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兼具意识形态和美学意义。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广义上说，文化的观念包括各种人类知识形态，包括习俗信仰、社会构造、种族、宗教或社会群体的特征等。”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文化是人类所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文学是文化的反映和表达方式，二者相互依存、影响，甚至相互塑造：文化是文学生产的环境，是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也是文学所创造或改造的对象；文学是文化的产物和映射，其形态也会受文化制约，但也可能对文化产生某种反作用力。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文学，常被看作一种外部研究，但若就文学与文化间相互胶着的关系而言，也涉及内部研究。因为文学的一些内部要素也会受到某种文化的“孵化”“催化”甚至“异化”。文学在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为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表达着人类共同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情感。在全球化时代，文学通过跨文化书写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互鉴。儿童文学也参与其中，以跨文化书写的方式架起一座座传播文化的彩虹桥。 

　　新世纪以来，跨文化书写成为儿童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兴现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文化建构的意义。它拓宽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视野和格局，帮助儿童读者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互鉴。创作这类题材的作家一般都具有跨国界或跨文化的生活经验，其亲身经历有助于更真切地表达跨文化体验。中国儿童小说中的跨文化书写有着鲜明的“寻绎”意味，即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态度等问题进行寻根、推求或追怀。英国学者彼得·亨特指出：“儿童文学研究处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两极之间。”本文聚焦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小说的跨文化书写现象，挖掘其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探索其文化传播与文学表现的可能性。 

　　一、平行视野中的文化比照与互鉴 

　　拥有鲜明的跨文化书写意识的作家大多侨居国外。身处异域文化，他们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并自觉比较和思考中外文化的异同。旅德作家程玮和旅法作家邹凡凡即是代表。她们的作品用中文书写、在中国出版，其故事多以“系列”形式推出，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叙事风景。 

　　程玮新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少女的红围巾》《少女的红衬衣》《俄罗斯娃娃的秘密》以及“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周末与米兰聊天”系列小说等。“少女红书系”小说聚焦于少女成长故事，将少女的成长置于中西方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碰撞之中。如在《少女的红衬衣》中，十四岁的双胞胎姐妹汤妮和汤莉玩起了交换身份的游戏。来自德国的汤妮为生活于中国的汤莉打开了世界文化的窗户，其勇敢洒脱的性格也使原本文静柔弱的汤莉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寄寓了作者对中国少女从保守被动走向独立自主的期盼。程玮在书写少女精神成长时关注其情感意识、家庭关系、文化冲突等，她笔下的少女们的成长都经历了由不同文化经验的碰撞而带来的思想震撼，进而引发内在的精神蜕变。程玮成功地将宽阔的文化背景与深沉的文化思考融入少女成长主题中，拓展了成长小说的文化内涵。 

　　“聊天”系列小说展现了中西间的文明互鉴。生活在德国的华人女孩米兰与德国老太太爱丽丝在一场场“专题”聊天中打开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世界。“周末与爱丽丝聊天”系列小说以观瞻西方文化为主，涉及礼仪、家庭、情感、财富等议题；而“周末与米兰聊天”系列小说则以中国文化为重心，探索并诠释中华文化的特质。米兰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感到骄傲，在汲取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精神成长。两个“聊天”系列小说以对话的形式表现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并以相互尊重和欣赏的态度考量二者的文化精髓。该系列以并列对照的结构，“在东西方文化的逡巡与对话之中建构了多元互补的文化认同，形成了交往融通之后达成的饱满的文化主体性……在去向和来处的对举和相互照耀中经历‘远行—归来’，确认自身的文化归属和开放立场”。 

　　居于他乡的中国作家追寻中华文化，源自其文化乡愁，也源自清醒的文化考量和自觉的文化使命。从猎奇异域文化的“秘密之旅”三部曲，到回归中华文化的“奇域笔记”系列，旅法作家邹凡凡凭借自身的跨文化经验，以虚构或写实的方式创作了以文化为核心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虚构性的“奇域笔记”系列中，邹凡凡将文化寻根演绎成引人入胜的寻宝历险记。十四岁的少女夏小蝉将自己在网上开的古董铺命名为“奇域”，与少年冯川一起展开了猎“奇”的文化之旅。“奇域”之“奇”在于古董本身，更在于揭秘这些古董所经历的奇遇。这些奇遇切换了不同的时空，所涉猎的时空囊括古今中外，更涵盖了对未来智能科技的遐想，使主人公的文化追寻过程兼具历史感和现代感。 

