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公共性成为近年来重要的研究课题。文学批评作为阐释的一种形态，从根本上说，它具有公共性。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本文着眼于文学批评与历史的关系，从文学批评与历史事实、文学理论史、文学史三者的动态互动入手，分析文学批评如何以历史为桥梁通向公共阐释。从理论上明确文学批评以历史为桥梁通向公共阐释的内在机制，可以使文学批评更自觉地处理与历史的复杂关系，提升文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一、历史事实与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历史学是建立于历史事实描述基础上的科学。正是以历史事实描述为根基，历史学才可能获得广泛认同，也才可能有效摆脱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侵蚀。历史学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应该被一切人文社会科学所重视和秉持。文学批评固然强调对作品的真知灼见和独特发现，但它也要充分倚重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介绍和描述。历史事实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本来面目的认知即成为事实认知。根植于事物客观性的历史事实认知避免了认识的任意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因此当我们碰到‘事物的本质’这个表述时，它的要点显然是说，那可供我们使用并由我们支配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自身的存在，这使它能够抵制我们用不适当的方式去使用它。”文学批评准确地进行客观历史事实的介绍和描述，使其成为事实认知，也因此扩大了认同、获得了公信力。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依据孟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把文学批评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大致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诗”“书”构成的文本“原义”，“人”构成的作者“原意”，“世”构成的历史语境。第一类历史事实是文本“原义”。文学文本一经创作出来，其“原义”就已经存在，成为历史事实，而探究此“原义”就成为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任务。文学批评可以对作家、读者、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析评论，但它要获得公信力、得到专业的认可，作为历史事实的文本及其最初含义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所在。“面对文本，承认和考证其本义是首要。不可将己心强制于文本，以私意取代文本之义。”文本“原义”呈现于文本的语言中，它是一个凝定于文本语言之中的历史事实。艾柯强调探究“文本意图”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时说：“作品‘本文’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文学批评的阐释评价，建立于对文本本义探究基础之上，舍此本义的追索，阐释和批评只能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其公共性也就无从谈起。 

　　 文学批评中需要面对的第二类历史事实是作者“原意”。作者意图的在场，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对待此历史事实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批评的公正与确当。承认作者意图的在场，承认文学批评活动中尊重作者意图的必要性，可以有效提升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在批评史的发展历程中，对作者意图的强调和重视长期成为文学批评的自觉行为。这缘自一个朴素的观念：既然作品是作者的创造物，为了更好阐释和批评作品，回到作者及其意图那里去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孟子对此就有自觉的认识，他的“以意逆志”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在西方，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可被称之为“重构阐释学”，他认为阐释的目的就是复建作者的意图。“在应用艺术之前，我们必须首先通过客观的和主观的重构使自身与作者等同。”“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作者的意识。”“与作者等同”“进入作者的意识”这些说法表明了施莱尔马赫对重构作者意图的重视和强调。19世纪以圣伯夫为代表的传记批评大行其道，批评家们努力从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轨迹、个性特征等因素探寻作者意图，以此来理解和阐发作品。20世纪以来以新批评的“意图谬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等理论为标志，试图把作者及其意图驱逐出文学批评。但无论理论如何斩钉截铁地宣布“作者之死”，批评实践中却很难将作者因素完全排除在外。 

　　 文学批评中需要面对的第三类历史事实是文本之外的创作语境、时代背景等因素。这种因素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和规约了创作。批评者有效深入地“论世”，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创作的奥秘，保证了批评的公信度和生命力。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派别坚决将批评视野局限于文本自身，完全切断对文本之外其他因素的探讨，这就导致其批评格局日益狭窄逼仄，虽煊赫一时，却难逃衰败命运。对时代历史因素的关注，从来都是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对创作背景、时代特质、审美风尚等情况的如实描述，都会使文学批评在事实复现的忠实度上获得信任与好感。丹纳的《艺术哲学》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深刻启示。丹纳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不厌其烦地举了大量实际例子，“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我想应用而已经为一切精神科学开始采用的近代方法，不过是把人类的事业，特别是艺术品，看做事实和产品，指出它们的特征，探求它们的原因”。在丹纳看来，批评家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对种族、环境和时代的面貌有准确的把握和了解。显然，丹纳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他对“事实”的重视和精确描绘，使他的批评和研究文字丝毫没有理论研究的玄虚之气，而是充满了让人信赖的踏实严谨。 

