亲缘和乡情为伦理结构的百年乡村图景。 

　　 “德里达说：只要人们稍加反思，便会觉察到隐藏在结构背后、那种对于中心的狂热向往”。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中国的百年事、乡土事，无论是记录、赞颂，还是反思、批判，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进程总是以舍我其谁的面目，充当叙事的主体和动力，“许多年以来，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文以载道”的传统不仅是作者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的表达，更显示出历史惊人的吸附力，而这里的“历史”所指称的已经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面向历史的叙事与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逐渐重合。当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消费主义的流行也曾促成了个人化、私语化的“小叙事”对抗或解构宏大叙事，但那是变换了文学焦点的结果，是文学受到大众文化刺激后的叛逆和逃逸。在这样的前提下，小众化、个人化的叙事即便自称为“史诗”，也往往难以获得认同，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传统依然是把“大历史”作为前景和重要内容。 

　　 而在皇皇近六十万言的《有生》中，胡学文并没有把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余年的历史与中国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百年民族史相重叠，作为国家话语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退隐在栩栩如生的人物、鲜活温热的记忆之后，成为一块深邃而稳重的幕布。在乔大梅的记忆中，跟随父母北上逃荒的那年，“朝廷又换了皇帝，据说才三岁”。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对于十岁的祖奶而言，仅仅是有些“特别”的年份，这个“特别”与新皇帝登基的唯一关系，更多是父亲认为这是母亲怀孕的吉兆；而真正“特别”的则是难产的母亲撒手人寰给乔大梅带来的“如刀刮骨”的童年创伤。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小说中表现为宋辇条被日本兵祸害了的胡麻油、接二连三响起的枪炮声和“日本人打到了沽源，距宋庄不到二百里”这样克制的陈述。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则显示在喜鹊成长的年轮中。她觉察白凤娥背叛羊倌的重要证据就是白凤娥总去供销社买胰子。心虚又恼羞成怒的白凤娥杀害羊倌未遂，与奸夫被判刑入狱的那年，“喜鹊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心深似海”。喜鹊到张家口闯荡，认识了在古玩市场摆摊儿的黄板，发现他晚上还能把烤串当作副业，也反映出了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十年之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推进、社会各行业的剧变都没有以正面场景的形式出现，小说丈量这十年时间的尺子，不再是国家历史的官方记述，而是羊倌一年两次去探监的频率，“他去两趟，她长一岁。在她二十三岁那年，白凤娥出狱了”。以个人记忆和情感体验代替“大历史”的规定话语，是《有生》对于民间性和抒情性的自觉，同时也是胡学文对宏大叙事强大的赋义功能所保持的警惕。可以说，在公共性的历史与个人性的记忆形成的缝隙中，乡土经验具备了丰富和膨胀的空间，也具备了陈述“百年中国”的辨识度。 

　　 开掘历史与记忆的空间，能够对抗历史与记忆的重合。长篇小说作为社会宏大叙事的重要载体，历史或现实总要显现其中。《有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通过祖奶这个“接生婆”的人生自述找到了“个人”介入“历史”的通道。祖奶作为一个接生婆，一方面这个手艺使她具备了一个超广角的视野，拥有了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往的机会——她为母亲接生（协助），为乡亲、乞丐、财主接生，也为都统夫人、县长夫人、日本军官夫人接生，由此她得以进入中国百年社会最底层、最原生、最真实的褶皱之中，具备了进入和转述乡土经验的能力。另一方面，接生既给祖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广泛性、放射性，或者说这里面包含着充分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同时，“生”还赋予了祖奶作为一个主视角的超稳定性，即在现代医学发展和普及之前，生育是超越一切人为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历史因素的主题。斗争、战乱、动荡、政权更迭等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改变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重大事件，对生育自身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无论什么时代，接生与生育一样不会有片刻停止，这种源于自然的、生生不息又不可阻滞的能量不仅诠释了生命之神圣、生命力之坚韧，也保持着祖奶与百年历史的不可割裂，保持了以祖奶为核心的乡村人物谱系与其所处的乡土世界、与隐藏在幕布中的“大历史”的同步。 

