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与2021年11月11日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了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的论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在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中的重要性。那么，“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文艺领域而言，如何将“第二个结合”转换为具体的文艺实践命题，使其发挥指导作用，更好启益于社会主义文艺新形态与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路径与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加以厘清。 

　　一、“结合”的原则问题 

　　“结合”的原则问题主要回答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结合过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念、确立什么样的基点，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启益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问题。作为一种根本原则问题，它虽归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路线问题，但也内在地包含了对百余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艺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古”与“今”、“中”与“西”关系的全新思考。 

　　百余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现代性历程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结合，应当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南，以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为基点，从文艺实践与文艺批评两个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资源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并在这一过程中择选、提炼、转化能够适应当下中国文艺发展的理论概念、命题。 

　　“两个结合”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如果说‘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基础和问题导向，那么‘第二个结合’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向度。‘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基础或实践依据；而‘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延伸和文化拓展。”“第一个结合”，是用现实的力量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第二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力量。在具体的“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魂脉”，并不拘泥于本本主义，而是通过中国化时代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获得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并不讲求复古主义，而是要通过当代化世界化，获得旧邦新命的创造力与生机。只有“魂脉”与“根脉”的结合，才能在文化思想与文化实践领域实现“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效果。 

　　对于中国当代文艺建设而言，这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具体结合过程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作为自明性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最终的归宿，真正的出发点只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只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南，以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资源中择选那些能够适应当下文艺实际、符合未来文艺发展趋向的文艺概念、命题，并以之为对象，通过实践阐释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结合”出中国当代文艺的新形态，建设当代文艺与文化主体性。相反，时下泛滥的那种复古主义保守派、西化主义激进派，乃至更为持久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论说，在当前的文明对话互鉴、文艺融通共生这一“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中，都无出路。 

　　“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不是某种特殊的经济社会或文化现实、文艺风尚，而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某一时代或某一时期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现实根基，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结合”的最坚实本体。这一本体内在地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一是影响至今的过往传统或历史。对于过往的传统或历史而言，它虽有着历史的惯性，但也包蕴着新的内容与形式。马克思就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在这里批评旧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那些处于法国革命中的人们的同时，实际上也暗示出旧传统必须承载新生活，或旧形式必须装载新内容，否则革命结不出果实的事实；而之所以还要从“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不是为了“辞藻胜于内容”，而是为了“内容胜于辞藻”，即“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马克思这种通过旧形式承载新内容进而发挥现实作用的思想，在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命题形式得以强化。后者所表达的意思正是：“我国的具体特点”须立为根基，“民族形式”作为具体的表现形式，虽也援引了传统的外观，但却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现实内容。此后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是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可见，过往的传统，由于其包含了民族的特点与民族的形式，因而只要其仍然属于活传统而非死传统，就依然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容。 

　　二是当下新生的社会实际。对于中国当下文艺与文化现实而言，其作为“中国具体实际”最鲜活的内容之一，既凸显了当下性，亦包含了长时段的内容，即它不是从片段的、特殊事件的角度，而是从未来的、整体性的角度，从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下的大文艺观视野着眼，强调文艺现实与文艺未来的意义。这种文艺现实与文艺未来，从宏观的角度看，包含了全球文明互鉴与文化多样发展语境下中国社会区域化与全球化相互濡染的事实；从微观的角度看，它包含了不同文艺主体与文艺形态在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与市场语境下博弈较量的事实。“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这两方面内容，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在文艺思想领域辨章学术、会通古今的基础，从而以现实为“师”，在具体的文化与文艺实际中传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成了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前提。这一前提要求我们根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当下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科学地辨析、择选那些具有生命力的概念、命题与范畴，并根据其过往的含义与今日的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此产生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中国文艺新概念、新理论与新范式。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深刻的反面教训：百年来中国文艺现代性发展中所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强制阐释”等诸多弊病，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一味“抄马”或徒求“媚西”，以致其忘却了中国文艺理论的中国性，而在于其远离中国文艺现实，抛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最核心的感兴传统与“诗文评”的经验主义特色，导致理论不接地气而发生“理论空转”，徒留理论的思辨与范畴的推演，失却对中国当下文艺现实的阐释力与诊断力。这样的理论或范畴，即使是观念“结合”成功的产物，也不会成为有生命力的概念，而只能成为自演性抽象话语，时过境迁便会束之高阁。从正面经验来看，当代中国文艺最大的实际就是传统文艺、类型文艺、网络文艺、人工智能文艺多元并存，文艺门类与文艺存在形态界限渐趋消弭，这一实际决定了我们不宜再采用一种现代学科分化意义上的门类“文艺”概念来评判新时代的文艺现实，而必须重启现代艺术门类分化前的“大文艺”观，重新梳理不同文艺门类的共性，并从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传播论、媒介论、功用论等文艺基本要素入手，归纳其基本理论概念与话语范畴，以此作为“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基点。 

　　二、“结合”的路径问题 

　　“结合”的路径问题主要回答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结合过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式（“技”）的问题。 