　　 文学批评尊重历史事实，努力还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为文学批评公共性的获得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并非对历史事实进行准确介绍和描述，就能使文学批评一定成为公共阐释。从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并非是在认知的层面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再现和复制，而是从批评者自己境遇出发对历史事实的阐释。无论是以文本形态呈现的文本原义、作者原意，还是以事实形态呈现的创作语境和时代背景，都是文学批评的阐释对象。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意义上揭示了阐释的本质：“解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事物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一向已有在世界之领会中展开出来的因缘；解释无非是把这一因缘解释出来而已。”在文学批评的阐释中，历史事实就不再是单纯的事实本身，不再是与批评者无关的客观存在之物，它是与阐释主体密切相关的阐释对象，“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正是在强调理解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的意义上，伽达默尔批评了历史客观主义未能达到真理。历史客观主义把历史视为一种僵死的过去之物、固定不变的过去存在。文学批评面对历史事实，将其视为确证批评者存在的理解和阐释对象，理解历史对象，也就是批评者自我敞开、澄明的过程，理解对象与自我确立、自我理解在文学批评中成为同一活动。在文学批评中，批评者与历史事实进行了对话交流，进行了视域融合互渗。批评主体立足当下境遇，将历史激活，使其从过去延伸至当下，并向未来敞开。文学批评不是复建重构文本原义、作者原意和历史语境，它进行的工作“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批评的结果是生成了“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这种“普遍性的提升”，“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的建构，使得文学批评展示了自己敞开文本的能力，从而成为公共领域内的有效言说。 

　　 文学批评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它与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有着性质和形态上的区别。文学批评观照、描述和阐发历史事实的过程，同时成为对历史事实进行照亮、澄明、赋予意义的过程，经此过程，历史事实摆脱了客观存在的自在性，我们可以将这种历史事实称为“批评真实”。这种批评真实不以对客观真实的机械复制为目标，它充分渗透了批评家对文本内容、历史语境和作者因素的真知灼见。钱锺书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批评家对待事实的态度，也应作如是观。文学批评一方面要进行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事实认知，另一方面也要对此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此价值判断建基于事实认知。客观存在的事实成为被灵眼觑见、被妙手捉住的批评真实，它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原初真实状态，又传达出批评家的情感与智慧，比起历史存在中的事实，它更富魅力、更有感染力。文学批评既有遵循客观性的事实认知，又有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二者融合于一体，形成了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批评真实。这种批评真实成为文学批评提供的公共知识和公共精神产品，由此，文学批评通往了公共阐释。 

　　二、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着眼于文学理论动态发展的历史，也即文学理论史，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理论史对文学批评的支持何以使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纵观文学理论史，每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总是以一种公共知识的形态出现，它引导、规约着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之途。这种引导、规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理论史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关于文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为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奠定了话语平台。并不存在一种包打天下的大一统文学理论，当今时代的文学理论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各家各派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迥然相异。如新批评认为文学和社会、作者、读者无关，它是一种语言的编织物，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文学产生于人的幽深隐秘的无意识深渊。在这种前提之下，所谓阐释的公共性，并非指一个阐释的结果被所有人接受和承认，而是说它在一个特定的人群和范围内被认可。公共性更重要的是指此阐释结果即使不被接受为“正确”，也被承认是一种有根据、有影响的说法，因而在扩展视野、求同存异的原则下被认为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也就是说，在一定人群和范围内被认为是合理的，或是可以扩展对文学理解的阐释，都可被视为公共阐释。在此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成为公共阐释，即意味着它在一定范围内被认为有根据、有影响，而文学理论就能提供这种根据、扩大这种影响。既然每一种文学理论“都以不同的假设为出发点，追寻一个特定的目标，范围上各有局限，并且产生出它的竞争者们无法产生的东西”，那么从这种理论出发的文学批评就具有了公共阐释的可能。任何文学理论都是一种话语的建构，都以一种对文学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这一基本假设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知识形态而深入人心。由此，这种理论就为从其出发的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奠定了话语平台。 