　　在祖奶这个主视角之下，小说还设定了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五个视点人物，他们作为祖奶接生的11986人中的代表，与祖奶之间既有一种无法替代、无比亲近的关系，又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中踽踽独行。祖奶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却被接生的人悉心供奉，待如神祇。在这里，血缘的空白和乡土伦理的修补形成了新的叙事缝隙，先后失去的九个子女（一个不知所终）是祖奶一生苦难的象征，而真正承续祖奶生命信仰的是如花他们以及他们的生命“伞布”延伸到的更多生命。在这里，家族历史与祖奶记忆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的张力则显现在，民间视野下的百年历史中还隐藏着（或作者建构了）以一个由生育而非血缘、地缘组织起的伦理差序格局。当然，作为一个精神的喻体，一个与民族同构的人物形象，命途多舛的祖奶与多灾多难的乡土中国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 

　　需要指出，《有生》与《白鹿原》《古船》不同，它“并不是一部家族百年叙事，它讲述的是祖奶的百年人生，而不是乔氏的家族百年”，祖奶挣脱了家族与国家、民族的同构关系，她本人以“生育”为暗号构建新的情感链条，召唤了新的社会成员，形成了新的乡土人物谱系，所以《有生》很难说是一部家族史，但是它仍然是个人/职业身份的生命史，是民族的心灵史。这样的视角设计解决了胡学文“突围历史决定论的围困，而不是历史本身”的难题，同时，这也反映出乡土文明溃散过程中作者对中国稳定的文化结构的再次检视和淬炼，或许也是城市文明建构的进行时态中，他对当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品格的假设或预期。 

　　二、女性的显现：现代视角下的反控制叙述 

　　《有生》是一部生命之书，也是一部女性之书。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和绝对主角，乔大梅，应该说成为祖奶之后的乔大梅，是以乡村图腾的形式、以“女神”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的，她的传奇经历、坚韧品格、老而不死、格外长寿等特征都为她的生命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如同她的接生老师黄师傅头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光晕。而在乔大梅成为祖奶/女神之前，她也是一个女人。作为个体的女人她父母双亡，遭土匪强暴，嫁了李大旺、白礼成、于宝山三任丈夫都死亡或失踪，生下的九个子女中，八个死去一个不知所终。然而命途多舛的她在三段婚姻中都享受到了夫妇之间和家庭中的尊重、爱护和美好。老实木讷、不解风情的李大旺惦记着给她折爱吃的酸柳，白礼成曾和怀着白果的乔大梅在自家院子甜蜜蜜地打情骂俏，至于第三任丈夫于宝山，则是她在失去了几个孩子后，迸发出了以生命对抗死亡的强大动力和主动追求：“死神夺走了五个，我要生更多的孩子”。生育，在乔大梅这里，已经与《白鹿原》中白嘉轩死去的妻子们，与《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发生了根本的不同。乔大梅对生育的渴望和痴迷，不是源于传宗接代的礼法压力，而完全是她自发的、原生的对于“生”的反面——“死”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那更像一场战斗，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我再没有退路。” 

　　女性主义研究者曾在21世纪初提出“一百年，走到了哪里”这个命题，她们认为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背景下（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年，以及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的一百年），这两番历史巨变“将女性群体从社会—文化那看不见的深处裹挟而出，从混沌的文化无意识深海浮出历史地表”，却又尚未变成一种明确的、可以冲出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的群体无意识。然而，《有生》中生于1900年的乔大梅在成为妻子、母亲、“接生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觉和执着，与其被解读为生命力的极度充盈、“一根筋”式的朴素表达，倒不如先把祛魅后的女神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 