　　上文“结合”的原则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不是移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之“花”接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之“木”，也不是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概念中灌装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内涵，而是取二者为理论资源，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遵循实践阐释的原则，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单纯的“返本”不能“开新”，单一的“守护马克思主义”不能“保卫马克思主义”，只有守正创新，才是二者发展的通途。而那种自大的心态或殖民的方法，那种为“结合”而“结合”、为“体系”而“体系”、为“话语”而“话语”的凿空论道做法，实已被百余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杜维明的“儒学现代性”等“返本开新”观念希冀通过复兴儒学以开出当代文化的世界现代性路途，由于其脱离中国具体实际而难见成效；晚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物质转向”等诸多论说，也由于其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走向了他途。真正的“结合”，须抱守“日新其德”（周易）、“比中而行”（荀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的尊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态度，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取弘用精，方可实现器物、制度与文化的贯通利用与综合创新，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结合”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效果。 

　　具体来讲，在宏观“结合”路径上，就是要：“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灿然可观。”即要以“结合”为原点，认可阖辟成变之常理，坚持守正创新之通途。“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守正”不是沿门托钵，也不是对西方优秀文艺资源的简单否弃，而是要以传统为根脉，通过文艺的古今贯通与风格的东西互鉴，在传统、当代与未来的文化与文明对话交融视野中，为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的创造提供理论资源。 

　　同样，“创新”也不是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艺资源与中国当代文艺现实而另起炉灶、另立门户，恰恰相反，对于传统，应“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即要懂得基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抵制文化复古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杜绝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一方面，通过阐扬传统与现代性中的积极因子，使它们得以存续保留，以此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建设的最大资源；另一方面，还要用传统中的积极因子扬弃现代性的弊病，用现代性中超离传统的因子扬弃传统的痼疴，使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成为永葆活力的动态开放结构。在此结构中，激活传统与扬弃传统（守正不守旧），援引现代性与扬弃现代性（学西不媚西），成为互为表里的内容。 

　　在具体的结合的路径上，一是创新并发展经典概念的内涵，通过阐旧以辅新。如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已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经典概念，这一概念在过去的发展中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文艺重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也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艺兼重抽象“理论”与经验“批评”及其一体骈生的现实，在今天后信息时代的实际语境中，它还包含了人工智能环境中的“虚拟现实”与虚拟艺术现实。二是创造或引进新的文艺概念，通过陈新以生新。如“数字人文”及其批评，其有着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文学性语言。数字的物质性不是造物的实存特性，而是人与造物相互作用的存有特性，可感性、实践性、生成性是其典型特征。数字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人类族群创造边界的“变种人”/“后人类”（posthuman）文学，亦即“人—机”文学。“人—机”共创的文学生成现实，启示数字文学创作时“拟人论”与“拟物论”的双双在场：“拟人论”认可数字人工智能的创造性潜能，反对现代以来排他的主体性作者理论；“拟物论”高扬人的生物学基础，反对轴心时代以降人之创造精神本质的专属设定。“拟人论”与“拟物论”的杂族（hybrid）文学创作观，决定了数字文学的文本形态，是一种多要素主体跨类族的功能性建构。 

　　上述两条不同的“结合”路径，都不是概念形式的标新立异，而是概念内涵的深刻转化。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富有生命力的因子，并根据中国具体文艺实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则是将已被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因子（连同其现实内涵）注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获得中国文艺的历史与现实内涵。通过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艺实现了当代化世界化；通过后者，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二者最终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于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与艺术形态中。其中的“结合”正如同黑格尔当年针对德国哲学革命所提出的“德法同构”，即深厚的德国哲学传统必须用法国革命的现代性形式表现出来一样，守护民族性与认同现代性，必须在同一文艺形态中表现出来。当然，鉴于西方现代文艺并未完成现代性的所有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也未穷尽民族性的所有内涵，它们都留有未知的可能，因而一方面需要在文艺的民族性中揭橥并阐扬现代性，另一方面需要在文艺的现代性中回望并守护民族性，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中国当代文艺主体在哲学与历史两个方面均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同时代人”，从而超越马克思当年批评19世纪的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的讽喻。对于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建构而言，具体“结合”过程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首先要完成的是实现文艺民族化的特殊形式与世界化的普遍内容的统一，也即标举民族化的形式不是为了强调中国当代文艺的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通过特殊的形式强调普遍性的内容，消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亘古张力，从而使中国文艺的当代性建设区别于欧洲文明现代性中通过普遍的形式寻找特殊的内容的通常道路，而能够将普遍性的抽象形式对象化为具体的现实内容，使特殊性的形式包含普遍性的内容，特殊性的形式即可体现普遍性的内容。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之所以能够通过上述路径而实现“结合”，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彼此“契合”。“契合”的方式有二。 