　　 邹凡凡以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细腻生动的文笔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奏乐的陶俑》中，夏小蝉在编钟的演奏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以抒情笔调赞叹：“每个音都余韵绵长，仿佛从亘古直达永恒，让听者敬畏、沉思、回忆起并不存在然而依稀置身过的更为美好的秘境。什么是天籁，这就是。”她还以西方教堂中的管风琴声作类比，映照其光华。有些作品也表现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的沟通，如《一片青花瓷》和《远古守护者》讲述了中外少年共同探寻人类文化秘密的故事。邹凡凡的跨文化呼吁是：“爱自己的文化，了解整个人类的文化，从传统开始触碰未来，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在文化领域对整个世界有更深更广的影响……”“奇域笔记”系列旨在帮助中国儿童建立文化自信，形成开阔的文化视野。作者倡导“美善合一”的文化伦理，在展现风雅、壮烈的文化历史画卷时，也展现了友善、无私的情义画卷。 

　　文化互鉴在邹凡凡的写实小说《华灯初上》中有着更为鲜明的呈现，这部作品是关于法国巴黎和中国南京的“双城记”。作者借助法国华裔女孩黎雨宁的视角，在探寻一盏古灯来历的过程中描述了从建筑、风物、美食到文学等的“文化时间胶囊”。黎雨宁在满怀惊奇的发现中逐渐领悟：是祖辈的故事让自己成为现在的自己，而民族文脉则是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链接。作者追寻中华文化历史，同时观照中法文化的对比和古今文化的遇合，拓展了文化寻根的时空维度。 

　　这些作品多采用平行对比式的叙事构思，涉及中外不同的实体物理空间和精神文化空间，而穿梭在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旅人”则充当文化“信使”。这种跨文化书写在多个平行时空中进行对文化源头的回望和对未来的眺望，而作家们对个体情感和心灵深处的凝望则使得这一具有广度的跨文化书写拥有了暖心的温度。他们以温润的笔致传递对民族文化的自豪及对所有宝贵的人类文明的喜爱，为中国儿童打开一扇扇丰富多彩的文化之窗，并激发其对文明互鉴的好奇和探索。 

　　二、跨国友谊中的文化与趣味共融 

　　侨居国外的作家因为对异域文化深入了解而有着跨文化书写的优势，而另一些在外国短暂生活过、作为文化过客的作家也有其惊鸿一瞥之下的新鲜觉察，如荆凡的《遥远的彩虹班》、荆歌的“西班牙三部曲”等。在这些作品中，暂居异国的中国孩子发现不同文化趣味并与外国同学建立友谊的过程成为故事的核心情节，尽管其中会经历些许困难或波折。 

　　荆凡的《遥远的彩虹班》以作者赴南非探亲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记述了文化过客的生活境遇与思想认知。南非是个融汇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彩虹之国”，中国男孩苏远一家也以开放的心态与当地人交往。苏远妈妈在当地华侨和外国友人的请求下，于开普敦创办了中文学习班，以优雅的中国诗词来传递中国语言文化。“在异国他乡的汉语荒漠里，他们竟然在这小小的书房里挖出了一口母语的井，养育了一片小小的、小小的绿洲。”书名中的“彩虹班”喻指由中国语言文化凝聚起的国际友谊，而首尾多次描写的不同颜色汇聚的圆形田地则象征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 

　　 苏州作家荆歌一向喜爱书写以江南为背景的成长故事，但他却凭借在西班牙短暂生活的经验另辟蹊径地创作了“西班牙三部曲”，即《你好马德里》《西班牙爸爸》《托莱多电影》。他看到华人在西班牙的生活“有一种既不同于我们本土中国人也不同于欧洲人的质地，他们有独特的生活地图和精神地图，两幅地图既有重叠，也各有其秘密的部分”。“中国特质”在异域文化的衬托下得以凸显，其中，音乐是“西班牙三部曲”里多次出现的一种“文化角色”或“身份角色”。“身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但却又有无数的踪迹令人感到身份是稳定的……身份叙事的出现需要独特身份的记号和踪迹的某些重复。”荆歌喜欢在音乐里体会“美、崇高、清洁和丰富”，他将音乐设为“西班牙三部曲”中异国风情的主调，同时又不忘融入中国音乐。《你好马德里》中的苏州少女梅子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通过音乐建立了与异国友人彼此间信任的桥梁。而合唱团将赴中国演出的消息令所有的孩子欢呼雀跃，则意味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与国际友谊的升温。在《西班牙爸爸》中，音乐是中国养女与西班牙养父之间的情感“胶水”。中西合璧的演奏让跨越血统的父女心心相印，而父亲出售心爱的大提琴资助中国女孩上学的举动也体现了超越国界的无私之爱。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西班牙爸爸》中，西班牙老音乐家专为华人女孩谱写《茉莉花》歌曲的主题变奏，给她增加了自豪和信心。各民族的音乐各具文化特色，同时又超越文化的差异进入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担当沟通情感甚至灵魂的桥梁。 