　　 在还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女性面对世界的差异化经验。她实践生育的一生既包含了“女性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心理和生理机制”，同时也解决了她自食其力的经济属性和交际、声望带来的社会属性，而这已经包括了女性意识的基础性内涵。乔大梅甚至已经从旧时代女性的两条出路中突出重围：她既不是以男性角色出现的披挂上阵、杀敌立功的花木兰、穆桂英，也不是以娇弱贤惠的传统女性出现的刘兰芝、赵五娘。接生婆因其包含的专业知识让乔大梅具有了近似职业身份的社会属性，但又不是属于她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因为接生与种地、擀毡、卖包子不同，通过接生换来的报酬“喜费”不但数额并不固定，而且常常以面、盐等生活用品充当。这种并非职业的手艺硬是让祖奶干出了事业的味道，“有接生的上门，我就把他（白礼成）的劝诫和警告丢到脑后，没有任何人能拦住我”，抓住产妇双腿那个时刻，“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心无旁骛，牵拽我的只有产妇和她腹中的婴孩”，接生这个民间营生充满了信仰的力量，“接生婆”这个身份为女性的情感体验、价值认同贡献了天然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作为一个从封建社会走来并且没有受到新文化启蒙的女性，乔大梅身上的主体性、自觉性及其体现出的充沛的女性意识，当然与传统文化中的勤劳善良、自尊独立、坚强忍耐等民族美德分不开，但同时也反映出胡学文在塑造祖奶乔大梅这个形象时强烈的情感倾向。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倾向理解为胡学文对现代性的割舍，或者是通过生育叙事对女性叙事、女性意识进行了部分的自我更新，毕竟他以往作品中的乡村女性，常常面临男性的占有和伤害，从身体到心灵都未曾或者很少显示出自觉的独立。不过，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有生》中的女性意识在作者细密周到的叙事中已经被读者成功接收，正如黄发有所说，《有生》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性别对话小说”，它对女性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尊重。 

　　小说借方鸿儒之口对小说主题进行了提示，指出哀伤和焦虑与人形影不离，是我们当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哀伤与焦虑及其背后的人生困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女性色彩。《有生》中的女性是丰富的、强烈的、完整的、强悍的，男性的存在感却短暂、模糊、飘忽，性别对话往往处于失衡状态。祖奶的三任丈夫都以过客的面目或死得惨烈，或走得决绝，即便白礼成与祖奶情深意笃，也始终放不下白果死在接生途中的心结，最终离家出走，留下长寿却孤独的祖奶。喜鹊是一个遗传祖奶精神特质的形象，她勇敢、热烈、泼辣，但是她的悲情要么是由于男性的缺位，要么是由于男性的侵害，懦弱的羊倌父亲、孱弱的弟弟和野地中“不知名”的施暴者显然无法正视喜鹊散发的光芒。 

　　 在目录结构的二十章中，祖奶作为“伞柱”占十章，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各占两章。作为“伞骨”的五个视点人物三男两女，各有命运、各有悲欢。实际上，当“蚂蚁在窜”这一显要的意象把祖奶和其他主要人物的困境进行勾连时，女性作为核心的情节参与了焦虑的组成，并用女性的方式规定了未来的无解，加剧了困境。既温润如玉又浪漫如斯的钱玉像他为如花放过的烟花一样，稍纵即逝，而如花却长久地活在她幻听出的“钱玉的声音”中，几次流产的经历让她不能生下“钱小玉”作为新的念想，而只能生活在乌鸦附体的想象里。毛根和罗包是男性，但毛根的困境除了儿子毛小根的病，便剩下了他对有夫之妇宋慧既强烈又压抑的痛苦恋情。潜心于豆腐制作又衣食无忧的罗包，既有麦香不能生育的无奈，也有与安敏组成“地下家庭”的见不得光的苦闷。除此之外，乔石头强奸喜鹊的暗黑秘密、杨一凡与养蜂女的神秘纠葛、李桃与姑姑李二妮似曾相识的悲惨命运等，由生命和生育组织和扩散开的宋庄史是一部有关生死、土地、活法、尊严的心灵史，字里行间都是女性的存在和呼吸。在宏阔的叙述中，女性不再只是作为一种点缀、一个情节、一类人物形象，甚至不再只是历史和时代变迁的镜子，而是作为一种存在、一种态度、一种权力。小说文本对女性经验的倾听和应答，是对女性历史性失语、阶段性失语的抗拒，女性立场参与决定命运走向，女性书写在反控制的叙述中向前进了一步，这在表面上是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叙事，其意义则是胡学文对宏大叙事、乡土叙事的思考与探索。 