　　 第二，文学理论史为文学批评提供阐释的范式，为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设置了路径。20世纪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批评的重心放置于意义的阐释，文本意义的探求成为各批评派别的核心诉求。各种批评理论从各自的思想资源出发，形成了阐发文本意义的不同理论范式。各范式之间彼此竞争，充分彰显了阐释多元存在的整体格局和状态。同一范式有着共同的阐释思路和框架，有着共同的旨趣追求和阐释目标，有着相近的阐释流程和操作过程，有着大致相同的批评洞见和智慧，也基本存在着相似的盲区和弱点。可以说，一种理论上的阐释范式的建立，就相当于为文学文本意义的阐发提供了一种方向，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同时也暗含了必然的限度。同一阐释范式内部，因为共同的目标、旨趣和流程，形成了阐释共同体，阐释的结果在此共同体内部容易获得认同和肯定。如新批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新批评的强势使其成为批评领域内的公共言说。即使作为一个独立派别运动的新批评已经成为过去式，但它的理论范式在文学批评中被接受和继承下来，成为能够汇聚批评共识的成熟理论范式，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新批评派某些论点已成了公认的真理，某些方法也成了文学批评中习用的方法”。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彼此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不可通约性”，但影响巨大的理论范式都会强力向其他理论范式渗透，由此就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公共阐释的可能性。各种文学理论在经过20世纪的震荡调整期后，已经为系统整合提供了历史的可能与机遇，这也就为理论范式走出自己封闭的狭小天地、融入一个更大理论空间打下了基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尊重不同、承认差异、交流沟通、取长补短，会使文学研究走向一个更为阔大的舞台。 

　　 第三，文学理论史为文学批评提供价值评判的标准，为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准备了价值标尺。在公共认可的批评标准之下，文本的价值才得以衡量，文学批评的言说才是有效的，它才可能成为公共话语。若批评标准混乱失序，文学批评只能陷入各说各话的尴尬之中，批评的价值评判自然也难以被认同。钟嵘在《诗品序》中论及当时的“王公缙绅之士”在谈诗时陷入了“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的状况，究其根源在于因人人“随其嗜欲”而导致的“准的无依”。因没有评判可依的“准的”，也就是文学批评标准的缺失，进行诗文品鉴时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下判断，这样的批评只能沦为没有根据的个人印象。21世纪网络文学的迅猛勃兴，让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难以有效评判。一时间，主流批评面对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患上了“失语症”，即使勉强谈论几句，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接受。历史一再证明，文学批评无法成为公共言说的时期，总是批评标准混乱缺失的时期，是文学理论没有负担起建立科学、有效标准的时期。要想使文学批评从“失语”状态摆脱出来，文学理论需要根据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情况，提炼出一定范围内适用的文学批评标准。文学批评标准不是自动生成的，它是理论家深刻洞察时代语境和文学状态的产物，是对“什么是理想形态的文学”的动态观照和科学总结。从文学理论史来看，中外有突出贡献的文学理论家大都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文学批评实践以这些标准衡量评判文学文本，才可能确立批评的可信度、有效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这个标准被确立后，历代儒者论诗皆着眼于诗歌的思想是否纯正。尽管历代对“无邪”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在“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下，人们谈诗论文因有了统一尺度而增进了评判的有效性。 

