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而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之所以在“四个自信”中更具基础性，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以中华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为依托形成的，在不断求新求变的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鲜明底色，具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曾经发挥过的作用，以及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就文化自信的根基、内在逻辑与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强调“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变革的进程，正是这种文化主体性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撑，“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而“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这些论述，将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这三个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关联了起来，理论逻辑步步深入，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化观，涉及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论题。 

　　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与阐释中，“文化自信”与“第二个结合”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相对而言，对“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还比较少。本文试图就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逻辑及其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加以分析，并结合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实际，谈谈加强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主体性问题提出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人类学家的视野里，不同民族的区分，主要是通过文化的区分完成的，是否具有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是否独立自主的标志，一旦失去了文化主体性，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将很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可能是被外族武力征服的结果，也可能是某种强势文化侵入的结果。进入近代以后，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之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果不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盲目追求西方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就可能会迷失。因此，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坚持自身的文化立场，就成为许多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光辉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超地域的文化归属感。康有为曾说：“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春秋》之义，唯德是亲。中国而不德也，则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则中国之。”这种把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分视为文明与野蛮之分的观点虽然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偏见，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以文化内涵，而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界定中国的思想，却是古已有之，且深入人心。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中国，其背后联结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贯穿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生活态度、精神气质、艺术传统与哲学观念，这些因素仿佛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而且，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历五千年而绵延不绝，不仅得益于其文化的稳定性，还得益于其文化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中华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并非因循守旧，虽然特色鲜明，却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变通，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具有自己的主体性的重要表征。 

　　 然而，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先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后来又经历了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经济的侵略，以及维新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挫折，许多觉醒了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原因，这种反思逐渐地由器物转向制度，进而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把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简单地归因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今日风俗之坏、人心之坏，学问之无进化，谓孔子之为厉阶”，以至于到后来有人喊出了“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的主张由此形成一种贬低中国自身传统，推崇西方文明的思潮，用胡适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面对自身文化传统时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影响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陈独秀在1923年的时候就讲过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无异于“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瞿秋白也曾讲过：“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礼教伦常，固守着无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这些话虽然都是在特定语境中面对特定的问题讲出来的，并不代表他们文化立场的全部，但也是他们在当时情境中真实的看法。这种文化立场曾经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传承受到威胁，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之间出现了断裂，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被削弱。而文化主体性的弱化，严重阻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脚步，是必须面对的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在实现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影响力明显上升的背景下，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就显得更为重要与迫切。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凸显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论述，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 

　　二、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 

　　 一百多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当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对待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重大理论问题。对此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现实语境，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会提供不同的答案。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几个方面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强调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论述中，展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更加成熟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要求站在中国自身的文化立场上看待文化问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包含独特的中国智慧，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的文明史，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化也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则应当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就是它在5000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虽然多次与外来文化相遇，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都没有失去自己的本色，而是在与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使自身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不仅体现为文明内部形成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局面，而且体现为不断接纳外来文化，对它们加以吸收与转化。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转化，是建立在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维护自身的文化利益之上的。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上，中华文化也曾遭遇过外来文化的巨大挑战，面临过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最终并没有被外来文化打败，而是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这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坚韧，也得益于许多仁人志士对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存在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当然，维护文化主体性，绝不是要采取一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文化态度。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应用、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没有文明间的交流互通，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也就没有中国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但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时，确实存在如何维护自身文化利益的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文化利益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文化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事关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事关国运的兴衰。而文化的繁荣，既需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更需要有民族文化之根作为支撑，只有维护了文化主体性，才能使当代的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利条件。 

　　 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不仅是内部文化建设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文化的国际传播。而在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凸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中包含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要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大文化传播的力度，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要进行国际文化传播，更加需要强调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在追求“走出去”的时候，要讲究叙事的策略，采取开放与对话的态度，适应不同的文化语境，但是不能把中国文化完全包装成肤浅的商业文化，不能在国际化的名义下将中国文化进行“去中国化”的处理，更不能落入“后殖民主义”叙事的陷阱，以猎奇的眼光看待中国自身的文化，丑化中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如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时，要求从事对外传播的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段话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强调在进行国际文化传播时，要凸显文化的中国特色，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就当代中国而言，其文化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不仅应当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同时还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再到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有一个包含内在必然性的过程。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三、“新文学”的文化主体性 

　　 20世纪中国的白话“新文学”是随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五四”时期，文学是最为重要的阵地，也是成绩最为卓著的一个领域，曾经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革新立下汗马功劳。也正因为如此，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所留下的后遗症在文学领域表现得也就比较严重。如果说在其他一些领域，反传统主要表现为一种姿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当时的姿态也会逐渐改变的话，那么在文学领域，则已经把反传统的立场固化成了外在的形式：一方面，现代白话文学拒绝传统文学的主流书面语言——文言；另一方面，现代白话诗歌、小说、戏剧乃至散文，都有着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学相区别的文体形态，而这种文体形态直接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现代白话文学各种文体的产生，大多源自用白话翻译的西方文学。对国外文学的翻译不仅在现代白话文学史上最初的一二十年间占据了各种文学期刊与报纸文学副刊大量的版面，在整个中国“新文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这种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在许多时候，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的介绍，其主要目的并非是建构一门系统的外国文学史知识，而是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甚至是方向性的引导。因为不少人相信现代中国文学的根在国外，对作家而言，需要不断地从外国文学中获得创新的灵感；对批评家而言，没有国外的文学作为参照，也很难对中国的作家与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位与评价。这导致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中国的作家与从事“新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外国文学的熟悉程度，远远高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悉程度。 