　　三、必然的抒情：主体、节奏与其他 

　　 进入21世纪后，现实主义视阈下的乡土叙事不再主导多元的文学格局，乡土文学或作为宏大叙事的农村书写，或作为精神原乡、文化归宿的讲述都走向式微。经过百年的发展，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乡土文学在当代社会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不但很难表现出“历史的整全性”（陈晓明语），而且在写作中更难以表现出创新性和超越性：一方面在文学地理学的语境下乡土文学的风景、风俗和风情已经被基本覆盖，如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冀中、贾平凹的秦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另一方面，就历史的规定性而言，无论是土地上的生死挣扎、农民的质朴本真，或者对乡村给现代人带来精神慰藉和历史反思，都已有过充分的表达。那么，作为一部面向乡土、跨越百年的长篇小说，同时也作为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文学作品，《有生》既然把历史的必然性隐匿于叙事之下，无限淡化“史”的具体呈现，那么，它就必然要在“诗”的表达上寻求突破，要靠近“诗”的审美方式和情感节奏，以抒情化的视野进入对生命繁育、生命更替与生命困境的言说，因此《有生》持续而充沛的抒情是必然的美学选择。 

　　 《有生》中存在一个庞大的抒情主体，围绕宋庄的日常生活营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诗学。祖奶虽然是一个垂暮之年卧床不起的老人，她不能说不能动，无法用语言进行沟通，却进行着最持续、最顽强的情绪表达。“蚂蚁”作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首先成为祖奶的抒情通道：听到如花哭诉乌鸦被毛根打死时，蚂蚁在窜；闻到因宋慧喋喋不休而烧干了水壶的煳味时，蚂蚁在窜；想到自己接生第一次失手就是为小姑子李二妮接生时，蚂蚁在窜；感受到孙子乔石头一意孤行建“祖奶宫”并仇恨那些伤害过祖奶的人时，蚂蚁也在窜……作为昆虫的蚂蚁给皮肤带来的刺和痒，虽然只是日常生活中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在不能说不能动的人那里，却成为长年累月困扰她的痛苦，这种烦躁不定和焦虑不安虽然如羽毛般轻微，但它们一次次毫无征兆地从天而至，让人无能为力、绝望至极。在这里，“蚂蚁”指涉相互抵抗的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因人的困境导致的不安体验，另一方面则是象征孱弱渺小的人本身。蚂蚁当然不是宋品到来后的无意发现，对祖奶而言，蚂蚁并非可有可无的偶然事物，它最早出现在母亲因难产撒手人寰的时刻，“先是黑蚂蚁，接着是白蚂蚁，红蚂蚁，密密麻麻，浩浩荡荡。蚁群在母亲细瘦的胳膊、隆着的小腹及翻卷着血污的双腿间爬窜寻嗅”；又出现在逃亡途中遇匪暴毙的父亲身上，“让我惊骇的不是被血浸透又干结的血衣，也不是父亲苍白的脸，而是在他胸前奔窜的蚂蚁大军”；后来还常常出现在她的噩梦中，“最可怕的一个梦是白天做的，两只半人高的蚂蚁剖开我的肚子，揪着胎儿的胳膊，夺路飞奔”。 

　　“蚂蚁在窜”的出现和重复既是对祖奶焦虑体验的描摹和叠加，也是对祖奶童年创伤体验的溯源和呼应。蚂蚁既是祖奶作为一个普通乡村女性“命如蝼蚁”的象征，也包含着她生之顽强的精神之光，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视点人物中，“重情”则是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他们不仅憧憬爱情，对宋庄土地上的人与万物都表达出直抒胸臆的热爱。看见花就迈不动腿的如花，能够分辨牡丹和月季开花时的声音，钱玉死后，悲痛欲绝的她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丈夫的心愿——照顾钱宝。罗包喜欢麦香，连她跟南方侉子私奔过也不在乎；他热爱做豆腐，每次都多留一锅，因为宋庄人买不到豆腐的失望表情让他不安。喜鹊为懦弱的父亲出头，给幼小的弟弟改名，还给受伤的喜鹊鸟包扎伤口，经历了白凤娥对父亲的谋杀未遂，她不仅毫不胆怯，还把自己的名字由“树枝”改成了“喜鹊”以明志。 