　　一是相通者的“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经验主义与形而上学并重的认识论与文艺功用观，如《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唐代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反映论、人民功用观相契合。钟嵘《诗品序》提出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白居易《与元九书》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文艺起源论相契合。而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源远流长的“意象”文学创作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思维”“典型”文艺创作理论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通变观，如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的“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文心雕龙·通变》的“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等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文艺发展观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文质一体批评观，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尽善”“尽美”（《论语·八佾》）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恩格斯）、“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习近平）批评标准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凸显作者本位的“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等实践批评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学批评观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的“风”“雅”“颂”（《诗经》）文艺功用观，与马克思主义“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及其所传达的文艺功用观相契合；如此等等。 

　　二是相异者的“契合”。《礼记·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虽有着社会存在基础的差异，但相异者相生，相辅者相成。面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种“主义”的盛行，孙中山就曾在《社会主义精义》讲演中这样讲：“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结合”过程中，不仅相通者可以“契合”，相反相对者亦可以“契合”，并通过“契合”而“结合”出新东西，正所谓“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周易·系辞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易传·系辞下》）。异以贞同，杂以成文，这其中既包含了同一学科内不同概念内容的“契合”与“结合”，也包含了不同学科观念内容的“契合”与“结合”。前者如把中华优秀文艺思想中偏于浑整体验、直觉感悟的“美”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偏于观念思辨、逻辑推理的“意识形态”概念，根据其“契合”原理而“结合”为“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后者如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偏于物质意义的文艺“生产”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偏于精神意义的文艺“创作”观念，根据其“契合”原理而“结合”为“创意生产”“创意产业”等概念。再比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之抒情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写实传统，根据相异者“契合”原理而“结合”为“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命题。可以说，唯有通过相异者“契合”原理而进行的“结合”，才能做到“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文心雕龙·物色》），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结合”出真正创新性的果实。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具体“结合”过程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时代化，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当代化世界化，均非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精神与现实际遇中，吸纳其超越时代的公共性因子，使其成为当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结合”的过程，既是话语观念的“述状”过程，更是文艺形态的“述行”过程。一方面，要明白历史与传统本身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即必须重视“纲本”“故实”在“结合”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明白理论是灰色的，唯有在“世情”“时序”的具体实际中创新理论、发展理论，理论才不至于成为干枯的稻草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唯有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具体“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在民族形式与时代内容的碰撞中展现出新精神、新风格、新气派。 

　　三、“结合”的目的问题 

　　“结合”的目的问题主要回答的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结合，最终实现的形态是什么（“道”）的问题。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通变”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辩证发展观影响，文艺领域 “第二个结合”的直接目的，是塑造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艺观念与文艺形态，即：“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于当下中国文艺发展而言，“第二个结合”的直接目的，是创造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新的文艺与文化形态。“结合”的直接目的，不是固化若干文艺概念或理论命题，而是催生新的工艺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创造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由于这种“结合”铺展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因而由这种“结合”所催生的文艺新形态就同时具有中国性与世界性价值，即它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的现代化世界化，二者共同构成了文艺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基本表现形式。 

　　为了实现“结合”的这一直接目的，我们须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整体视野中建构中国现代文艺新形态；须以未来的人为目标，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激活保存于中国文艺特殊形式中的普遍性内容，建设中国当代文艺新形态，实现当代中国文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的目的；须通过文艺的交流互鉴，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成为中国的，而且使传统文艺成为现代的；须通过传统文艺与现代文艺、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融通互渗，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从特殊的地域与国族之“中国”文艺出发，经由普遍的文化与文明之“天下”文艺，最终抵达人类文艺新形态的目的。 

　　“第二个结合”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能够适应、介入并引领当下文艺现实发展的新文艺思想与新文艺话语，以使文艺创作与文艺思想产生良好的互动，并通过二者的互动发挥文艺的启蒙、教化、引导等多重功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主体性建设。文学史上长期流衍的“兴、观、群、怨”“普及与提高”等文艺功用理论，都曾勠力于文艺与文化主体性建设，因而中国当代文艺的一个重要使命，也在于其要通过创造人类文艺新形态的方式，使文艺成为书写时代社会生活与表达时代情感心灵的有益载体，成为涵养生机勃勃的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 

　　文艺与文化主体性建设，首要的是要激活文艺的创新与创造活力，实现文化领导权。在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语境下，实现文化领导权就是要坚持文艺的人民性立场。无论是先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还是汉唐以来“民者，君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民本思想，它们均为阶级族群概念，均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所追求的作为未来解放潜能的共同体（“人民”）相抵牾，因而需要将这些作为为他的、消极的、有限的人民主体性概念，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人民观念相融合，使其转化为自为的、自主的、自由的人民主体性概念。其次，要注意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主体性建设，不是伸张东方主义式的“文明优越论”，也不是重拾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式的“文明冲突论”，更不是张扬西方现代性以来铺张扬厉的工具理性，而是冀望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格局中倡行“文化间性”与文化自觉，通过反对“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文化偏颇论与单边主义，建设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第三种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如李大钊所言，实为一种“第三者”形态，一种“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和而不同，是这种形态的典型特征。 

　　总之，通过“第二个结合”，才能确立传统文艺与现代文艺的源流互质关系，形成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的交流互鉴格局，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观念的互证、互识、互补与融合、创造、发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