　　 当然，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学”不可能与中国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及文学传统之间没有关联。实际上，现代白话文学所使用的白话，虽然与中国古典文学使用的白话有所区别，但仍然是汉语的书面语，其内在的语法、词汇、修辞方法，与包括文言与白话在内的古代汉语仍然属于一个系统，具有汉语的全部语言学特征，从而与西方的语言存在着类型学上的差异，这为现代白话文学的“西化”设置了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逾越的界限。而且，现代白话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的关联，绝不止于语言学层面，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美学精神、文学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了影响。但是，在文学观念层面，新与旧、文与白的二元对立在“新文学”百年来的历史上始终存在，把国外文学的新思潮当成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认识误区始终存在。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当代中国文学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真正融通始终存在障碍。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当代文学的文化主体性因此很难真正建立起来。 

　　 就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而言，文化主体性遭遇的挑战不仅存在于文学观念层面，而且涉及其整个话语体系。与中国“新文学”相伴而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不仅在著述的文体上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而且其使用的基本概念、运用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思维方式，也大多是从西方学来的，从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拉开了更大的距离。支撑起这一切的，是受西方影响形成的学科化的文艺理论、美学等知识体系。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文艺理论概念、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批评实践，但用西方的观点看，其概念是不成体系的，其方法是非科学的，其批评文本多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即使其中有个别的内容被吸收进了20世纪学科化的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当中，也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在这些领域里西方的理论话语占主导地位这一局面。在中国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但这些学问基本上被限定在古典学术的范围内，对当代文艺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与文学批评实践发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况且，这些领域的研究，许多时候也是按照来自西方的学术范式，甚至是依托西方的学术概念与学术方法展开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将其称为病态的“文论失语症”，并试图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解决这一问题，但收效甚微。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以及20世纪文艺理论学科体系的形成与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有效开展有着巨大的学术贡献，但是，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看，其问题也更加突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就更多。 

　　中国“新文学”自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的实绩上，也表现在与之相关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当中。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新文学”也面临许多困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则需要从原来新与旧、文与白简单对立的观念中走出来。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的话，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中国“新文学”也应当能够赓续中华古老文明，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是基于新的文化观念而产生的新的文学观念，这一文学观念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校正发展方向、寻求自身突破的十分难得的契机。 

　　四、文学界近年来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努力 

　　 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以此表明文学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呼应关系。其实在许多时候，是因为先产生了与某种时代潮流相呼应的新的文学观念，才促成了一个时代新的文学面貌。而且，一种顺应了时代潮流的新的文学观念一旦产生，一方面会影响文学创作的走向，另一方面也会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产生影响。在新的文学观念引导下，人们能够看到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潜藏着的新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重构已经形成的文学史秩序。新的文学观念还会通过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活动，影响作家的创作走向，对与之相适应的创作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文学史上，从远处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文的觉醒”，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从近处讲， 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学革命”，延安时期倡导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都可以作如是观。而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展开而逐渐生成的新的文学观念，其影响也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主体性正在得到巩固。 

　　 首先，在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受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传统文化批判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在这样的母题中，遵循传统道德准则行事的人经常被当成伪君子而受到嘲讽，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阻碍现代文明进步的力量而受到谴责，传统的生活方式则往往作为愚昧的标志而被否定。然而，近年来中国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许多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把仁义、守信、隐忍、内敛等作为一种美德赋予自己的主人公；在表现当代生活时，更愿意把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底蕴、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寄托呈现在作品中，使整个作品弥漫着一种“文化乡愁”。也有许多作品把传统文化当成直接的书写对象，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许多可以代表传统文化的符号：具有历史感的建筑、传统美食、民间工艺、纯朴的民俗，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有的作家使自己作品的语言体现出古色古香的韵味，有的作家则试图以自己作品的结构去象征性地表达某种传统哲学理念。而更深层的变化表现在，原先那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念被打破，站在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外俯视一切的态度在文学作品中已经比较少见，作家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更多的敬畏，具有了站在中国自身的文化立场上看待问题的眼光。有了这种敬畏感，有了这种眼光，即使对中国传统文化仍然采取批判与审视的态度，也与之前存在很大的差别。 

　　 与此同时，文艺理论研究的风气也正在悄然改变。让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回到中国古典文论的状态，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还不是离开了自己的文论传统，而是在引入外来的各种理论时，常常不加反思，把在特定语境中针对特定问题而生成的国外的文艺理论思潮、文艺理论观点当成前沿的、普适性的思想成果，用以对中国的文学现象，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进行命名、分析、定性，其结果常常是理论与文学现象之间的脱节，造成强制阐释。而且，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有相当多的人做的是理论移植与介绍性的工作，基于本国文艺创作实践、本国文艺学美学传统的独特的思考较少，理论创见更少。近年来，随着“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要求的提出，文艺理论界已经开始就理论的现实关怀问题、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当代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在不断吸收国外文艺理论新的成果的同时，面向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突出问题意识，充分利用本民族的传统资源，建构中国当代具有原创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这一切都表明，在新的文化思想引领下，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文化主体性正在得到巩固。 

　　当然，文化观念、文学观念转变之后，在当代的语境中巩固中国文学文化主体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需要作家、批评家、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躬身实践，同时也需要人们知识背景的转换，甚至是文学教育内容与方式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