　　上述作品描绘了异国文化之趣，同时也发掘了自身文化之长，表现了中外文化的汇通。跨国友谊构成了贯通两个文化世界的重要线索，而来自中国的小主人公们也大多在异国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从误解到理解、从隔膜到融合的过程。小说中的冲突涟漪微起、转瞬即逝，而不同民族的孩子在文化交汇中的成长则静水流深。“在不同文化的对照甚至碰撞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辨识自身文化的优异与缺失，去芜存菁地吸收异域文化以取长补短，在保持自己身份之际又扩展自己的世界，并思考可以有何增进文化交流的作为并付诸实践。” 

　　相比身为海外移民后代的作家对华裔儿童在双重文化身份中挣扎的书写，中国本土作家笔下的中国儿童由于文化身份的单一性和身份认同的明确性，在涉猎异国文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化取向的纠结。因此这种文化融合的写作展现出轻盈、平和的风格。尽管这种对文化分歧的圆润化处理方式未能发掘异国社会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对跨国文化之间矛盾的揭示力度也不够，但就儿童文学本身而言，“儿童文学要达到美学的完满性，需通过对称的安排或从缺乏状态发展为充沛状态。”这一理想化处理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传统与内涵，即由文化的“和合”走向身份之“和谐”、情感之“和乐”及艺术之“和美”。 

　　三、历史追溯中的文化与人生纵深 

　　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跨文化书写具有平面性（往往也寓含平等性）的现实观照意义，而具有历史性的跨文化书写则是一种纵深式掘进，对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交织的探索能赋予这类书写以更为深厚的文化气度。这些小说在叙事视角上大多将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相结合，在叙事架构上往往将当下时空和历史时空相结合。作家们捡拾多种与长时段人生相关的故事，来检视跨文化的历史境遇和其中的生存之义。 

　　挖掘历史纵深的跨文化书写大多包含苦难叙事。曹文轩的《蜻蜓眼》是一部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跨文化小说，故事以女孩阿梅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讲述她的爷爷奶奶缘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异国婚恋。小说在一家人多舛的命运历史中展现了他们相互扶持的亲情，并以阿梅的视角描绘了法国奶奶的优雅与高贵,以及在坎坷际遇中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法国奶奶的文化气质与精神风貌滋养了小梅的心灵成长，寓含了作家对于文化所关联的人格和道义并重的考量。 

　　 黄蓓佳在《白棉花》《野蜂飞舞》《太平洋，大西洋》等近年创作的战争历史题材的儿童小说中也融入跨文化因素。《白棉花》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救助受伤的美国飞行员的故事，呈现了战火中的跨国情谊。《野蜂飞舞》延续了《白棉花》中美国飞虎队支援中国抗战的题材，讲述了沈天路在飞虎队员马克的影响下成为飞行员、为了抗击侵略者而英勇牺牲的故事。小说以女孩黄橙子学习弹奏外国钢琴曲《野蜂飞舞》为线索，深情地表现了中外人士相互扶持、共同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国际情怀。《太平洋，大西洋》则进一步扩大了跨国界书写的范围，侨居海外的老爷爷拜托来自中国合唱团的孩子们帮他寻找童年的好友。“太平洋”这一空间包含不同时间的交叉叙事：一边是当下孩子的寻人过程和他们自身的成长；另一边是战争时代国立幼童音乐学校师生们的艰难历程。丁帆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复调书写的意义：“这种和声的艺术张力是远远大于‘单调’小说叙事的，而它唤醒的却是和声效果背后巨大的人物性格历史悲剧的审美内涵”。其叙事非但指向文化本身，更指向历史的劫难与人性的关怀。 

　　保冬妮的《夏天见》讲述了三位女性近百年来的人生历程。故事从年迈的三人从海内外共赴跨世纪之约开始，以回忆的形式倒叙成长故事：从三个女孩进福缘寺小学读书开始，到升入慕贞女中相伴学习后分开为止。小说表现民国时期的教育景观并涉及跨文化内涵：婉珍因父母双亡而选择就读免费的教会学校，在美国基督教会老师的带领下皈依宗教；思想解放的蕙儿不信神的存在，只相信自己的奋斗，她挑战了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露西则不管信仰，只醉心音乐。不同的人生经历给她们带来了不同的思想和气质，她们细碎的回忆中涌动着时代的风云，也氤氲其内心的雾霭。她们在历史、文化和命运的洪流中找寻自己的方向，新旧交织的思想与多元并存的文化影响了她们的成长轨迹和人生抉择。 

