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引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两个结合与文学批评的使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12-13 作者:张成华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P186—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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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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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成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州510006)。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和实践意义。为深入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当代发展,2023年12月1—4日,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两个结合与文学批评的使命”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办。来自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40多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张江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两个结合”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与会学者围绕 “两个结合”的理论阐释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及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实践、中西汇通中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与西方文论的批评性解读、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思考及对当下新的文学文化现象的关注与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 

  一、“两个结合”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与批评实践。 

  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阐发了“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充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使其日益中国化与时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国旗研究员透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结合我国文艺发展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文艺创作的时代化、大众化、具体化等命题,既具体又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要求。 

  与会学者充分讨论了“两个结合”对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的指导意义。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提出,“两个结合”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启了广阔的天地,“两个结合”契合了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理论自觉的深切诉求,中国文学批评应该在与中国具体文学语境的结合中呈现中国学者自身的思考,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批评话语。西北大学谷鹏飞教授对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个结合”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创新确立了基本原则。深圳大学李健教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道路,提出“两个结合”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指导意义,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是站在现代的立场,加强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观念、范畴的阐释,赋予其现代意义,并将之切实运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 

  与会学者在对我国当前文学批评认识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中山大学程相占教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美学相结合的三个层面,并基于对“互动诠释法”的深入解读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美学相结合的诠释学基础。安庆师范大学江飞教授提出,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面临着“失语”“失身”“失心”的困境,而要走出这些困境,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杭州师范大学杨向荣教授基于对新媒介时代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的困境的认识,提出在新媒介时代应该遵循本土化经验、实践向度、审美性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西南大学寇鹏程教授则基于对我国“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正面人物”话语体系与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文学创作中建构“正面人物”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及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实践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过程反映着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发展。与会学者围绕着中国阐释学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提出,建设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应该走出西方阐释学的思维路径和话语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具体语境的结合中,吸收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优秀成分,促成理性和公共性的阐释。华南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提出,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都不重视阐释的目的。事实上,阐释的目的与前见(偏见)一样,一暗一明、一隐一显,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上海大学曾军教授提出一种总体阐释的文论,并具体论述了总体阐释文论的构想及实现的可能性。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卓今研究员深入阐述了文学阐释的意识规训问题,并对文学阐释的边界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 

  阐释学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有着具体的运用。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对当代文学应如何阐释的问题展开了细致的分析。在程光炜教授看来,“有效的阐释”不仅是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需要确立的立场,而且也是其应该设定的目标。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展开关于建设中国小说艺术批评的方法论的构想,并具体阐述了中国小说艺术批评的基本原理、方法、起点、研究体式等问题。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则基于蒋孔阳先生对《巴黎手稿》的阐释,呈现了蒋孔阳先生对美的本质、美的规律、自然美、文艺创作等命题的思考。 

  阐释学有其理论的延展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傅修延教授回顾了气味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符号意义,指出中国的伦理话语与嗅觉感知之间存在强关联,“熏陶”“感染”“气氛”和“氛围”等皆为华夏德育的核心话语。兰州大学张进教授则关注事件阐释学。事件阐释学从阐释本体和阐释方法、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阐释的革新意义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文本、物质、图像和行动等阐释模态之间的协同共轭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论说,对于中西阐释学的交融会通发展具有参照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与国外文论的批评性解读 

  “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文论资源,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 

  在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阐释方面,山东大学胡友峰教授基于对“新文科”建设的理解,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重点及其方法。南京师范大学江守义教授以明代历史小说为例,对作为中国小说接受手段的评点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山西大学郑伟教授提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的逻辑起点不应是对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回应,而是立足中国问题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互生成。湖南师范大学何林军教授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或阐释的方式之一的体悟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对国外文艺理论的批评性解读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孙士聪教授基于对列宁《黑格尔笔记》的深入解读指出,列宁的黑格尔阅读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辩证思想结构中的黑格尔根源与主观逻辑,呈现出与青年马克思及其《巴黎手稿》相当一致的立场,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教授聚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我国学术界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但在讨论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转换为本土化文学理论问题,推进了当代文论的创新发展。南京大学蓝江教授基于对乔纳森·克拉里提出的资本主义控制下数字焦土观念提出,破除数字焦土的希望在于延续福柯和本雅明的道路,发掘被资本主义平台和算法遗漏的剩余数据。华东师范大学汤拥华教授以柄谷行人有关言文一致的论说为中心,展开了关于透明性、他者语言学与混杂的风景问题的讨论。 

  四、对当下新的文学、文化现象的关注 

  与会学者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还聚焦当下新的文学、文化现实,进行理论阐述。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吴俊教授聚焦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研究及学科认知问题,详细阐述了文学批评史写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立论的基础以及规范。广州大学陶东风教授聚焦文学研究自主性问题,对文学研究中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文学批评具体语境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山大学张均教授聚焦当代文学批评的史料问题,提出当代文学史研究要么“重‘史’轻‘文’,偏离文学之本义”,要么“‘史料’与‘问题’脱节,偏离研究之本义”,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亟须形成新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叶祝弟主编提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批评中得以确证,也需要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争鸣应遵循底线伦理、对话伦理和宽容原则。西安交通大学妥建清教授提出通过与文艺批评、文学理论等文艺接受实践的对话,将开启新的文艺阐释的空间。 

  在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关注方面,华南师范大学凌逾教授聚焦融媒介文学批评问题,提出构建融媒介文艺批评需研究融媒介文艺创造之道、摈弃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立足于中华文化、适应网媒载体、注重“线上+线下”批评,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媒介文艺批评实践。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教授详细阐述了作为“数字人文 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应具备的智能化与数字人文主义两个特征,并基于对这两个特征的阐述,分析了“数字人文 2.0”的新媒介文艺批评的原则与实践方向。 

  “两个结合”为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我国文学批评话语及文学批评实践的原则和方法,有助于在文学批评中展示中国特色,凝练标识性概念,凸显文化自信。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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