　　 文学理论史所能提供的关于文学的基本假设前提、阐释的范式和价值评判的标准之所以在批评中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的公共知识，是一种有限和相对的共识。以此共识为前提，文学批评即具有了公共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文学理论更新、扩展、深化的过程。如果文学理论只是固定的公式和定理，文学批评只是将这固定的公式和定理硬套于生动活泼的作品头上，那么作品似乎只是成了印证理论正确性的例证和注脚，这样的“强制阐释”自然不具有公信力，也自然成不了公共阐释。当前，传统的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评早已远离批评的主战场，没有文学理论的文学批评是无法想象的。但文学理论本身也处于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理论的动态发展确保其不是一种僵硬、死板的条条框框。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不同，它是一种“软理论”，它从事的是一种“试探性工作”，“它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而考虑到框架之中吸纳进被观察到的数据，这一假设又可以因之而改变”。这样的一种“软理论”，在面对文本时绝不像“硬理论”那样完全覆盖现象，它与文本之间是一种彼此试探、彼此质询、彼此激发的关系。在理论与文本的碰撞之间，理论释放了它的潜能，它像一束光一般照亮了文本，激活了文本，文本的意义就此得以生发和建构；文本反过来又冲击了理论的基本假设，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深化、扩展、更新了理论。理论与文本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有赖于批评作为中介。文学批评面对的是最新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正是因为“新”，作品和现象就不能被以前的理论完全阐释，它发出了调整、更新理论的吁求。批评家敏锐捕捉到新的作品、现象与理论之间的矛盾、错位，提出了新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从而发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生成理论，它才成为“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此种更新、扩展、深化了的文学理论，经过进一步理论提炼和实践检验，又会成为公共知识。这里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方面，它是从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实践中总结、提炼、抽象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文学批评的前提，运用于文学批评，可以对文本、现象进行有效阐释。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进行了一个互相生成、互相确证的动态运动过程：理论是批评的前提和基础，批评是理论的运用和实践；批评过程中又生成理论，理论在批评实践中发展。文学理论的更迭发展构成了文学理论史，文学理论史以公共知识的形态和面貌出现，文学理论史的公共知识提供了批评的前提，批评又生成了文学理论史的公共知识。 

　　三、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公共性 

　　同文学理论史一样，文学史也深度参与了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不同于自然科学活动之处在于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批评主体的个性和色彩深刻烙印于批评实践中，但不能因此说文学批评就是纯粹的个人自我言说。文学批评的自我言说要通向更为阔大的公共空间。文学批评中文学史因素的存在，有效提升了文学批评阐释和判断的客观性，避免了文学批评因失去客观性而沦为私人阐释。文学史之于文学批评公共性的提升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史为判断当下作家作品提供了历史依据。文学批评的工作，离不开文学史的支持和介入。“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艾略特的这番话强调了文学批评中历史因素的重要性：对艺术家的评价，只能将其放置于一个较大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凸显其意义，离开文学史的秩序，文学批评的评价只能流于浮光掠影的主观印象。韦勒克和沃伦从否定的意义上谈及文学批评中文学史的不可或缺：“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判断的错误”“搞不清楚”“误解”就使得文学批评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自然也堵塞了通向公共阐释之路。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为了批评的公正、有效，总是有着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别林斯基在谈论果戈理的小说时说：“我并非无意地赘述了一般的诗歌，作为体裁看的中篇小说以及俄国的中篇小说：只要我能发挥我的意见，读者就会看到，这一切题目相互间都有着本质的关系。”别林斯基在俄国中篇小说的全部历程中，即玛尔林斯基、奥陀耶夫斯基、波戈金、波列伏依、巴甫洛夫的序列中确定了果戈理的文学地位。 

　　 第二，文学史为理解文学现象提供了历史累积的结果和经验。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历史中的文学文本。此文本的意义当然是阐释主体筹划的结果，但它同时“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批评者要承认和尊重此种意义累积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意义的筹划活动。任何筹划活动都在阐释主体的历史境遇中展开，阐释在一代代无止境的历史中展开。每一代阐释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都从前代接续了一些东西，又给后代留存了一些东西。前代的阐释成为今天批评要面对的历史遗产，这份历史遗产为今天的阐释奠定了更为扎实、厚重、可信赖的基础，“纵观历来对这一作品的解释和批评，以此作为探求它的全部意义的途径，将是十分有益的”。今天我们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和阐释时，文学史中累积的意义成为批评和阐释的基础。无视这个基础，任何批评和阐释都会成为无根浮萍、空中楼阁，都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任。今天的批评和阐释，也是向文学史中滚雪球一般历代不断累积的意义表达敬意、进行对话，以此为据开辟新的意义生发的可能和空间。第二种情况，文学批评面对的是当代新涌现的文学现象。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也是历史的延续，并非和历史全无关系，它们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文学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文学史中与此相近、相似的文学现象，会给批评者以历史的经验和启示。历史中对文学现象的解读的累积，为今日之批评展开了似曾相识的历史画卷，批评的洞见和智慧就在这种似曾相识中生发出来。面对今日批评的难题，回顾文学史、求助文学史，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策略。这样的一种策略，也许并不一定在批评行文中直接显现，即在批评中可以不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文学史作为阐释和判断的经验来源，总会隐在地起着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批评能否成为被人认可的公共话语。 