　　 关于早期海外华工的历史题材也于近年来进入了中国儿童小说的视野。燃木的《星岛女孩》描写了从佛山到新加坡打工的“红头巾”们团结奋斗的故事。她们虽有不幸的身世，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更以宽大的慈悲心集体将孤女米粒抚养成人。米粒深受其精神品质的影响，从小就懂事体贴、吃苦耐劳、勇敢坚强。自尊自强的“红头巾”们是在海外艰难生活的泥淖里怒放的花丛，有着柔韧的根茎、质朴的枝叶，也有滴血的明艳。小说还聚焦于中国贫苦女孩米粒和中英混血的富家女孩艾丽娅之间的交往，两人酷爱的东西方神话弥合了阶级地位和性格差异造成的隔阂。在米粒的鼓励和帮助下，艾丽娅与自己逆来顺受的中国母亲共同反抗了独断专行的英国父亲，反映了不同文化精神的较量。小说情意饱满，谱写了一曲海外女性华工坚忍的生命之歌与感人肺腑的道义之歌。殷健灵在长篇小说《帆》中以春令为主角的一条线索侧重表现海外华工后代的身份认同。被收养的华人女孩春令早年在新西兰备受身份认同的煎熬，直至长大后回中国行医时才找到了民族身份的价值归属。她的人生境遇关联着“我是谁”的精神叩问，其曲折的追寻道路被一代代的华裔所重复。“中国，中国——她们在它之外，但它，永远在她们之内。”小说真正的着眼点在于个体生存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寻找。殷健灵在回答记者关于“国际化”写作方向的问题时这样阐述：“要说‘国际化’，并不等同于多元文化背景，本质上还是应该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关注儿童和人的本身，正像之前谈到的，人性永恒。”《帆》透过跨时空书写，将文化的广度、生活的厚度及人性的深度相关联，形成了具有温度和肌理的叙事。 

　　“红头巾”“帆”“蜻蜓眼”等在故事中是一种文化意象，“携带着个人之痛和历史创伤，铭刻着爱情、亲情、友情之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不会说话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它们既是故事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同时，也是无言的讲述者。”这些文化意象内涵丰富，兼具生活、生命、情感、精神或成长之意味。此类小说在过去与现实的交替叙述中进行跨文化书写，激发读者与先辈的家国情怀产生同感共振。跨文化的历史场域提供了他国社会中的文化景象，小说以文化和情义兼备的叙事直抵人类共同的生存之义与心灵困境。 

　　结语 

　　 中国儿童小说的跨文化书写是对聚焦本土的中国式童年书写的重要补充，在异域文化中映照了中国童年和文化的特色和价值，是“另一种形态”的中国式童年。“‘书写’本身就意味着它总是提供许多新的阅读、新的回应——因此也提供新的责任。”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跨文化书写肩负多重文化责任：既要“拿来”外国的文化精华，也要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更要与时俱进地反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以描写跨文化现象为核心的儿童小说兼具民族性、现代性、主体性与能动性，不仅拓展了儿童文学自身的思想领域和美学范畴，更以其对话性、开放性、包容性和理想性的特征对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文明交流形成文明比较，通过文明比较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所短和他者拥有的所长，从而产生文明互动、借鉴他者的文明自觉。”儿童小说中的跨文化书写可以通过丰富生动的情境展示文化多样性，培养儿童理解多样文化、包容不同文化的能力，使他们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能够融入多元文化的世界。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儿童文学对国际沟通和建造人类共同家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英国学者金伯利·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强调了儿童文学之于文化改造的意义，“要承认写给儿童的书——以及日益增多的其他叙事形式——孕育并植入了关于社会、认知和美学的变化”。毕竟，文学是有能动性的，它不是文化的被动反映，而是具有主动塑造文化的力量，因为“叙事话语暗地里提供给读者一些可能的主体地位”，跨文化的儿童小说以鲜明或含蓄的方式传递文化观念和思想，启发儿童对跨文化问题进行发散思考，在认同或思辨中对文化进行二次阐释甚至创新性理解和运用，这正是儿童小说跨文化书写春风化雨般的影响与回响之所在。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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