　　 最突出的是北风，虽然他不如其他四个人物与“伞柱”——祖奶的生活交集更多，也不如他们与祖奶的情感交织更自然，甚至在小说中有种遗世独立的突兀感，但作者给了他一个“金手指”：他白天是镇长杨一凡，晚上才是诗人北风。让他失眠多日的“咔嗒”“咔嗒”声不绝于耳时，养蜂女离奇失踪时，乔石头跟他讲买下垴包山时，跟阎有道谈论失火案时，去拜访方鸿儒时，伴随着这些让他陷入焦虑和困境的场景一起出现的，是他自己写的诗行：“琴弦断了/没有血滴/荒漠里/骆驼跪行，流沙呼吸”“大雁南归/天空没有路标/忘却猎枪/忘却干涸的河”，小说把最抒情的文体引入文本用以抒发人物感情，写诗成为他对抗焦虑的唯一途径。然而胡学文犹嫌不足，在《有生》下卷的“北风”一章中，诗歌从北风的原创直接升级成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窗》，在经典的诗意氛围中成就了《有生》作为生命诗学的仪式感。 

　　当然，在作者这里，热烈奔涌的情感与内敛结实的叙事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反而是一组彼此借势、相互激发的审美存在，它们以互文的方式建构起极富层次的美学风格，呈现了一个多声部的抒情现场。为了体现小说的抒情风格，作者常常变换叙述节奏，使文本内部具有一种连续、错落的流动性，一方面丰富情节的完整，推动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平铺直叙的苍白无趣。祖奶的降生在小说中本可以一笔带过，特别是在祖奶的回忆视角中，自身的诞生是一种只能通过他人转述的经验，但是小说中打开了祖奶的“超限”视角（王力平语），用想象填补了母亲临盆的画面，焦灼不安的待产妇人，水塘里聒噪喧天的蛤蟆，近处的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尽头的路让祖奶的降生成为具体的场景，母亲的疼痛与汗珠，父亲被母亲叫声击打着心脏变得真实而可感。 

　　 在故事的推进中，胡学文常常收回祖奶的想象，在全知视角的加持下为小说节奏提速：“只是她（如花）绝不会想到，四年十个月后，她的乌鸦丈夫将被毛根射杀。”“那时，罗包并不知道一个叫安敏的女人将让他的人生转向。”“就在她沉浸在鹊声的海洋时，凶险突至。”然而，这种提速只是一种预告，并不是“强情节性”的彰显，提速后的作者往往笔锋一转，就进入了另一视点人物的生活中。或许这种延宕感还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胡学文还在结局制造了整体的未终结性和不确定性。比如，罗包与安敏能否成为真正的家庭？困扰杨一凡的养蜂女是否葬身火海？神秘的“蜂王”信息又是何人所为？垴包山开发了吗？毛根和如花会不会坚持反对？这些本应作为结局的内容在小说的情节链条上被抽走了。显然，作者能够超越叙述视角在故事未发生时给出一个想象中的完整，也可以戛然而止在小说结局处给出一个确定的悬念，悬念与答案的位置被重新洗牌，成为小说通过叙事完成的一种抒情变奏。 

　　共同完成《有生》抒情化风格的要素还有很多，比如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比如小说对宋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的摹写，比如飞走的白杏、失踪的白礼成，以及通晓人性、有所隐喻的乌鸦、喜鹊、蝴蝶、蜜蜂……在抒情化的叙事和修辞中，人物的感官全部被打开，每日“闻”饭的祖奶，北风失眠时唯一的“咔嗒”声，罗包受到吸引的香味，白礼成无可救药的痒，还有亦真亦幻的蚂蚁在身体的窜行，《有生》的世界是一个万籁有声、充满生机的世界，胡学文也在打开所有感官的过程中打开了一个幸运的盲盒：读者不再需要一个所谓的结局，而抒情过程中生活经验的扩展，以及对人的灵魂体验的洞察和想象，成为《有生》的重要精神价值。 

　　结语 

　　文学的史诗结构和史诗情结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更替的重要表征之一。随着技术革命和媒介迭代的到来，传统经验的贫乏和贬值会与日俱增。《有生》通过祖奶“接生婆”视角不但呈现了充盈的个人经验，同时也借助“伞状”结构的严谨和巧妙在生命的主题下建构起新的视角，宋庄人在逆境、困境中的坚持忍耐与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话》）、本德伦一家（《我弥留之际》）、老人（《老人与海》）以及《喧哗与骚动》中的人们一样“苦熬”，而这种“苦熬”恰恰是充满人性光辉的、世界性的生存宣言，这种“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传统文化与个体精神、家族传奇与家国情怀统合在一起”的文学书写，也必将因其在视角、结构和抒情方式上的创新成为有别于以往的另一种史诗。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