　　 第三，文学史的丰富为批评超越个人好恶提供了基础。毫无疑问，文学批评的阐释和判断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强烈的个人色彩，这是批评的特点，也是批评的魅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批评家就大声疾呼“我所评论的就是我”，极力倡导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意识。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意识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把文学批评等同于单纯个人好恶和爱憎的表达。文学批评只有超越个体的一己之私，才能建构公共话语，走向公共阐释。在刘勰看来，人们常常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但在文学批评中，若一味“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就会呈现出“各执一隅之解”的批评弊端。对此批评之弊，刘勰提出的解决之道一是要“博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见识广博，才能有“圆照之象”；二是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克服个人的偏好，才能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刘勰其实给批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全面开阔的识见、兼容并包的胸襟等。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回到文学史汲取智慧。在对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文学有丰富多样的类型、风格，有层出不穷的思潮、流派，它的背后有相互交织的思想与文化……文学的复杂性充分展现在文学史叙述中。了解文学史，即是从纵向历史演进角度了解文学本身的多样性，领悟文学复杂的社会脉络与走向，认识文学发展的多维背景与动力。有了这样的理念和眼光，刘勰所谓的“博观”自然得以实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也成为可能。 

　　 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必然具备文学史的知识结构和视野。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史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保障其批评客观、有效的知识前提和方法论。绝难想象，一个缺乏文学史知识、无视文学史启示的人，会进行有效的批评言说。文学史给予文学批评的支持，体现在它使文学批评的言说能够得到文学演进历史的确证，从而保障了文学批评的客观性。文学史对文学批评的支持是批评公共性的来源之一。批评是生成文学史的重要力量，而文学史是一种公共知识，批评能够提供公共知识，这成为批评公共性的又一来源。文学批评能够生成文学史，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文学史在给作家历史定位的时候，一定要借助文学批评的阐释、判断的过程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家都是文学批评家。其次，文学批评为文学史的书写进行了初步的判断和筛选。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进行文学史书写的史家，也很难将那一时段的文学作品完全阅读完，因此他凭借当时文学批评选择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就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这个作品海量涌现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这种筛选作品的意义更为凸显。文学批评的判断，深刻规约了文学史的面貌。最后，历代文学批评成为文学史书写必不可少的史料。文学批评是对当下作品、现象的及时阐释和判断，这种“当下性”保留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时代信息。时过境迁，当时的文学批评就成为珍贵的史料。总之，文学批评能够生成文学史，文学史脱离不了文学批评的支持和介入。这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就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学史成为文学批评的前提和依据，文学批评支持、生成了文学史。在现有的学科体制和教育版图中，文学史无疑是一种可靠的公共知识，以公共知识的形态被传播和接受。文学批评以公共知识为前提和依据，又产生出公共知识，由此，文学批评确证、提升了公共性。 

　　 文学批评的公共性，来源于它的前提和结果，而此前提和结果都和历史息息相关。就前提而言，“人之理解非由白板而起，阐释表达理解，其前提准备当然丰富、精细。阐释之所以公共，是因为阐释的全部前提，来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在阐释过程中连续发生作用，为阐释提供可能”。文学批评的三个前提都被历史赋予：文学批评以描述历史事实为起点，以文学理论史提供的各种具体理论为依据，以文学史知识为阐释和判断的基础，这三者使文学批评建立于客观事实和公共知识基础之上，批评的公共性由此得以确证。就结果而言，文学批评不仅是对知识的接受，同时也是知识的产出与提供。文学批评在与历史事实、文学理论史和文学史的动态互动过程中，彰显了其生产性的意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批评事实”，更新和发展了文学理论史，支持和生成了文学史。这种可靠知识的生产，提升了批评的公共性。批评的前提和结果，是无限的动态循环过程。批评以历史事实和历史公共知识为基础而展开，但它不以对事实的复制和知识的确认为最终目的，它更新和生成了可靠知识，这种可靠知识在历史中被承认，汇入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又成为以后批评的确定性前提。这样，历史进入了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也生成了历史。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历史成为文学批评走向公共阐释的桥梁。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